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似乎注定要成为给人类带来惊喜或惊吓的年份，北京时间2月10日，韩国电影《寄生虫》问鼎第9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与最佳国际电影，同时导演和编剧之一的奉俊昊也获得了最佳导演与最佳原创剧本两项大奖。《寄生虫》成为本届奥斯卡的最大赢家。

《寄生虫》成为本届奥斯卡的最大赢家。

作为一个亚洲国家，能在奥斯卡独得如此多的大奖确属不易，难怪韩国总统文在寅会专门发贺电对创作团队表示祝贺。

《寄生虫》是由奉俊昊执导，宋康昊、李善均、赵茹珍、崔宇植、朴素丹等主演的剧情片，于2019年5月30日在韩国上映 ，2019年10月11日在北美上映。《寄生虫》讲述一个一家四口全是无业游民的家庭，直到积极向上的长子靠着伪造的文凭到富豪朴社长家应征家教，两个天差地远的家庭因而被卷入一连串意外事件中。

《寄生虫》，社会阶层中山峰与山谷的意外相撞。

从剧本构思来看，《寄生虫》的巧妙之处在于让处于韩国社会顶端和底层的两个家庭意外相撞，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和时间内凸显了贫富差距之大和社会撕裂之剧。不过，如果将镜头拉远，我们会看到这些年来，反应社会贫富悬殊的电视剧、电影几乎早已在韩国成为了一场风潮，《燃烧》、《雪国列车》、《天空之城》等一系列影视作品都是其中的翘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视作品中，相当一部分的最初构思不是韩国自产（《燃烧》改编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烧谷仓》，《雪国列车》则改编自法国同名科幻漫画），韩国影视人急于将这些剧本版权买来拍成电影，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该类题材在韩国多么受公众欢迎。

比《寄生虫》更加写实的《燃烧》。

充满隐喻的《雪国列车》。

这类控诉贫富差距的电影走红的背后，是韩国民众目前越发强烈的对现实贫富差距的不满与焦虑。

但问题是，这种焦虑为何在韩国只能被拍成电影来“卖惨”呢？

2019年，“泥勺阶层”一词成为韩国公众和媒体最为熟悉的年度词汇，《韩国时报》称，所谓的“勺子理论”最早出现在韩国网络社区，2015年前后开始逐渐风靡。这套理论将韩国年轻人的经济地位大体分为6个阶层，处于社会最顶端、“衔着金勺子出生”的富二代们的家庭总资产普遍超过200万美元、家庭年收入平均在20万美元以上；“银勺阶层”次之，总资产在100万至200万美元之间；在“银勺”之后，还有“铜勺”“木勺”“塑料勺”等几个阶层。而最惨的则是最底端的“泥勺阶层”——这意味着其家庭总资产不超过5万美元，月收入不高于1000美元，他们所租住的寓所是韩国大城市特有的“超小户型”，日常饮食、起居、如厕全部要在6平方米的空间内进行。

《寄生虫》剧照。

讽刺的是，这种公寓原本是家境优渥的年轻人迈向“远大前程”的第一步——比如为了备考公务员而租下的书房，如今它们却逐渐变成了“泥勺阶层”的长久性栖身之地。这些人栖息在与《寄生虫》一家极为相似的地下室内，除了靠伪造文凭这样的不法手段，几乎看不到翻身的希望。

也就是说，韩国社会面临的不仅是贫富分化，还有更为严重的贫富固化。

2019年9月，韩国民调机构对3200多名年轻人进行了一项调研，结果显示超过3/4的受访者认为“父母的背景是子女成功的关键所在”。韩国媒体认为，这种悲观情绪源自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的进一步扩大：根据官方数据，在上届朴槿惠政府执政期间，韩国精英阶层的平均收入是社会底层的4.9倍，这一数值已经足够掀起推翻朴槿惠的滔天巨浪。而如今这个比例已扩大到5.5倍之多，文在寅政府却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韩国政府对贫富差距问题束手无策呢？不少分析指出，韩国经济早前赖以腾飞的财阀体制恐怕难辞其咎。

