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说秦与秦之儒化：《荀子》相关章节疏解
姚中秋
内容提要：荀子入秦游说其君相，为其以生大事，更为儒家学术和行道史上之大事，亦为周秦之际政治演变史上之大事。荀子以为，秦将扫灭东方各国，可见其兵制乃至政制倶有可取之处；秦若一统天下，则重建王道有望，故“见几而作”，不计个人毁誉，毅然入秦，说秦王、秦相以仁义礼乐之道。
本文解读《荀子》所记荀子与秦王、应侯之对话，以探究荀子驯化秦制之思考，可见荀子对秦制之基本态度是，认可秦扫灭群雄、一统天下之功，而呼吁其引入儒学，以自我更化。
荀子第一个完整地表达了秦汉之际儒家重建良好秩序之中道方案，有别于有些儒者之僵化或曰激进方案，得以参与郡县一统之制的设计构建，故确曾推动秦制之儒化，并为汉代之全面复古更化示范先行。
荀子之入秦说秦君相即效法孔子之道，可见其殷殷救世之仁心，更可见《中庸》所谓“君子而时中”之大智。
关键词：荀子；秦制；儒家化；法家；时中；
一、引 言
荀子生当战国末期，在其壮年时，秦已呈吞并东方之势；当其去世时，秦王政已即位九年；[1]又七年后，秦灭韩，随后扫灭东方各国。面对强秦，东方各国官民莫不忧惧；荀子以行道天下为己任，其对秦态度异于常人，于秦昭襄王晚年、应侯范睢执政时入秦，[2]游说秦国更化改制，其对话记录于《荀子》书中。
本文解读《荀子》所记荀子与秦王、应侯之对话，以探究荀子驯化秦制之思考，可见荀子对秦制之基本态度是，认可秦扫灭群雄、一统天下之功，而呼吁其引入儒学，以自我更化。
荀子第一个完整地表达了秦汉之际儒家重建良好秩序之中道方案，有别于有些儒者之僵化或曰激进方案，故确曾推动秦制之儒化，并为汉代之全面复古更化示范先行。
二
、秦人对儒家之传统态度
荀子入秦，得见秦昭襄王，《荀子·儒效篇》记录两人对话，自秦昭王之语开始。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3]荀子名满天下，秦昭王当然知道荀子是儒者；荀子入秦，他当然也知道其来意。
（秦 昭 襄 王）
但秦昭襄王毫不客气，对荀子劈头断喝，谓儒家无益于秦国。可见秦人之质朴，亦透露出荀子即将面对的秦国精英群体之共同观念，此观念完全不同于东方各国，而形成则可溯源于两组人物：秦穆公与由余，秦孝公与商君。
西周初中期，秦僻居西陲，与戎狄杂居。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秦人保王室有功，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故《诗经》之《秦风》始于《车辚》，这是秦人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秦人得礼乐而逐渐华夏化。
西周末年，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于郦山下，秦襄公将兵救周，作战甚力。平王东迁前，乃封襄公为伯，“襄公于是始国，襄公始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4]秦更进一步华夏化。
此后，秦人一直向东方发展，秦文公且“收周余民有之”，[5]则不能不浸染于周人之礼乐。
然而，秦穆公东进，遇强晋而受阻失败，乃对礼乐化、华夏化之国家发展道路产生怀疑，故请教于由余，《史记·秦本纪》记“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由余是中国裔而戎狄化者，对华夏、戎狄文明均有较深了解。
穆公问： “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 由余乃曰： “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
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6]
基于其戎狄立场，由余以为礼华夏乐无用，不能致治，乃建议秦用戎狄治理之道，去诗书礼乐法度，唤起淳朴的情感，使君臣民团结如一人。
秦穆公完全接受由余之论，于是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7]穆公竟称由余为“圣人”，看见其价值观已严重扭曲，转向之意身为决绝。
穆公乃设计迫使由余降秦而重用之，当时也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8]的效果。如此，其政治、文化不能不戎狄化，并立刻表现在丧礼中。[9]
（秦 穆 公）
以生人陪葬，早为周之礼法所禁止，穆公大用人殉，可见其戎狄化转向是相当彻底的。后来事实证明，这一转向是短视的：周室虽已衰微，东方各国仍行华夏礼乐；穆公用戎狄之法，等于自去正统，丧失了与东方各国交往之文化正当性，更不要说统治东方各国。
这一转向对秦本身也是双刃剑：一方面，引入戎狄的组织方式和制度，秦之军力似乎确有增强，故穆公得以称霸西戎，此后秦在与晋的争夺中也颇能取胜。另一方面，秦内部则频繁发生政治动荡。
荀子对此有深入讨论，比如“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10]
礼乐可以定分止争，一旦去礼乐，则人心不定，故在孝公之前几代公侯之权力转移均不能正常进行，严重削弱秦之国力。
由此有秦孝公初即位时的沉痛检讨，在赞美了穆公之功业后，即指出此后“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11]
秦孝公决心改变秦在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原本在魏国之卫鞅乃入秦。魏是战国初年最早展开制度变革的国家，年轻的卫鞅是有心的观察者，决意将这些新制度用于治秦。
他获得秦孝公的信任，展开变法。关于卫鞅变法之主要内容，在驱民于农战；而归于万民之“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12]此处“作壹”，即由余所谓“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
