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之前、明代与满清

政治制度的对比剖析

文丨辅仁君

前言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是时候说清楚明朝与满清政治制度的区别了。

虽然明代有很多弊端，前期闭关，后期官僚腐败，党争不断等诸多缺点，但是明代后期活泼的政治环境为中西方思想与科学的交流大开方便之门，贸易繁盛，市民经济活跃，人文主义兴盛，科学研究在士大夫中间扩散，君权受到制度层面削弱。这一切都在大清朝成为大逆不道的存在而从中国消失。

在当今中国，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长期把持话语权硬生生在历史课本中把明朝与满清粗暴绑定，似乎任何关于历史的论断都是清承明制，“明清时期”这个毫无历史底蕴的词汇把真实的历史巧妙地掩盖，强行把“明清一体”的伪概念植入受教育者的脑袋，让人在思考历史的时候，下意识地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和时段直接从满清入关之后挪移到整个明代，所有满清造成的黑历史不知不觉全甩给了明朝。

人们需要真相，而不是被愚弄。

人们需要了解历史发展脉络，以鉴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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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王士共治、王士制衡传统

专制历史不是一条上升线，而是一条波浪线。

在五千年中国历史长河中，并不是如教科书中说的，越来越专制，到了明清，专制主义发展到了顶峰。中国政治制度历史不存在如此规律。

中国几千年政治制度，是一个王士共治，王士权力此消彼长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根深蒂固的制衡体系，王依靠家族或者亲信制衡士大夫权力的提升，而士大夫则同样通过建立制衡制度、拉拢党派对王权进行干预和压制。

王室想要个人独裁，就需要想方设法打破制衡体系，如果成功，则直接站在专制主义权力之顶峰，比如始皇帝取消地方诸侯分封制度，所有权利全部独揽一身，打破了自夏商以来，尤其是西周时代通过的王室与诸侯依靠神道契约、礼乐制度与治权分享所形成的社会治理秩序。

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中国最高统治者周王作为政教合一之天下治理的最尊崇之存在，更多时候并没有多大个人权利对各诸侯国去生杀予夺，而是通过礼乐制度、神道教化、分封制度去与诸侯达成共治天下之约定。而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国各自称王，忽略了周王室，此时的最高统治者完全成为虚设的象征。各诸侯国君主认识到，在当时情况下权力集中对国家行政效率提升以抵御敌国的重要意义，纷纷改革，加强中央集权。而此时的秦变革得最为彻底，并在秦始皇取代周王室统一天下之后，照搬旧有制度，把中央集权的自家传统扩大到了整个中国范围内。

秦制固然让行政效率大大提升，国家实力暴增，但是士大夫，尤其是诸侯国后裔并不适应这种一人独大的政治局面，纷纷起事。到了汉朝局势稳定，中央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周代王士共治天下的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在汉武帝铲除八王之乱之后，向秦制靠拢。

如果说，西周模式是总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那么秦汉模式就是一个公司内部总裁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汉朝发展过程中，由于诸侯制度的制衡已经成为历史，因此通过中央制度制衡成为历史主流。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权，采取了限制丞相权力的措施。他亲自过问一切政务，令九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与此同时，还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这样，在朝官中有了“中朝”和外朝之分。由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了。中外朝的形成，显示了皇权的高度集中。然而到了汉朝后期，尤其是后汉时代，外戚与宦官架空君主，在制度之外相互拉锯，中央集权又被极大削弱。中央权力一旦削弱，地方豪强趁机做大，士族政治成为汉魏六朝时代之特点。

到了隋唐时期，开始抑制地方豪强和门阀大族，制度建设更为精细化。皇帝重新总览军政大权，丞相逐渐掌握行政职权，三省六部制继续分化王权与相权，科举制度的施行则完全取消了地方豪族与门阀（类似历史上的诸侯）的非制度性的王权制衡体系。在制度层面，从秦汉时期形成的专制主义高峰在唐代大大回落。

但是历史总归不是直线型演变，类似于西周时期的分封状态重新在唐代后期尤其是安史胡乱之后回到历史潮流中，由于此时儒家神道教化体系的松动，礼乐制度失去对“诸侯”的心理制约，地方藩镇很快发展为类似战国时代群雄割据的局面，最终导致异族藩镇祸乱中国，人民生灵涂炭。

这种历史教训，被宋代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宋代建立不久，便全方位地对中国历史进行的总结和思考。皇室通过军事长官调换制度取消割据制衡危险，来加强中央集权和维护政治稳定；在制度上，继续完善隋唐制度，大力发展科举。为了抑制地方割据制衡，除了军事改革之外，提振文人士大夫之地位成为宋代政治环境之最大特点。也因此上演了宋代士进王退的政治剧情。

宋代的君臣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之楷模。最高统治者完全依靠发达的制度建设与士大夫达成共治天下的格局。这与西周时期的共治天下的区别在于，西周依靠神道、礼教和分封来维持和谐局面，而宋代则变换为依靠神道天理和制度来实现王士相互切磋。历史上唯一一个被称得上“垂拱而治”的开明君主赵祯被后世追谥为“仁宗”，“为人君止于仁”，这种儒家对君主最高的评价用在宋仁宗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士大夫再也不必担心帝王心血来潮突然生杀予夺、揽权任性。在朝堂之上，皇帝成为有史以来权利虽不至高但却最受尊敬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做到这个份上，隐隐月月让人看到了近现代文明的曙光。

