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王赓武著，

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216页，24.00新加坡元

为何讲述？

2018年，海外华人研究中国历史最富成果、同年出生的两位学者余英时和王赓武先生都出版了回忆录。余先生因为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力，再加上回忆录为中文著作，出版后洛阳纸贵，台北的书店一度脱销。王赓武在新加坡出版的英文回忆录《此处非故里》（

Home Is Not Here

），则相对少人关注。王赓武的回忆录主要关于自己从出生到十九岁之前的成长经历。作者交代，写作此书的初衷，意在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使子女们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同时以此纪念已经往生的作者父母。后来，王赓武受到了一些积极从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人士的启发，认识到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其实是“偏颇”的：他对过去的理解受到欧洲史以及儒家观念的影响，但对当事人对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的所思所感却注意不够。因此，他决定将这一为子女而写的回忆文字修改出版，留下一份当事人对于过去的个人化记录，以此鼓励更多人来分享自己的经历。

王赓武

王赓武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马来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大学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他学识渊博，对五代史、东南亚与中国关系史、海洋史、世界史，以及海外华人史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如今尽管年事已高，仍然学术成果不断。最近几年，王赓武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本是英文书

Renewal: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

（后翻译成中文在内地出版，书名为“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另一本为《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因为传记只涉及年少的时光，对于那些试图了解他的研究和行政生涯，一窥其史学研究的门径，或学术圈恩怨的读者，难免失望。据该书的编辑透露，王赓武先生目前也并无续写自传的计划，这部书很有可能就是他留给世界唯一的回忆录。然而，如果将这部自传放入民国史和东南亚史的背景中来解读，却是了解民国时期一个中国家庭在南洋的生活经历，一些华人的国族认同如何发生改变的珍贵记录。王赓武先生一直主张，“海外华人应该被置于他们各自的国家背景下进行研究，需要摆脱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心论”。因此，该回忆录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这一视角与他个人经历的关联。

《更新中国》和《王赓武谈世界史》

怡保与南京

王赓武十九岁前曾住过三个国家，荷属印尼、英属马来亚和中华民国。他坦言，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马来亚的怡保，另一个是南京。他于1930年出生于荷属印尼的泗水，父亲王宓文当时担任泗水华侨中学校长。王宓文生于1903年，祖籍江苏泰州。少时在家读四书五经，“五四”运动后，入新学堂学数理与英文，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的高等师范学校。他爱好文学，又想提高英语，选择了英国文学为专业。毕业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南洋华校招聘中文教师，王宓文因中英皆通，被聘用。他先后在印尼、新加坡多所中学担任教师或校长。1931年他担任英属马来亚霹雳州华校视学官，二战后升任马来亚教育总长华校总视学官，退休后曾出任某中学校长，一生致力于新马华校的教育。王宓文工于书法、音韵学与旧体诗，留下不少作品，收入2002年王赓武编辑出版的《王宓文纪念集》中。但王宓文毕竟不同于旧时的儒生，他国学有根基，同时也受过英文教育，并服务英属马来亚联邦教育行政官署多年。据师友回忆，他英语流利，仿佛英校出身，连走路姿势都很像英国人，但谈吐、举止、风度，甚至思想作风等，仍是儒者风度。

母亲丁俨于1905年出身江苏东台一个仕宦家庭，民国后家道逐渐衰落。因为家庭保守，儿女都不许上新式学校。科举废止后，仍习儒学。除家务针绣外，她陪兄弟辈读书写字，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依父母之命，她嫁给了从未谋面的穷家读书人王宓文，并愿意跟丈夫下南洋，操持家务。

王赓武和父母，1930年代摄于怡保。

王赓武从小在马来亚霹雳州的怡保市长大。怡保因为有锡矿，需要劳力，大量华工进入，华人也成为了该镇人口最多的族群。怡保的华人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当时华人通常以地缘和方言区分亲疏，因此从江苏过去的王宓文夫妇尽管与他们相处和谐，但交往不多。他们交往最多的，还是来自江浙一带的受过较好教育的那些人。当时的怡保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英属马来当局统治下的多族群的城镇。各族群社会地位不同，分工各异。英国人是殖民者，从事管理工作，华人和印度人做工或从商，马来人则住在郊区山村里，从事农业。因此，王赓武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多族群的社会，学会了与不同族群的人相处。

进入二十世纪后，英国人开始认为，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马来亚的英国殖民政府也支持该理念，但说得多，做得少，没能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同时，因为不同族群在殖民地社会中担任不同的经济角色，教育要为此服务，因此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倾向于让各个族群接受本族群语言的教育，以培训学生担当殖民社会中各自的经济角色。再加上大部分华人认为自己在马来亚只是侨居，早晚会回到祖国，应该学习母语。因此马来亚华人的子女基本都进入华校，接受中文教育。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宓文被聘请至南洋华校任教的原因。

