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前面我们讲到，孔子为周以来的文化传统注入了全新的精神和价值，完成了中国文化的超越突破，从此道德追求成为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全面否定儒家道德价值的道家，具有与儒家同样的超越视野，因而儒道两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而那些没有完成超越突破的墨、名、法等重要思想流派，或消亡，或作为主流文化的隐性成分。
但是，既然孔子已经完成中国文化的超越突破，为何结束战国纷争、统一中国的大秦帝国却舍弃儒家，偏偏崇尚法家思想？而在秦帝国崩解后，汉朝最初也未采用儒学而尊的是黄老思想，直到汉武帝时期才搞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能够成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政治文化，是因为汉武帝的偶然选择所成就，还是历史的必然？请看下文的解析。
儒家思想在秦汉
文/金观涛 刘青峰
众所周知，虽然先秦孔孟已提出了符合儒家道德理想的应然社会蓝图，但秦代并未真正落实。直到汉代建立起大一统帝国，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儒家的应然社会蓝图才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和社会行动正当性的最终根据。
为了配合大一统帝国形态，两汉时期根据儒家经典，确立了家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并论证如何将一个个分散的家整合成更大的统一国家形态的社会有机体。两汉儒学的基本形态是天人相应的宇宙论哲学，这种道德意识形态与社会之间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双向互动的塑造，最后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及其独特的演化模式。
讨论汉代思想和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形成，必然要涉及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汉代成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政治文化？春秋战国，列国争霸，打了几百年仗，最后由秦统一天下，但是，秦国政治文化并没有成为此后中国文化的主流。这里涉及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为什么秦国能够统一中国？第二，为什么秦帝国会迅速崩解，并在不到一个世纪后，汉武帝就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研究者代不乏人。前两年赵鼎新出了一本书，叫《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赵鼎新早年学生物学，后来在美国读社会学。
他认为，战国后期的列国战争已经演变为全民战争，这样，各国的动员能力，譬如说人口规模及管理方式，对战争胜负有决定性影响。周代宗法制不利于社会动员，宗族大了就很难收上税来。秦国重用法家，采取一系列严苛法令把大家族分解为由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并发展出有效管治基层社会的郡县制度，配合了全国动员的全民战争，翦灭六国，最后统一中国。作者还使用了数学模型来计算各国的战争动员能力有多大，会导致什么结果。
赵鼎新的研究很有特色，但我认为他用“儒法国家”来为秦汉帝国定性是有问题的，这只不过是历来“阳儒阴法”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因为汉以后就再没有什么儒法国家了；法家作为一种学说、一个学派，秦亡以后受到主流政治思想的批判和谴责。
今天，当人们反省儒家成为中国文化主流后所带来的问题，如皇帝专制，泛道德主义高于法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思想文化多元交锋局面的终结，就会想到被历史遮蔽的法家。但我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这是偶然的吗？是因为汉武帝偶然选择了儒家，中国文化才走上这条不归路吗？问题是汉武帝可以选择法家吗？不选择儒家可以选择其他家吗？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
秦王朝很短命，并没有像秦始皇希望的那样万世延续下去，二世即亡，亡得很惨。陈胜（？~前208）、吴广（？~前208）这样没有任何势力的小人物，揭竿而起就推翻了秦王朝。秦汉之际，社会剧烈动荡。秦亡汉兴，汉承秦制，建立起大一统的郡县制国家，但汉初再也不能用秦朝重法家那一套，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去搞全民动员了，苛政也不能继续。
汉初采用道家和法家混合的黄老之术，一面讲帝王之术，另一面讲无为，要与民休息。汉初暂时退到信奉黄老是可以的，但是当经济发展了，国家、官僚又有权力了，怎么可能无为啊？黄老之术也不是长治久安之计，还是要寻找统治的合法性根据。
从刘邦（前256~前195）到汉武帝半个多世纪中，当权者一直在寻找论证其统治正当性的思想资源。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儒家提供了君主大一统的统治正当性的最终根据，这才是儒学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大传统的真正原因。
我们在中学都学过贾谊（前200~前168）的《过秦论》，当古文范文来读，文采多美啊！但我们很少去想为什么《过秦论》那么重要？汉朝初建之时，君臣纷纷检讨秦亡教训，为什么强大的秦帝国二世即亡？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啊。
贾谊的《过秦论》是其中的名篇。他总结出什么东西来了呢？一句话，秦法是暴政！秦亡于暴政！秦朝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皇帝用强权酷律约束官吏，官吏又依恶法整治老百姓，这样的统治能长久吗？只要老百姓不自愿服从，陈胜、吴广就不可避免。
按照贾谊《过秦论》的秦行苛政必亡的逻辑，以提倡仁政作为统治合法性最终标准的儒学便呼之欲出了。贾谊不但讲要行仁政，还提出不同于秦制的制度改革方案。汉文帝（刘恒，前202~前157）很想重用他，反而令他遭嫉妒，受到排挤。
但秦兴秦亡的历史教训，汉初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实践，促使统治者一直在寻找统治的正当性。直到汉武帝时，才算是找到了，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什么是儒家呢？关键在于，一个政权的建立和稳固，必须要有民众的自愿服从。自愿服从是指人不仅因为他人的服从而服从，而要出于民众认同统治者所推行政策的价值。只有经过超越突破的价值系统，才能提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自愿服从的理据，政治哲学将其称为统治正当性最终根据。
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只强调厉行严苛法令去管束官吏和百姓，并没有提出政治正当性的最终价值，汉初已受到批判；道家全面否定儒家，主张小国寡民，也不能适应大一统的统治模式；因此能为汉帝国提供统治正当性的只有一家，这就是儒学。
汉初思想纷杂局面持续了几十年，与此同时，官方和社会对先秦思想进行了筛选，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家道德哲学成为上自君王百官、下至庶民百姓共同的行为准则规范，从此，中国社会走上了固定轨道的不归路。
但是，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哲学，要成为国家的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还必须使家庭伦理扩展为整个社会乃至国家之组织建构的根本原则。这一点，是通过两条线索实现的。一条线索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形成；另一条线索为汉武帝的立五经博士，钦定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
由此，儒家经典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大传统的核心。不仅中国文明如此，其他完成了超越突破的文明亦如此，不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基督教及伊斯兰社会以及印度，都确立了与本文明终极关怀相配合的经典文本，通过社会与思想文化间长程而不可逆的互动实现的，从而塑造出各自特有的传统社会。
此后，古文明快速衰落，人类文明进入了不同形态的传统社会演化和扩张的阶段。
本文编辑、改写自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一书的部分章节，学术讨论请以原书为准。配图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