唯由余只有戎狄部落政治的经验，对秦这样的大国未必有效，卫鞅则借助最早出现于魏国之新制度，以强化王权为中心，更好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其所谓“作壹”者，谓国人绝对服从王者，效力于国，则以王为中心，千万国人如同一人矣，可谓国王任意驱使。
为做到这一点，卫鞅主张，当驱全民于农、战，建立军国主义体制，由此可使君国“富强”。商业、学术有悖于此，自应予以取消：“《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
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13]商君生活之战国中期，社会形态已大不同于由余生活之春秋中期，其时自由商业已较为繁荣，私学亦颇为发达，商君本人即私学受益人。
而他以集中王权、构造强国家为宗旨，认定商业和学术有害于驱民农战，有碍于王权集中，故主张禁止学术，废弃礼乐，这是在由余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故秦人本身就与戎狄杂居，其观念习俗颇有戎狄之风，经穆公、由余之逆转华夏化过工程，到秦孝公、商君全面走上军国主义之路，秦终于形成其独特的观念、制度传统：驱民农战，追求富强，拒绝文治，不容学术。[14]
（卫 鞅 论 战）
宜乎秦昭王见荀子而径谓儒无益于国也，这其实还是比较客气的，依商君之见，也即依秦国精英之普遍观念，以儒为代表的学术活动是有害于君、国之富强的。
此即荀子入秦所面对者，荀子说秦之难度是在东方各国所不能想象的。然而，荀子竟然入秦，并且成功地说服了秦王，此何以故？
三、荀子入秦之时机
对于秦之戎狄化及其精英厌恶学术之态度和禁止私学之法度，东方精英当然十分清楚，荀子周游各国，见多识广，自然了解，然则荀子何以冒险入秦？何以于此时入秦？
由余、卫鞅明确反对华夏之诗书礼乐，秦穆公、秦孝公接纳两者，都在国家发展遭遇严重挫折之后，故秦穆公-由余、秦孝公-商君都清楚此系非常态下的选择，偏离华夏之常道，意在剑走偏锋，以求国家“富强”。
凭借驱民农战的国家精神，秦之国力确实逐渐增强，最终在残酷的国家间竞争中渐占优势。当荀子入秦时，秦一统天下之大势已然明朗，则天下之学界和政界都不能不认真思考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
首先是秦国君相，在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之余，不能不认真思考未来如何有效地治理东方。他们清楚，秦与东方各国大不相同，首先在精神上，进而在制度上。具体而言，他们清楚，东方尽管在战场上接连失败，但在文化上是鄙视秦人的。
（荀 子）
在秦与东方分隔、对立之时，秦人可以对这种态度蛮不在乎，重要的是打败他们；一旦统治权扩展及于东方，甚至一统天下，则这将成大问题。
东方的面积和人口远远大于秦，若不能令东方人心悦诚服，则无以树立统治天下之政治权威。故在接近胜利之时，秦不能不寻思重构其统治之正当性。
秦秦孝公、商君以来，秦人以富强为最高价值，迷信武力，这渗透在秦人心灵中，让秦拥有强大的武力。东方人在这方面不及秦，作为军事上的失败者，当然不可能接受秦人以暴力证成之正当性。
东方的长处在道统，在历史的连续性，在传承有序的六经，在围绕六经而衍生之学术体系，在其学术所传承、且仍残留于日常之礼乐法度。
东方以此自豪，而这恰恰是秦人所一度偏离、抛弃的。现在，面临统治东方之前景，秦国君相不能不再度转向，方向正好跟秦穆公、秦孝公相反。
其次，从儒家角度看，秦即将一统天下，打开了重建王道之可能。王道之基础在于王一统天下，此为判断天下有道、无道之根本标准，孔子曰：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15]
列国争战，生灵涂炭，此最为无道，必须予以结束，孟子亦主张天下“定于一”，尽管其界定一之之道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16]，但首先肯定了“定于一”这个政治大原则。
而看起来，秦即将结束这种无道局面，只是，秦是以无道而残酷的方式做到的。儒者当然对此方式根本不能认可，但至少其结果将是结束屠杀。孟子生活的时代，各国混战，局势混沌；若孟子生在荀子之时，讲如何看待秦？
将如何看待秦一统天下之大势？实际上，大约自荀子以来，儒者对于秦之一统天下是予以肯定的，贾谊曾道出秦汉之际儒者之普遍心声：“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
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17]
对儒者来说，在秦即将一统天下之时，其任务无非有二：第一，协助秦尽快扫灭东方各国，终结战争，一统天下，尽最大努力将此过程对生民之伤害控制在最低限度；
第二，在秦一统天下之后的创制立法过程中发挥作用，尽最大努力使其礼乐法度合乎先王之道，以行仁义之政于天下。而这就要求儒者介入秦的统一过程和立宪过程。
身在其外，或可间接影响现实政治，但在历史转折之关键时刻，儒者自不能不介入其中。否则，错失时机，道不能行于天下，生民持续遭受伤害，儒者之过也。荀子之入秦说秦君相，盖以此乎？
综上，在秦即将一统天下之际，秦国君相与儒者荀子相向而行，从而有了一番历史性对话。
《儒效篇》在记秦昭王、荀子对话前，也即本篇之开头，有一段议论，可见荀子之心曲：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
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揜迹于文武。
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
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执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