但是这种曙光在偶然性的世界历史事件“蒙古之乱”而明夷无光。中国本质上在这个时期是属于亡国灭种时期，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文明的脱轨断裂，从文明时代回到了野蛮时代。一直到明太祖“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文艺复兴”才回到文明发展轨道上来。

刚刚建立的大明朝，百废待举，皇帝对宋代君权暗弱的印象深刻，对士大夫傲娇的姿态表示担心。于是很快通过制度裁汰把一切大全重新集中到了中央最高统治者手中。可以说，明代“二祖”的确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专制独裁时代。皇帝罢黜相权，裁汰三省，直接管辖六部，并沿袭宋代军事调动制度，防止地方割据。一系列政治举措实现了“众星拱月”的历代皇帝独裁梦想。

但是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中央集权制度的初衷总是会最终演变为制衡皇权。换句话说，帝王苦心积虑建设的用来维护自身独裁地位的制度，总是会很快演变为反噬王权的利器。

因为，制度都是人设定的，而只要制度不够完美，制衡者总会被制度巧妙的转换为被制衡者。而相互之间的拉锯战，最终把制度变成相互制衡的锯条。

皇权达到顶峰的明代，亦不能避免。很快皇帝被自己设计的政治制度套住了脖子，皇权如抛物线一样从顶点瞬间跌入低谷。而明代的这次王士拉锯战更持久，影响力更深远，横向影响波及欧洲，纵向影响直达近代革命。

那么，明代政治制度到底是一个什么存在，以至于历史教科书不便于明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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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明代政治制衡

内阁大学士，从秘书到政府首脑的逆袭

在明代以前，历朝大体上沿用秦始皇所创立的君主之下设宰相辅政的政治体制框架，只是相权的形式和职权的大小略有不同。明朝初年，也基本沿前制，在中央设三大府：中书省，下统六部，职掌行政事务；大都督府，统管 军事；御史台，职掌监察事务。地方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总管地方事务。但明太祖对此很不满意，他亲自设计、制定了几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对以往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

洪武十三年，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伏诛，于是废去丞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秦、汉以来实行一千六百馀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废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皇帝大权独揽，后来施行军权、行政权、监察权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后期由于监察权被废止，国体失衡很快衰败。由于国家事务繁多，皇帝无法处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罢四辅官，仿宋殿阁制设内阁。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相当于幕僚长的职务，通俗一点，就是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

但是，就是这个不起眼的秘书处，权力逐渐增大，后形成为明朝行政中枢。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辅臣奉使出外办事，多自称阁部。

起初，内阁大学士只具有顾问身份，皇帝为最终决定的权力，而大学士很少有参决的机会。随着形势发展，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大，到明世宗中叶，夏言、严嵩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宰相，亦可压制六部。皇帝的权力随着内阁权力膨胀逐渐削弱。

票拟制度，内阁的意见很重要

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即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用行话说便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大量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它可以是先与皇帝共同讨论，作出决定后再草拟成文字，但更多的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送皇帝审批。由于票拟要比以往各朝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更加细致、周到，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明代全都归口于内阁。各类文书修饰润色全都取决于内阁票拟，疑难者由皇帝召阁臣一起商议决定；但必要时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动提出自己关于政事和用人的意见，通过手诏、中旨（或宦官传口谕）下内阁票拟。对于这类手诏等，内阁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绝，全都合法。

由于明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强大，对皇帝的御批往往加以藐视，甚至经常是用内阁集体意见压制皇帝个人主张，多数情况下，皇帝本人面对群臣抵制而表现出极大地无力感，以至于深居宫中，懒于政事。其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的左右限制，制衡体系长期酝酿，形成制度惯例，皇帝逐渐成为国家公务员的分子，仅仅成为权力之来源和象征，而无法施展威力。如果说儒家的“君逸臣劳”要找一种理想模式的话，那么明代内阁票拟便是这种模式。皇帝的权力进一步被侵夺，甚至被架空。内阁制度加上票拟，已经不太需要皇帝参与政事了，但是，为了君臣形象，还必须参加。不过，还是有皇帝喜欢“无为而治”，躲进深宫，打发自己无聊的岁月。

言官，一群骂皇帝成瘾的亡命之徒

明代皇帝权力的日以削弱，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士大夫逐渐上位。在士大夫中间，有一个众多朝代出现过，但是到了明代成为一朵奇葩的职业，那就是言官。可以说，后代历史学家以及文人印象中的“黑暗的明朝”几乎都拜这些人所赐。

明代言官主要由督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甚至很低，但其政治地位却极为突出。明代从明初洪武开始，便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其中尤其为人们所关注的是规谏皇帝的特权，其次是左右言路，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因为明代士大夫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一批言官忠实地履行着监督与纠察的职责，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以力挽狂澜于既倒为己任，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对于朝廷的各种权力体系起到了一种制约与规范的作用。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的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

