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清代朴学大师中的特异之士,曾当面骂过曾国藩

在清代学术史上,大家众多,群星荟萃。有不少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有精研一门的专家。有承前启后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物,也有矫正时风,力求通达的遗才。在这个灿若星辰的群体中,戴望就是非常独特的一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称他为“常州公羊学后劲者”,认为他以公羊家法阐释《论语》,发掘《论语》中的“微言大义”,“在清经学史上当有重要之地位”。刘师培曾写过《戴望传》以记行,另一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更是写过《哀后戴》以做表彰。梁启超先生在评价颜李学派史也顺带高度评价了戴望之学:"戴子高之《颜氏学记》,表习斋之晦;可谓振裘挈领,心知其意者矣。"

戴望,字子高,德清人。4岁丧父,从小孤苦,发愤读书。 起先“好为辞章”之学。14岁得祖藏颜习斋书,读后惊叹,乃广求颜氏遗书。1857至苏州请业于陈奂,得声韵、训诂经师家法。复从宋翔凤受《公羊春秋》,研究西汉儒说,专心治经。

1865,曾国藩在南京设金陵书局,聘为编校,校勘周秦诸子。 戴治学严谨,不畏权势。在金陵书局与曾国藩论经学,意见不合,便拍案大骂:"曾涤生如此不通,也配谈经?曾笑而避之,曰:"子高又发疯了!"他日又相争如故。

戴望与曾国藩的关系还有一则记闻,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记:“戴望子高湖州府学生,游丐江湖,夤缘入曾湘乡 偏裨之幕。尝冒军功,诡称为增广生,改其故名,求改训导,又窃军符,径下湖州学官,为其出弟子籍,学官以无其人通报,湘乡大怒,将穷治之,叩头哀乞乃免。”

他一生颠沛流离,体衰多病,性情孤僻。37岁就去世了。时人记载,“独君客游江南,其所讲肄,多与世违,辄落落寡合,竟以此弗克伸其志,常绘梦隐图见意。然顾留心兵农礼乐诸务,晓然于民生利病所在;慨民柄之不申,嫉国政之失平。”

戴望一生的著作很多,比较重要的当属《论语注》一书。 他在这部书里以今文经学说诠释《论语》,严立《公羊》学的门户,旨在重新确立何休关于《公羊》学说的解释在学术上的权威。他本意是企图"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而"通经致用",然而他短促的一生,却仍然未能超越"通经"这一阶段。戴望对《论语》的解释有许多地方在当时属于惊世骇俗之语,比如他解释孔子的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为“女子以形事人,小人以力事人,皆志不在义,故为"难养"。

另外,戴望编撰过《颜氏学记》,认为颜元的主要思想一是反对宋明理学的无用;二是推尊孟子性善论,批评理学家把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三是尊奉儒家的经世实学的传统。在上述三点中,戴望尤其关注颜元的人性论学说,不仅认为性是善的,而且认为性之所以为善,主要来自后天的"习为之",从而发展了颜元囿于人性本善的思想。

戴望还曾留心史学,曾拟辑《续明史》一书未就。他生平不作徒隶书,点画悉本小篆。史书记载他“工诗”,现存一首《一昔》可见他的诗歌水平:“一昔繁霜四海秋,端居终日抱离忧。徒怀阮籍登临叹,长作卢敖汗漫游。乱世谁能谋禄隐,全生终愧客诸侯。越王台上思乡处,一片笳声动地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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