羽戈：青年学者、作家。皖北人，生于1982年，200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致力于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撰有《从黄昏起飞》《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百年孤影》《酒罢问君三语》《少年游》《岂有文章觉天下》《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鹅城人物志》《不为什么而读书》《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等。
谁用运气换呼吸，谁用灵魂换稻米。
——万有青年旅店《乌云典当记》
新京报：这个春节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心态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起伏？
羽 戈：
避难期间，城乡各住数日，生活并无差异，无非读书、写作、喝酒，陪儿子玩乐，看各种坏消息，体验失语之痛，反抗冷漠与绝望，在阴霾之下等待阳光。从溪口乡下返城当日，曾清点家中储备，发现最富余的居然是酒，白酒、黄酒、红酒、啤酒、清酒、杨梅酒、青梅酒、红梅酒等无所不有。按我的酒量，至少可喝一个月。遂改张恨水诗自遣：
已无余力忧天下，且把微醺度灾年。
说到灾年，我曾预判今年恐怕要一波三折，不料开端仓皇至此，不知伊于胡底。有人说以史为鉴，如巴枯宁所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们不要再那么样。”周作人却反驳道：“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有人问未来如何，更难作答，甚至连一句虚弱的场面话都说不出口。乐观伤人，悲观伤心。在此不言国泰，不言世安，惟愿每一个体，在风雨之中善自珍摄，稳扎稳打，不忧不惧。
新京报：春节假期在读哪些书？可否简单介绍一下，阅读过程中有什么感想？
羽 戈：
原计划今年二月做一期缅甸游学，主题之一即缅甸社会转型，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为参照。日本、中国台湾的转型史，本已烂熟于心，略补两课即可。
关于韩国转型，此前更多通过电影来了解，来路不正，令我耿耿，借此机会，决定大补韩国史。所读书目包括水野俊平《韩国的故事：一个日本人眼中的韩国历史》、朴泰均《韩国现代史：十个代表性事件的深度解读》、巴里·艾肯格林、德怀特·H·铂金斯、申宽浩《从奇迹到成熟：韩国转型经验》、尹保云《民主与本土文化：韩国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唐睿《体制性吸纳与东亚国家政治转型：韩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比较》，以及朴正熙、金大中、卢武铉等韩国总统的传记或回忆录等
（我最感兴趣的反而是朴正熙）
。
电影《华丽的假期》海报，以韩国“五·一八”事件为背景，公映于2007年。
老实说，相比《华丽的休假》《辩护人》等韩国电影，韩国史书给我的观感，实在味同嚼蜡，不过有些东西，如韩国“五·一八”事件，就像埋在地下的火，无论用什么媒介，文字或者影像，稍一触发，便可在我眼前燃烧起来。
新京报：春节期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在这特殊时期有何特殊感想吗？
羽 戈：
已戒电影近十年。同是补课之故，看了韩国电影《挖掘机》《1987：黎明到来的那一天》。与名震一时的《华丽的休假》《出租车司机》一样，《挖掘机》的主题也是韩国“五·一八”事件，不过视角有异，第一部从正面拍，第二部从侧面拍，第三部从背面拍。《1987》顾名思义，讲述了韩国转型的最后一击，其场景之宏大，气氛之壮烈，堪称史诗。
算了算，我看过的韩国政治电影已经不下十部，这座富矿，埋藏的不仅是历史，还是未来，不仅是选择，还是命运。观影至此，渐渐明了，韩国国歌所唱“无穷花，三千里，华丽江山”，富有什么意味，何以如此动人。
新京报：是否有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有何特殊感受？
羽 戈：
本想把前两年的音频课《知识与国运》整理成书，斟酌再三，还是作罢。一来困于疫情，心如悬旌，难以集中注意力，埋首故纸堆；二来发觉所试图警示的东西，正在现实逐步上演，而且愈演愈烈，夫复何言。
读史早知今日事，既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能大略看清时代的走向，不幸的是只能坐视今人重蹈覆辙而无能为力。
新京报：你对疫情有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
羽 戈：
在乡下曾制一表，统计我所关注的省份与城市每日新增病例走势，坚持了三五日，主动放弃。因为官方所发布的数据，旨在呈现的只是疫情走势与舆论导向，与真相难免有些出入。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取决于运气、你对这个国家与人性的认知，以及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新京报：疫情期间，对你冲击最大的事件是哪一件？
羽 戈：
冲击最大的事件应是武汉封城之后，各地纷纷封路，尤其农村封路的场景，大有群魔乱舞之势。
起初我大加讥嘲，后来则有反思，曾在朋友圈写道：“各地封路一事，友朋多加批评，比之为义和团，斥之为狭隘、愚蠢等，我则有些保留意见。趋利避害，人之本性，正如武汉封城前夕，在武汉的人纷纷出逃一样，以封路等手段，阻止他们进入自己的地盘，希图自保，乃是博弈之常态，虽不值得赞许，却也不宜苛责
（不妨扪心自问，假如你是当事人，该当如何抉择）
。不去批评首恶，反而以大义责难民众，这样的高调，不唱也罢。”
新京报：此次疫情对你个人生活而言，主要存在哪些方面的冲击？
羽 戈：
从喉咙到肚皮，从肉身到灵魂，无不深受疫情冲击。困守家中，缺乏运动，肚子上长了二斤赘肉；初三回安徽老家与二月到缅甸游学的计划均告泡汤，远方朋友的亲人被病毒带走，却留下了对抗世界的勇气……昨天这个元宵节，外无烟花，内无歌声，可能是我这半生度过的最清冷的一个节日。
新京报：居家隔离期间，做得最多的事情是什么？
羽 戈：
读书。一面读书，一面观世，不由想起周作人的总结：“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
（《灯下读书论》）
新京报：对于这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问题？
羽 戈：
……
新京报：防疫期间，在阅读记忆中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
羽 戈：
加缪《鼠疫》已经成为必读书，这里我想推荐另外两本。一是中国人的作品：冯志阳《庚子救援研究》。一百二十年前，庚子国难在北方发作，南方除了自保，还有救援。其名曰“东南官绅商民合力筹办”，实质则以民间为主体，以乡谊为基础，李鸿章称之为“造端于各人各家亲友之相赈，扩充为同省同旗官民之普济”。要言之，灾难之善后，民间力量不可或缺，有时比官方更具效用。《庚子救援研究》一书即着眼于此。今日读之，想必有所启示。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名作《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本书为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幸存者口述实录。
二是外国人的作品：S·A·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又名《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相比《鼠疫》，也许当下我们更迫切需要阅读这本书。如《纽约时报》所评价的那样：“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就像那些残留在幸存者身上的辐射。”然而谁也无法想象，切尔诺贝利之后，幸存二字的重量。
试举一例。书中写到一位“切尔诺贝利的孩子”，一个畸形婴儿，“我的女儿刚生出来的时候，看上去并不像一个婴儿，倒像是一个小布袋，一个用无数小布头缝补而成的布袋。她全身上下找不到一个开口处，只有两只眼睛露在外面。”医生对护士小声说：“那个女孩生下来时穿的不是胎衣，而是盔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