韩国财阀的影响力之大体现在英文中有一个专门的单词“chaebol”，该词干脆是由韩文直接音译而来，就是韩语中的“财阀”。

其实，“财阀”的概念最初起源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朝鲜战争时期，二战后，日本旧财阀在美国主导的解体令中式微，但韩国财阀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兴盛之路。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虽然获得了政治独立，但经济却陷入混乱和停滞，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援助。

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掌握韩国政权后，由于其早年受过系统的日式教育，对财阀制度对国家经济的效用十分迷信，政府于是将国家财富和资源高度集中，举全国之力发展石化、钢铁、机械、造船等重化工业，并限制外商投资，将国内产业与外部竞争隔离开来。

在政府政策倾斜和金融支持下，韩国财阀在这一时期大举进攻重工业，规模迅速扩张，并在短时间里具备了在世界舞台上与国外企业竞争的能力。

此后经过近60年的发展，对于今天的韩国人来说，财阀已经发展成犹如空气般的存在。根据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目前韩国有45家企业集团符合财阀的传统定义。但韩国财阀化的特点不仅体现在国家经济高度依赖财阀，而且在财阀这一形态内部也呈现出规模两极分化的现象，只有少数几家财阀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三星、现代、LG、SK是韩国财阀之首，仅这四大集团拥有的资产就占国家总资产的26%，销售额占韩国企业总销售额的20%。在股市，2014年时四大财阀在总市值的占比已经上升到接近一半。而在这四大财阀当中，仅三星一家的营收就占韩国GDP超过20%，也难怪《华盛顿邮报》曾经把韩国称作“三星共和国”，说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三样东西：死亡、税收和三星。

韩国财阀在政治的慷慨庇护下崛起，而随着它们越来越壮大，又反过来裹挟政治，政客们依靠财阀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来竞选，也依赖财阀经济增长来创造政绩，政客和财阀之间相互输送利益、相互支持已成为韩国宪政的后台运作模式。

《寄生虫》剧照。

而独大的财阀们扼杀了韩国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也压榨了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财阀企业营业利润大幅增长54.8%，在全国企业营业利润中的占比达到了40.8%，但由于财阀企业数量仅占韩国企业数量的0.2%，且财阀企业的大部分增长来自半导体等就业创造能力低的企业，这意味着不断膨胀的财阀盈利并不能转化为就业增长。

而由于政商之间的高度抱团，韩国政府对财阀赤裸裸侵占民众利益的问题是压根不敢管的。由于曾经喊出“打倒财阀”的口号，现在人们将希望寄托在文在寅身上。2017年5月，文在寅在民众强烈的改革呼声中上台，他承诺破除财阀特权，改善垄断问题。具体措施包括导入集中投票制、多重代表诉讼制、工人推荐理事制，加强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股份义务持有比率，限制子公司之间的资本出资。希望通过这些举措来限制财阀高层权力。

但这些做法在文在寅执政后并没有获得落实，文在寅所属的民主党，在国民大会299个议席之中仅占128席，未达半数，任何触动财阀利益（反对党称之为“国本”）的改革案都不会被通过。

所以，韩国政府鼓励影视作品多反映相关问题也是有自身动机的：财阀势力太强大了，不凝聚一下民意难以对其构成挑战。

但另一方面，韩国民众对财阀的态度也十分矛盾。尽管舆论对财阀的特权和不公充满了愤怒，但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能进入财阀旗下企业工作仍然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毕竟其他企业的平均工资只有财阀的约60%左右。还有很多民众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认为财阀的垮台会造成韩国的经济危机，甚至“三星没了韩国就完蛋了”。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对财阀体制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能获得足够的民意支持。即便韩国人对贫富分化再恨之入骨，也会投鼠忌器。

所以，眼下的韩国人只能眼看着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的加剧，却毫无办法，偶尔只能在电影院里借着相关题材电影发发牢骚。文在寅寄来的祝贺信，大约也是这个意思吧——曾经高喊“打倒财阀”的他，如今何尝没有感到深深的无力感，除了借影视作品凝聚一下民众共识，政府也确实做不了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