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援鄂的山东齐鲁医院在48小时内编出《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实用手册》的硬核操作，在网上引来热议。毕竟，在大众印象里，武汉虽然是个与成都、重庆齐名的大都市，武汉的方言却不像“四川话”那么具有“存在感”。
《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实用手册》封面
《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实用手册》内容
南方的北方话
武汉所在的湖北省，在中国的地理教材上，向来被视为“南方”的一部分。不过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就是可以差得这么远——在汉语方言学上，武汉方言偏偏属于“北方方言”。占汉语人口70%的“北方方言”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因此武汉方言比起东南沿海的一些方言来说，显然要好懂一些。就拿最常用的人称代词来说，武汉话跟北京话一样都说“我、你、他”，而没有“侬（上海话）”、“汝（厦门话）”或者“佢（广州话）”这样的说法。
北方方言词汇比较
当然，再好懂的方言，总有些外地人搞不清楚的独有词汇。武汉方言里的“拐子”就是如此。全国人民听懂这个词估计都困难不大，但初听之下搞错意思大概也是十有八九。武汉话里的“拐子”不是“拐棍”的意思而是对“哥哥”的称呼，包括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的“大哥”。追根溯源，这个词来自民国时代的武汉“码头文化”。当时在长江沿线有最大两个帮派“青帮”和“洪帮”。帮派一般都有自己的黑话暗语，俗称“行话”。“拐子”一词就是流行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源于“洪帮”的行话。用“拐子”一词称呼“哥哥”（武汉话里并不是没有“哥哥”一词）更能体现出说话者讲究江湖义气、哥儿们情谊的特点。
旧时的汉口码头
无论如何，武汉人说的毕竟是“北方话”。这当然与武汉“九省通衢”的地位脱不开干系。只要略微看一看地图就能发现，武汉三镇控长江中游的咽喉，扼南北交通要冲。明末清初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记要》里就说，“湖广居八省之中，最为闳衍，山川险固，自古称雄武焉。中原有事，盖必争之地也。”反过来，正是因为江汉流域距关中和河南较近，黄河流域稍有风吹草动，便有北人往此迁移，成为了河南等地南迁人民的集中地。北方移民或是从今河南中部大致经今京广线一带南下，或是从关中越秦岭至汉中盆地顺汉水而下，最后都汇聚于襄阳，然后再由汉水东南下，进入江汉平原。
武汉三镇
唐朝天宝十四年（755 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历时八年之久，战祸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引起中原地区的人民大规模南下。所谓“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湖北江陵到湖南常德一带的户口顿时增加了十倍，朝廷并因而设立了荆南节度使辖区。如此大量的移民在短时期内的到来，必然带来北方方言的巨大冲击，从而取代了荆南地区的固有方言，就此奠定了武汉归于“北方话区”的基础。
与此同时，楚地原本“楚语”的特色却日益淡化了。北宋的苏东坡在自己的诗里就感叹，“日暮江天静，无人唱楚辞”。在《楚辞》里常见的“睇（看）”字在汉代尚是江汉流域的特色词汇，到如今却成了粤方言的“专利”，反而今天的武汉人从来不说了。另一个从《楚辞》传承下来的“陂（山坡，引申为水渠）”字武汉人倒是天天挂在嘴边，只不过只用于“黄陂”这一个地名而已了。
东北方的西南官话
北方方言一直是汉民族的通行语，于是旧时也叫做“官话”。在“官话”的下位区分里，武汉话属于“北方方言”里的“西南官话”。
顾名思义，“西南官话”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它是一个地跨九省区，人口近三亿的超级方言。其中，四川与湖北因长江而相连，水路在古代最便于移民，故明清两代分别出现了“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热潮，以致今四川至少有一半人是来自当时的湖广，因此“（四川话）受湖北话的影响最大，可以说是以湖北话为基础，经过长期的演变而形成了现今的四川话。”
西南官话分布图
由于这个原因，武汉话的不少词汇，在西南地区许多地方看来其实毫不稀奇。有人就因此在网上戏谑，“四川队”与“重庆队”是不需要这本《武汉方言实用手册》的。比如齐鲁医院需要专门备注发音（mao de）的“冇得”一词，是“没有”的意思。这个词在四川各地的方言里也很常见，只不过又写作“没得”而已。与之类似的还有做“腿”解的“胯子”，也是四川人听得懂的武汉话。至于湖南，虽然大多数地方说的并非西南官话，但由于同属“湖广”的历史渊源，表示孩子的“伢”字，在武汉话和长沙话里就都可以听到。
语音上同样如此，武汉话里的声母平翘舌不分，n与l不对立，以及韵母中的前后鼻音（in-ing，en-eng）不分这些特点，同样也是西南官话的普遍特征。特别是其中的最后一个语言现象，从晚唐诗人胡曾的《戏妻族语不正》诗中的“唤针将作真”与“总道是天因（阴）”两句来看，在一千多年多就已初露端倪了。近来有位日本女演员的姓名写作“能年玲奈”，读起来也是实在难为武汉人了。