王赓武和爪哇保姆

与大部分华人选择让孩子上华校，接受中文教育不同，王宓文却选择让孩子上英校，这对孩子的一生影响巨大。据王赓武解释，父亲爱好英国文学，尽管在大学里以此为专业，一直遗憾未能从小开始学习英语。他认为既然有机会，就应该让儿子早点开始学习英语。至于中文及儒家经典，他自信自己可以在家教授，不必入华校。从此，王赓武在英校接受英语教育，回家跟父亲学习中文。1942年，日本占领马来亚，因为父亲不愿意儿子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终止了儿子的学校教育。幸运的是，当时父亲受马来亚教育部官员委托，管理由英国商人、官员寄存的大量英文书，而其中的文学书成为王赓武的英文读物，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提高了英语阅读能力。战时有华人邻居发现王赓武懂英语，于是安排他偷听收音机中的英语新闻，报告战事最新进展情况，这又大大提高了他的英语听力。1947年，父母终于有了回国的条件，举家返回了南京。一年后，因父亲身体不适，父母只好返回马来亚。王赓武已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学，入读外文系。1948年11月，国共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在徐州打响，离南京不远，中央大学遂停办。1948年12月，因担心儿子的安全，王赓武父母不仅多次写信催促，并买好了船票。他尽管并不情愿，仍返回怡保与父母团聚，之后进入新加坡马来亚大学继续学业。

家在中国

正如书名“此处非故里”所示，马来亚的怡保虽然是王赓武全家生活之处，父母却从未打算在此定居。像当时大部分下南洋的中国人一样，出国只是为了经济目的，随时准备回国，这是一种典型的“华侨”心态。王赓武从记事起，父母就一直在为回国作计划，家庭的一切安排都围绕此一目的。为了减少回国的费用，父母甚至只要了一个孩子。因为无意久留，父母对当地的政治没有兴趣，也与当地人少有交往，甚至有些当地华人举办的活动也从不参加，偶尔去镇上也只为购物或看电影。因为文化上的优越感，父母对当地不无偏见，如母亲曾认为热带水果不健康，不许儿子食用。因为人在他乡，未能与亲人团聚，思乡之苦使得父母常为儿子构建出一个他们唯恐会失去的美好中国。因为儿子出生在异国他乡，父母怕他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断给他讲述中国的事情，母亲还尤其积极。为将来回国计，母亲在王赓武三岁就开始教他学习中文。即使父亲选择让儿子进英校，也主要是为利用在国外学习英语的便利，将来回国后可能无此条件，并非要他落地生根。在家里，父母则辅导儿子学习古文，从《三字经》《千字文》开始，“孔融让梨”和“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亦是进行道德教育的素材。

因为家庭的影响，王赓武从小就确信，自己的家在中国，并很快会回去。然而，生在泗水，长在怡保这一多族群环境下的王赓武，与父母的经历毕竟不同，对中国和马来亚的认同亦有差异。父母对当地的事务缺少参与的兴趣，但王赓武却很喜欢怡保，觉得这里的生活很自在。英校的教育使用英属殖民地的通用教材，学校将学生当成英属马来亚人，并试图让学生学会崇拜英国。同班的同学基本来自各个族群的精英家庭，因此在学校里，王赓武不仅学到英语，也学到如何与不同的族群共处。回到家里，父母的家庭教育，以及接触到的父母的朋友，则只是关于中国。王赓武学会了在两个世界之间灵活地转换，尽管无论在言行还是思想上，这两种认同从未能有所交叉。王赓武从小就发现，即使是当地的华人，他们也是多种多样。有的如自己的父母一般，随时准备回国，有的则更倾向于定居，喜欢这里的生活。倾向定居的人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庙宇，组织各种社团，拜神祭祀，参与当地的活动。华人讲粤语、闽南话等各种方言，为当地带来中国不同地方的文化。父母试图教给王赓武的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大传统，而大部分华人带到马来亚的则是下层社会的小传统，后者也让他迷恋。

王赓武和父母，回国前摄于怡保家外。王赓武时年十六岁左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战场，父母不再提回国，王赓武于是安心在当地生活。1941年底，日本侵略马来亚，怡保遭轰炸，全家搬到附近的城镇。与老朋友断绝了联系，认识了新的华人朋友，王赓武却发现自己形成了一种可称为“怡保华人”的认同。二战结束后，父母终于回到了老家，父亲在南京找到了工作，王赓武也进了中央大学。有意思的是，父母的爱国心却遭遇严重挫折。在热带地区生活二十多年后，王宓文先生已过不惯南京冬天的寒冷，生了重病，只得返回怡保，他乡也终于成为故乡。同时，因为国民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他们对所认同的中华民国逐渐失望。淮海战役打响后，因为父母的要求，王赓武也离开南京，回到了父母身边。