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主枝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18]这段话毋宁是荀子之夫子自道：周公是大儒，君臣易位乃非常之事，然由此“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
荀子隐然自比于周公，其入秦说秦君相同样是非常之事，然如此方可以辅导秦王，教诲开导秦王使谕于道。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一书中“大儒”一词仅见于记载其见秦王事之《儒效篇》。
荀子首先区分出俗人、俗儒、雅儒，由此往上则为大儒。
荀子如此形容大儒： “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疑㤰；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 [19]
荀子入秦，儒林恐难以理解。[20]强调大儒能在鸟兽之中辨别仁义之行，这是不是暗示秦之扫灭各国，其残暴虽为人所深恶，但其一统天下制功亦可予以肯定？
大儒又能应当猝然出现之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事态，这是不是暗示秦人一统天下之大势突然明朗，常人不知所措，而大儒则无所犹疑、迟滞，迅速行动，尤其是“㤰”也即怍，在此甚有深意：荀子说秦王，乃非常之举，然无所愧怍，盖其中有大仁大义在。
其行为看似出奇，实则合乎大道。荀子以为，大儒乃立一代之大法者，必定身处所未尝闻见之情势中，不能不见几微之时，乾纲独断，大胆作为，执经而行权，然后可以创制立法。
荀子以大儒自任，荀子又谓：“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强暴，则非大儒也。”[21]
荀子入秦说秦王正是为了“见其功”，参与到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参与到治天下之礼乐法度的创制过程中，以“制强暴”。
荀子知道秦之“强暴”，凭此强暴，秦将一统天下；若不“制强暴”，则天下虽一统而不宁；儒者此时不出，其乃天下苍生何？此盖荀子之心曲也。
四、荀子说秦王之义理
秦昭王首先表达秦之传统观念，断定“儒无益于人之国”。秦昭王之用词值得注意：对东方学者而言，儒或其所传之六经是自身文明传统，自然而然地传承，且有深厚情感；
秦僻处西陲，对其并无情感，虽曾接受之，终究视如身外，故对其采取功利态度，秦穆公、秦孝公以其“无益”而去之，秦昭王之问同样展示了明显的功利态度。
荀子乃起而力辩之： “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执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
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执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
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22]
秦昭王之问是功利的，荀子也从功利角度予以回应，故本篇题名《儒效》，论述国家儒化或儒者治国之效用。不过，荀子相当谨慎，在这一段仅说明“儒之为人下”也即儒者为臣之效用。荀子特别强调，儒者即便不获任用，也“必为顺下”。
可见荀子心思甚为缜密：商君当初之所以禁止学术，主要就是担心学者法先王，而不顺君王，甚或以先王之法扰乱人心，妨碍国家之“作壹”——后来李斯、秦始皇焚书，同样基于这一理由。
当然，荀子最终还是全面地论述了儒者之效用：在朝为官，则可以秉公为政，在野为民，则可以敦美风俗。后世的士大夫也确乎如此。
然秦昭王毕竟是一国之王，更为关心儒学对君王治国平天下之大用，乃发问如下： “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
孙卿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子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欢。是何也？
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
昭王曰：善！”[23]荀子所言乃儒者之正论，其所谓“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与孟子之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如出一辙。而对秦昭王而言，最有吸引力之处在于能使四海之内若一家，天下之人莫不顺服。
秦已有吞并天下之势，秦昭王当然希望在武力夺取天下之后，天下顺服。两人初衷或有不同，但确有交叠处。故由荀子之论说，秦昭王看到了归儒之功效：秦王归于儒，有助于其在一统天下后获得天下人的顺服；以儒者为臣，也可以更有效地治理天下。 故秦昭王对荀子之说颇为满意，曰“善”。
荀子未记秦王此后有何作为，然而，鉴于秦自穆公晚年以来形成的排斥礼乐文治之深厚传统，秦昭王愿见儒者荀子，且肯定荀子曰“善”，已属秦人思想观念之一大历史性突破。
此事此言表明，秦昭王已不再简单地排斥东方学术、尤其是儒学，而很有可能在认真思考如何吸纳儒学，以使其日益增长的统治权获得东方之认可。
在这段对话之后，《儒效篇》记荀子大段论述，首先论儒家士君子之独特能力；其次抨击当时各家游士；其次论为学则可以由贱而贵，由愚而智，由贫而富；其次论君子不争而能让；
其次区分民德、劲士、笃厚君子与圣人，儿童叹美圣人为“道之管”；最后论诗、书、礼、乐、《春秋》之功用。
推测起来，这些议论很有可能是荀子在秦对其官员所发。接下来，《儒效篇》又记荀子与一位客人的对话，推测起来，此客人或为荀子在秦所遇之客：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
