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渐晚，走出武汉市汉口医院的内科楼时，一阵冷风迎面吹来。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医疗队队长张达成没留意天上是否挂着星星，但在冷风中，他的心是暖的。

2月26日，张达成和同事们送走了12名痊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有中年大叔大妈，也有坐在轮椅上的80岁老大爷。

2月26日，广东医疗队队员送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受访者供图

汉口医院是武汉市第一批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定点医院之一，形势严峻。除夕夜和大年初四，广东省分别派出第一批127名医护人员、第二批148名医护人员组成了广东省支援湖北疫情防控医疗队（下称“广东医疗队”），对汉口医院呼吸六区、呼吸七区紧急支援。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肝脏肿瘤中心教授郭亚兵，是广东医疗队第一批次领队，2003年，他曾是原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赴小汤山医疗队的一员。但与17年前相比，这次的“医疗空降兵”来自省内的20多家医院，大部分人互不相识。如何在短时间内磨合、适应、相互协作，如何在陌生的环境里共同应对肆虐的疫情，无疑是对他们的一场考验。

以下为新京报记者与郭亚兵、张达成的对话。

一个医院干不成，分工合作才能完成任务

新京报：这次医疗队出征武汉，人员组织等工作非常迅速。

郭亚兵：是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第一批医疗队来自9家单位，不到半天时间把人招齐，当晚出发，凌晨4点抵达住处，第二天就排班下病房了。因为非常匆忙，所以排班时才发现有的名单有错，比如原本报名的人没来，或者临时换了人互相不认识。

张达成：我属于第二批，有了第一批的经验相对会好一些。

去武汉的飞机上，我们18家医院的队长们就碰面了，互相了解各自队伍的人员构成、物资准备。大家发现，单独一个医院是干不成事的，只有各医院团结在一起，分工合作才能完成这次的任务。

比如广东省卫健委要求每个医院的队伍最好备出两个星期的防护物资，但很多医院本身不是传染病医院，一时间不可能准备那么多。这样的话各医院就互相商量，把所有的物资拿出来，共同调配使用。

人员方面也是，每个医院来的科室不一样，呼吸科、感染科、ICU、内分泌的都有，所以我们第二批39个医生最后被打散了，分到三个组工作。

新京报：你们到达时，汉口医院是什么情况？

郭亚兵：汉口医院是武汉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第一批定点医院之一，面临着疫情的第一波冲击。它原本是一个综合性医院，是临时把病房腾出来的，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基本是一团乱麻。

那时候刚好是大年初一，原本30人的病房一下塞了80个病人，只有2个医生、5个护士。他们跑来跑去，停不下脚，头上直冒汗。这么多病人，我们现在白班是5个医生、10个护士同时下场才管住。所以当时特别乱，卫生没人打扫，满地都是医疗垃圾。

总体来说，病情还是很严峻的，发展很快。我记得大年初二中午我们接手了危重症病人的病房，还没有一两个小时，就有两三个人不行了，晚上又有两个不行了。还有一天，一个病人从急诊推上来，还没到病房人就没了。

最初几天病人实在太多了，最高峰时期，发热门诊的日门诊量是1500人到1600人。

这是什么概念？我们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在这次疫情中最早开始做发热门诊，一天大概不到300个门诊量，接诊时间就拖到了夜里2点多。但汉口医院的工作量相当于我们的5倍，几乎全部人手都砸进去了，一直扛了快三个星期。我想如果我们再迟来一点，他们可能真的扛不住了，可能会崩溃掉。

出征前的郭亚兵和队友们。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摄

张达成：刚下病区时，我走到病人床边，病人会很急迫地诉说自己哪里不舒服，还有的病人会哭。这大概是因为原来医护人员不够，病人能接触到医生的机会不多，所以他们一下子看到4个医生，就好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交班的医生说，这是广东医疗队过来支援我们的，我能感觉到，病人是有点兴奋的。