当然，大同之下有小异。在中国社科院编撰的两版（1987年与2012年）的《中国语言地图集》里，对西南官话的下位划分颇有一些不同，但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武汉差不多位于西南官话的东北边界上，其方言与如今在媒体上几乎成为“西南官话”代名词的成都、重庆方言毕竟有所不同（湖北省内方言最接近成渝话的是宜昌和恩施）。即便是同出一源的词汇，也逐渐萌生了差异。武汉话里的“堂客”原本既指妻子也泛指已结婚的妇女。现在，“堂客”在湖南、四川等地仍指称妻子，但在武汉话中“堂客”是旧称并含有轻蔑的意味，带上一层贬义的感情色彩。
湖北方言分区图
除此之外，武汉话里还有些奇怪的“有音无字”现象（通常被看作南方方言特征）。比如用作长条状的东西（手枪、机关枪、笔、秤）的量词，武汉话读作“管”。名词“管”的特征是“中空”，但“一管秤”却并不中空。“破译”这个字的“密码”在武汉东面的黄冈。当地方言把“杆”念作“管”。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知道，武汉话里的这个写不出来的量词，自然也是“杆”字。
黄冈在方言分区上已经不属于西南官话区，其方言（江淮官话黄孝片）实际上是赣方言在后期官话化的产物。追根溯源的话，明代初期“洪武大移民”中的“江西填湖广”，导致江西移民在江汉流域的总人口中大约占了40%左右，赣方言的成分因此也就留在了当地方言里。晚至19世纪中期，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里还记载，“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而谭其骧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写《湖南人由来考》时则评论道，“且平江、湘阴而北之湖南人，以其为南昌人后裔之故，而有‘湖北味’，则自此直可以想见，即湖北省之人，其大半当亦为南昌人之后裔也”，说明湖北方言中的赣方言成分是很浓厚的，武汉话自然概莫能外。
《汉口竹枝词》
章太炎心中的普通话
在方言地图上，武汉三镇被江淮官话黄孝片三面包围。其情形大概与民国学人胡以鲁在《国语学草创》所说的“江宁在江南，杭州在浙江”有几分相似，“其督抚治所，音与他府县绝异，略似中原”。清代的武汉是湖广总督、湖北巡抚的驻地，与北京朝廷往来频繁。武汉话较之周边方言更少“土音”，因此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有趣的是，这位胡以鲁对武汉话评价很高，所谓“居中国之中，尔雅正大之夏音产地也。其中，武昌、汉阳之音，又为醇中之醇”。这样的看法倒与章太炎不谋而合，后者干脆在《国语学草创》的序里写道，“南北相较，惟江汉处其中流，江陵武昌，韵纽皆正，然犹须旁采州国，以成夏声”。这俨然是要把武汉话看作是普通话的候选了。
《国语学草创》书成于1912年，正是清政府宣告退位的这年。众所周知章太炎向来怀有强烈的反清情绪，不知他对武汉话的推崇，与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有没有关系？
武昌起义
说起武昌起义。其中还有一段关于武汉方言的逸事。《武汉文史资料 第1辑》记载了当时革命军士兵万业才的回忆：“辛亥革命”时为了辨别武昌城内的满洲旗人，革命军在城门口设卡，令过路人念出“666”。这当然不是一个世纪前的古人在玩“快手”，而是因为旗人虽通汉语，学会地道武昌口音的却没几个，武昌话的“666”读作“nou be nou si nou”，其中“六”的读音与京腔大异，于是那些“期望学湖北腔蒙混过关”的旗人仍旧难逃落网。以此看来，多学些语言，终究有益无害，说不定哪天还能派上用场，也未可知。
武汉话当然没有成为普通话或者国语，而只是成为日后坊间诸多“差一票成国语”段子中的替补选手之一。但到民国年间，武汉已经成为与“大上海”齐名的“大武汉”。武汉话中的一句民谚就说明了当时的情形：“武昌的钱是顶着的；汉阳的钱是晒着的；汉口的钱是堆着的”。武昌是湖北政治中心，大小衙门遍布，官员的俸禄微薄，钱财全靠头顶上的官帽所代表的权利去换取。长江上有上游排放来的竹料，可供三镇之需。这些竹料需要晒干才能保存长久，在汉阳鹦鹉洲一带有着最大的晾晒木料场，这就是“汉阳的钱是晒着的”的来历。“汉口的钱是堆着的”就更不言而喻了，自从汉口开商埠以来，逐渐成为了“天下四聚”之一，这里堆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货物，堆满了生意人，堆满了商铺，自然这钱也就堆起来了。
民国时期的武汉
也是从晚清民国以来，武汉话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就拿“人让肉”这类字的声母读音来说，根据1899年外国传教士编写的《汉音集字》的记载，是跟普通话差不多的“r”。到了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1948年编撰《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时候，这类字的声母大部分混入了“l”。结果到了如今，这些字在武汉话的发音却走了“回头路”，重新变成了“r”，与普通话又一致起来了。这当然是解放以后文教水平提高的结果。
同样是由于普通话的影响，武汉话的一些词汇也有了新旧两种说法。带有南方方言色彩的“鸡公”、“鸡婆”逐渐被来自通用语的“公鸡”、“母鸡”取代。有趣的是，“恶鸡婆”与“叫鸡公”倒是没有随之变成“恶母鸡”与“叫公鸡”，前者在武汉方言中用来指称很凶的女人，而后者则从公鸡的形态引申为指代那些好胜心强，不服输，有主见，遇到对手，好指责，喜挑剔，爱抬杠的一类人。也正是因为这些独具地方特色的鲜活词语至今存在于武汉人口中的缘故，援鄂医疗队才需要一本《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实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