二战结束后，与有些东南亚国家驱逐了殖民者，实现了民族独立不同，英国人重新统治马来亚。英国人希望回到战前的状态，然而马来亚已经变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族群矛盾变得空前紧张。战前，英国人对马来亚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族群加以区隔，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各有经济角色，不仅不团结，甚至互有敌意，方便英国人的管治。日本占领期间，为了动员当地人反抗欧洲殖民者，日本人鼓吹“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马来人的民族认同因此开始勃兴。英国人被日本军队击败，向日本人投降，被强迫游街羞辱的场景，让不可一世的白人殖民者的形象从此一落千丈。英国人再也无法像战前那样让当地人仰视，于是反对殖民，建立马来人自己的国家的诉求也变得顺理成章。二战前，当地马来人的族群意识还没有形成，殖民当局认为中国人、印度人只是侨居者，因此只压制反殖民观念的传播，华人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中国认同。国民党革命的成功，南洋华侨居功至伟，孙中山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之后，国民政府也一直将南洋作为钱柜，成立专门的机构处理南洋事务，不断强化华人的中国认同，以获取海外资源。同时也阻止华人参与当地政治，生怕他们忘记祖国。华校是国民党影响华人的主要基地，不仅教材来自中国，老师聘自中国，华人子弟接受与中国学生一样的教育。因此，很多华人子弟尽管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一天，却通常都有一种“在学校里教出来的中国认同”。同时，因为世界不少国家都通过了歧视华人的法案，华人亦需要寻求中华民国政府的保护。因此，中国国内发生的政治运动，常能得到南洋华人的积极回应，有时激烈程度甚至引起殖民当局的恐慌。王宓文担任的华校视学官，就是帮助英国人监督华校的政治倾向。

王赓武和父亲，摄于二战结束后不久。

抗战时期，南洋华人的国族认同达到了最高点，捐钱捐物，以抵抗日本侵略。1938年9月，夏之秋率领的武汉合唱团前往马来亚演出，为抗战募捐，获得巨大反响。王赓武至今还记得该合唱团来怡保演出时，他们所唱的抗日歌曲，如《歌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如何打动当地大部分华人的心，有人还因此回国参战。马来人的土著民族意识在战后开始勃兴，英国殖民者已经无力再压制马来人的反殖民统治、建立马来人的国家的愿望。而华人因为在经济上远比马来人成功，从当地赚取的大量资金通常寄回中国，这些都引起了马来人的不满，族群矛盾激化，华人开始面临着一个要么回国，要么调整国族认同的问题。

从南京回到怡保的王赓武，逐渐远离了中国，开始面对一个英国人在帮助筹建的马来人领导的马来亚。父母回到马来亚后，也已经决定在当地定居。王赓武要想继续学业，进入当地的马来亚大学是唯一的选择。为了提高被录取的概率，父亲决定让儿子放弃中国国籍，成为马来亚联邦的公民。王赓武也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国族认同，参与到一个多族群的马来亚新国家的建设之中。

王赓武在怡保的家中学习，摄于二战结束后不久。

如何研究海外华人

海外华人的研究常常需要对词汇加以辨析。那些定居在海外，获得了居住国国籍的人，应该如何称呼？“华侨”（sojourner）、“散居者”（diaspora）、“海外华人”（overseas Chinese）还是“华裔”（Chinese overseas）？这些名词的争议背后，其实是对于海外华人国族认同的不同假设，以及不同的研究方法的选择。那些华人，究竟算不算中国人？华人研究属于中国史还是外国史研究的对象？尤其“华侨”这一产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自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被广泛用来称呼所有海外华人的称谓，争议尤多。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一称呼富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曾是用来促进国内和海外所有中国人之间团结的唯一称呼。按照这个称呼，海外华人似乎只是侨居海外，只有中国认同，一旦有条件，终究会落叶归根，就像王赓武的父母那样。但在一些华人人口较多的国家，这一称谓却成为担心华人即使定居下来，也永远不会效忠居住国的证据。王赓武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在马来亚的所见所闻，证明海外的华人，其实各不相同，认同各异，以“海外华人”或“华裔”来称呼，比“华侨”更符合实际，也更有利于他们在居住国安居。海外华人研究不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更是居住国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单一国家的视角或单一文化的视角，都不足以阐释华人历史的复杂性。王赓武的自传也揭示，“南洋”并非一个整体，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历史不同，华人的经历也各异，应该将华人放回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尽管华人在不同国家的遭遇不同，但在王赓武看来，所有海外华人都需要和居住国的其他国民一起，重写该国的历史，建构一种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历史论述。在新的论述中，华人的历史应融入该国的历史中，因为华人与其他族群一样，都是居住国历史的缔造者。只有建立在这种史观上的国史，才有助于减少华人与其他族群的摩擦，更好地为居住国所接纳。

王赓武在马来西亚演讲，摄于2017年。

王赓武人生最初的十九年中，其中十七年住在马来亚，主要是怡保，十八个月在南京。他说自己首要的研究兴趣不是海外华人史，“中国对外部世界，尤其是那些离开了中国，在外国定居的华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才是吸引我研究华人的原因。”他承认这一问题意识，首先来自他对怡宝和南京的记忆。“我明确地知道，在心里我将永远是中国人，热爱那个我的父母和在南京的老师与同学教我去爱的那个中国。”他认为他的国家认同与中国文化认同之间，不仅没有冲突，倒成为他之后研究的出发点。因为在海外出生、长大，王赓武的心态也与余英时先生不同。他没有那种中国文化遗民的情结，愿意接受中国的改变，并多次造访中国。他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著作，英文是其主要的工作语言。他不是以文字为故国招魂，而是从边缘看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