新京报：你们去的时候，汉口医院的医护人员情况怎么样？

郭亚兵：当时呼吸科整个科室几乎全军覆没，他们主任没被感染，还在那硬挺着。ICU的7名医护人员病倒6个，院领导也倒下好几个。

张达成：我是大年初六入病房的，接手呼吸七区。去交班时，整个病区只有一个汉口医院的本院医生，管七十多位病人。那个医生和我们一床一床地重点交代病人情况，一圈下来，粗略计算，病区内住院的约1/3是本院员工。

交班完，那位医生就撤场了，两天后听说他也被确诊阳性住院了。交班那天我们都穿着防护服，看不到脸，我只知道他是个中年人，叫“刘医生”。

有人倾诉，有人吵架，你得理解他

新京报：刚到武汉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张达成：这次疫情前大半年，我来武汉开过会，当时感觉武汉发展很快，就要赶上北上广深了。但这次再来，发现整个城市像突然间睡着了一样，街上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只能偶尔见到几个警察。那种气氛有点悲凉，有点绝望，让人想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感觉。受这种氛围的影响，大家当时心里的确有点压抑。

第一天下病区换防护服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大家都很紧张，因为来到一个陌生的医院、陌生的场所，对整个工作流程不熟悉。而且当时对于疫情，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加上初期好几位病人过世，这让大家非常沮丧。

我印象很深的是队里的一位感染科医生，有一天我们一起上班，他负责开车，但是开得特别慢，整个状态都不对。后来听护士说，他负责的一位37岁的男性患者没救过来，患者的妻子就在门外跪在那位医生面前。

这个事情可能对那个医生触动比较大。一方面，感染科平时接触的大多是乙肝这类病人，危重症的比较少。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医生、护士都很善良，他可能觉得一个37岁的男人正是家里的顶梁柱，人就这么没了，他过意不去。

从那以后，这个医生变得很沉默寡言，经常躲在房间不出门。

新京报：这种情况下，队员们要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状况呢？

张达成：有一天值班事情不多，我就和那位医生站在窗边聊天。他主动说，没想到这里的情况这么恶劣。我说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已经来了，就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事情，不一定要怎么惊天动地。现在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力所能及地打好一次针就是在做贡献了，一点一滴小的积累成大的，整个疫情才能慢慢改善。

另外就是分散他的注意力，给他讲讲武汉的景点。

那天聊了快一个晚上，下班后回酒店时，我感觉他开车的速度快了好多，我想他的心情可能也好了一些。

广东医疗队的队员们在汉口医院援助。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心理压力大，是不是医护人员的普遍情况？

郭亚兵：应该说汉口医院一线的情况，还是让我们很震撼的。第一天进入病区后，一名有十多年经验的老医生就和我说，那天晚上睡不着觉、做了噩梦，有的医护人员也会在房间里哭。因为受条件所限，许多救治手段上不了，我们的医护人员就觉得有力气使不上，眼看着病人不行了，感觉很无助、感觉救不了。

这种情况下，队员们的信心受到很大打击，有的人会来找你倾诉，有的人会发脾气吵架。那种状态，你得去理解他。

新京报：大家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吗？

郭亚兵：争吵还是蛮多的。但吵架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抢救病人，为了用更多的、更好的办法治疗。

比如有的病人病情严重，医生希望启用ICU。我们也去ICU看了，16张床位，硬件条件很好，但它有一个问题——汉口医院ICU是针对外科的，通风条件达不到感染科的要求。科学评估后，我们忍痛把它关了。

但在这个决策的过程中，医生们少不了互相吵架。很多人不理解，广东来这么多专家，既不插管也不启用ICU，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是很疯狂地想要“杀”进去，有时候甚至为了救人急到失去理智。可现实是残酷的，不能病人没救下来，医生的安全都保证不了。

张达成：有的时候，也会因为各医院的工作流程、习惯不同出现意见不合。

比如医生交接班，有的医院可能轻症、重症病人都要走一轮，有的医院可能只重点关照重症的；有的医院可能要把所有的仪器、药品甚至哪个病人输液输了几袋都要数清楚，有的医院就不需要这么麻烦。所以前期时交接班比较混乱，有时候要交接两小时。