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立，诸侯趋走堂下。
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孰谓周公俭哉！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氾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
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护》废矣。
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故外阖不闭，跨天下而无蕲。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戒矣哉！” [24]
这段对话与《儒效篇》开篇之论周公遥相呼应，其下则申论上文所引“大儒”之义。客人所论周公之德当属“雅儒”之德，荀子则谓周公乃大儒，于非常时刻行非常之事，超乎普通道德，故其救周时不恭，定天下时不俭，灭纣时不戒，唯如此，终得安定天下。
《儒效篇》以“大儒”二字开篇，最后收结于畅论大儒之所能，荀子之心曲袒露无疑矣。荀子以为，秦完全可以扫灭各国，代周而起，兼制天下。这看起来超越常态下的道德观，但不如此，则王道无望。
同样，荀子之说秦王也是大儒之举，唯有如此，方能致王于道，以秦所获得之权威重建王道，行仁义之政于天下。以常态社会中一般道德观念衡量此举，甚无谓也。依荀子，当乱世，惟大儒可行道于天下。
[1] 参见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2] 钱穆考订曰：“荀卿在齐襄王十八年后曾赴秦也。至昭王五十二年应侯罢相，荀卿赴秦当在此十二年间。”又谓：“荀卿大抵荀卿留秦决不久，其去秦东归，当在长平一役之前”。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529、532页；
[3]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7页。
[4] 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9页。
[5] 穆公十二年，晋饥荒求援，大臣有反对者有支持者，穆公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于是输粟于晋（《左传·僖公十三年》），可见深明大义。
[6] 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2-193页。
[7] 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页。
[8] 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页。
[9] 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页。
[10]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4-165页。
[11] 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页。
[12]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页。
[13]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页。
[14] 太史公于《六国年表》序曰：“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 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见司马迁：《史记》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5页。太史公盖以秦之兴起为礼崩乐坏之主要驱动力量，终代周而兴；而其最后一句话颇与荀子谓秦之获胜“非幸也，数也”相近。
[1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1页。
[1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6页。
[17] 《四库全书》本《新书》卷一《过秦下》。
[18]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4-117页。
[19]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0-141页。
[20] 叔孙通之遭遇或可参照：刘邦命叔孙通作礼仪，“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司马迁：《史记》第8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22-2723页）叔孙通所说“鄙儒”就是荀子所说“俗儒”。
[21]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7页。
[22]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7-120页
[23]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0-121页。
[24] 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4-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