言官可以威慑皇帝，如何做到的？

由于受到儒学的意识形态的“浸润”，明代士大夫精神振发，自我意识强大。儒家发展到这个时候，士大夫尤其是言官视名节如生命。

重视到哪一步呢？如果发现皇帝不如己意，随时给予最高统治者颜面尽失的抨击，来显示自己是多么的负责，甚至用各种污秽言辞赤裸裸地来形容皇帝的失德，故意触怒皇帝，寻死以“青史留名”。如果一个言官在抨击皇帝上面表现平平，则很快没办法在同行中间混日子，找不出皇帝的毛病，是一件没面子甚至丢名节的事情。

这种群体意识，给皇帝揽权念想以致命打击。而明代皇帝对史官的干涉又受到牵制，杀言官又是极为慎重的事情，因此当时环境下，当皇帝简直生如不死。勤政太多被骂干预朝政；放手不管，自己读书写字，被骂懒惰怠政；多陪陪心爱的人，被骂淫荡无耻；培养一些个人爱好，弄个个人动物收藏馆，被骂昏庸无度；皇帝为了消遣出游，还得乔装打扮偷偷溜出去；打了胜仗高兴回来，因为没有大家许可，还是被骂。以至于皇帝从国事到家事都被士大夫这股迷之强大的力量照顾得无微不至，比如立个太子皇帝都不能做主，追谥祖先要大臣商量。皇帝进退维谷，连后悔入坑的机会都没有，故而常常把大明王朝的临时工——宦官当做制衡士大夫的挡箭牌，甚至于皇帝为了做成一件事，还要向大臣行贿，千古奇政！

以上这些皇权制衡因素，层层叠加，制约皇权，形成王退士进的政治格局，使得明朝精英阶层空前膨胀。精英阶层确立了独立性，无论是经济上的独立性还是思想上的独立性都在不断加强，单个精英或精英团体与君主或皇帝的利益，与帝国的利益越来越难协调一致；而君主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逐渐下降。因此，出现了明朝皇帝越来越难以控制文官集团，越来越难以随心所欲。明代活泼的政治生活被前来传教的西方基督徒介绍到西方，直接促发了欧洲启蒙思想政治家的改革智慧。但是这种走在政治近代化前夜的制度制衡体系，并没有躲过满清入关之后的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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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专制主义之顶峰

一种近似扭曲的集权体制

把制度变为牢笼，大全集于皇帝一身

从行政制度之外，建立军事八旗制度，作为维护满族统治集团的基础。民族关系上，施行民族隔离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实权统归满洲贵族，汉人无权干预。顺治七年，皇帝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由自己亲自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变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时加强上三旗的实力，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所削弱。顺治十五年，清朝将内三院更名内阁，军国机要，综归内阁，其工作内容和办事程序，大体上仿照明朝的制度。但是清朝的内阁一直只能办理一般性的日常公事，从来没有掌管过重大的机密重务。因为，清王朝一直就设置有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机要办事部门和内阁同时存在，不容内阁插手。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设立南书房，又名南斋，抽调一些翰林官到南书房办事，重要的谕旨都直接命南书房撰拟，南书房实际上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自从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后，内阁权力虽然渐为军机处所夺。乾隆二年，皇帝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

至此，满清入关之后，在中国大地上，赫然出现了一个部族皇帝统管一切、满族凌驾于其他各族的扭曲的制度。

由于任何机构都成了摆设，嗜权如命的满清皇帝只能单打独斗，即所谓“勤政”。这种扭曲的制度被所谓的历史学家热捧为“勤政”，一定是脑子进水了。

士大夫集体沉沦奴化，儒家沦为专制工具

满清入关之后，为了奴化汉人，犯下了必日本还恶劣的滔天罪行。主要有遍布全国的大屠杀以打击军民士气，文字狱和四库全书禁锢士人思想，剃发易服以同化汉人，沿海迁界闭关锁国以抵制华人贸易和海外华人复国。从整个建筑层面看，中央皇帝一人管控皇族，皇族之下旗人簇拥，而旗人之下又有各族人民俯首为奴。汉人没有任何决策实权，甚至一点异见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只能跪拜山呼万岁。

在这种野蛮的制度和暴力统治之下，汉人士大夫逐渐成为满洲贵族的打工族，随着思想上的禁锢，儒家士大夫不再有宋明时代顽强的精神气节，集体成为爱新觉罗氏豢养之家奴。在这种层层效忠，万马齐喑的政治环境下，所有貌似取材于明代的制度都成为表面光鲜的摆设，而起不到任何制约皇权的作用。读书人要么埋头故纸堆甘愿沉沦，成为木头人，要么变成鹰犬爪牙，为专制主义暴君操刀站台。

在这种充满暴力的政治环境下，难怪中国会瞬间堕落下去。而不负责任的所谓砖家，还在撅着屁股为这种恶心的制度招魂呐喊，其心可诛！

不去认清历史，一味歌功颂德，思想解放永远只在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