重要的事，队长们投票表决

新京报：外界的条件这么艰难，你们怎么协作解决问题呢？

郭亚兵：我们是一个临时凑起来的团队，要变成一个战斗的团队需要磨合。

下病区的当天晚上，我们就和队员一起开了会。首先，大家要理解这个混乱的状态，不乱是不需要我们来的，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治乱。面对这些乱，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得想办法适应，年轻人惊慌也要镇静下来。

然后，就是要把各种基础的事情做起来，要当保安、清洁工、运输员。比如垃圾没人收拾，护目镜、防护屏没人清洗消毒，这在平时根本不可想象。现在这些工作都要捡起来，都要由我们来做。一个处长在收垃圾，一个教授级专家在洗护目镜，大家已经不分层级了，需要的时候直接上。

包括氧气的问题，也是大家一起解决。现在的重症病人，最重要的治疗方式之一就是氧疗，有的甚至要上呼吸机高流量吸氧。但汉口医院的氧压管道只能供30多人同时吸氧，现在要供全院300多名病人，氧压不够，很多设备接不上。

可是医生们还是想救人，所以就天天人工扛氧气瓶。一个氧气瓶百十来斤，只够用一小时，一个病人身边要有三五个氧气瓶。我们大概每天需要五六十瓶氧气，有的女医生像汉子一样扛着钢瓶就“跑”，这在平时，她们根本扛不动。

张达成：在工作机制方面，我们慢慢摸索，重新建立了一套流程和习惯，把很多问题简化了。比如交接班的时候，危重病人到床边交班，轻症病人不用全部走下来；仪器清点方面，因为是在封锁区，所以交待贵重药品仪器就可以了，没必要全部推到一个地方数数。

各医院的队员间如果意见不合，就把问题交给18家医院的带队队长协商。重要的事情，18个队长在群里接龙投票表决，如果出现平票，就听总领队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副院长姚麟的。

新京报：在防止院内感染方面，你们做了哪些工作？

郭亚兵：首先是理顺院内的各种流程。

一般来说，传染病房分为清洁区、缓冲区、污染区，有一整套消毒流程。要想把综合医院的普通病房转成隔离病房，也要增加许多防护设施和消毒流程。

刚到汉口医院时，我们发现院内只是临时加装了几道门，消毒、隔离流程不清晰，这很容易造成全院都是污染区。在当时这是没办法的，因为人手很缺，流程很难落实。

我们来了之后，首先进行院内感染培训、个人防护培训，按照规则，把各种流程写清楚，把各种物品摆放整齐，在墙上贴上清晰的标志。

另外每天都要有督导值班，医护人员进入隔离病房必须挨个过关，人人都要检查帽子、口罩是否按照规则穿好、戴好。

新京报：现在一线的情况有所改观吗？

郭亚兵：最近两个星期情况越来越好，从无序到有序是很明显的。首先，在指挥部的统一调配下，床位收治有序很多，有多少病人出院，就会调配多少病人入院。

而且方舱医院建好后，轻症病人过去了，重症病人收治基本可以保证。过去在急诊室、走廊里留观的病人几乎都收进来了，院内安静了很多，也没那么乱了。

现在轻症病人转走了，重症病人越来越多，占到差不多快七成，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但因为工作变得有序了，大家觉得没那么辛苦，队员们慢慢恢复了信心，也心平气和、情绪稳定了。原来我们下班没点，现在基本工作8小时就能下班。

广东医疗队的队员们送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左三为张达成。受访者供图

张达成：我们有一个病人33岁，比我还年轻，送来的时候肺炎、肾衰、心衰、代谢性酸中毒，处于昏睡状态，几乎就是快死的程度，我们也觉得可能没戏了。但针对新冠肺炎，我们按照诊疗方案治疗了一段时间；针对酸中毒，我们给他补充了碱性物质，同时改善肾功能环境。可能也是因为年轻，在那么差的情况下，真的把他救回来了。我还记得他刚来的时候胡子拉碴的，病情好转后胡子一刮，原来那么帅。几个护士小姑娘还跟他拍照。

2月26日那天，我们病区有12位病人出院了。我能感觉到大家都特别高兴。医生护士其实是非常原始简单的善良，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能把原本以为不行了的病人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