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片介绍

错案，古往今来都有发生，即使现代法治发源地英国，也不例外。

美国影片《因父之名》根据杰瑞·康伦的自传《证明无罪》（《Proved Innocent》）改编，讲述的是一起发生在英国的错案——著名的基尔福德四人案（Guildford Four）。

《因父之名》自1993年问世后，一直被誉为“法律人必看影片”，也被许多法学院选作案例教学片。该片涉及证据可采性、交叉询问、陪审团制度、错案成因、司法令状、证明标准、自白任意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诸多法律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法律人学习诉讼制度时必须思考的问题。

片中的庭审部分是重头戏，法官、陪审员、律师、当事人及证人等法律角色悉数登场，表现精准到位，不同的角色心理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感受到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模式下的庭审氛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片中女律师皮尔斯，她的正直、敬业、执着，感染了很多观众，也被很多刑事律师视为榜样。

二、基尔福德四人案背景

上世纪七十年代，英格兰和爱尔兰民族纷争严重，爱尔兰共和军（IRA）经常进行恐怖活动。1974年10月5日，伦敦基尔福德酒吧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爆炸案，造成5人死亡和几十人受伤。

爆炸案发生后，四名爱尔兰青年保罗·希尔、杰瑞·康伦、帕特里克·阿姆斯特朗和卡洛尔·理查森，被怀疑为IRA成员，遭警方逮捕。

之后他们被指控为爆炸案主谋，法院开庭审理后，1975年10月，杰瑞·康伦等四人被判处终身监禁。此案被称为基尔福德四人案（Guildford Four）。

1977年1月24日，另有几名爱尔兰人因其他案件被捕，他们供述实施了基尔福德爆炸案。之后，英国政府组建独立警官小组对基尔福德四人案重新审查，发现证据存在问题。

1989年10月19日，首席大法官杰费里·莱恩撤销了对四人的判决，杰瑞·康伦等四人先后被释放。

2005年2月9日，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发表声明：“我对他们在这件事（指基尔福德四人案）中受到的折磨和不公正的待遇感到十分抱歉……他们理应得到全面的、公开的平反。”

三、影片中的法律问题

观影后，我们对基尔福德四人案是错案这一点深信不疑。因为我们是以上帝视角看到案发全过程，见证了杰瑞·康伦等人的无辜，内心确信他们无罪。

这个错案何以发生？

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容易找出原因：陪审团直觉裁判，法官不公正，刑讯逼供，民意影响，反恐大背景，证据不当采信等等。

此案能够成功洗冤，这在信奉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英国着实不易。从真凶归案启动调查，到法院宣告无罪，用了12年时间。这其中，辩护律师起到关键作用，她从警方那里”偷”走一份重要的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证据（alibi），然后在法庭出示，这份证据对翻案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又产生一个问题，这位律师“偷”证据的行为是否合法？法庭应否排除这份”偷”来的证据？

案发当时，英国反恐形势严峻，出台《预防恐怖犯罪法案》允许警察羁押七天时间。这有可能对个人权利构成威胁，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个人权利之间，如何实现平衡？

爆炸案后公众愤怒情绪高涨，来自民间的陪审员进行裁决时能否避免民意左右？

陪审员司法理性不足的天然缺陷，能不能通过制度来弥补？

这部影片好像一份法律试卷，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让我们思考。

四、理性不足的陪审团

基尔福德四人案一审庭审，由12名陪审员组成陪审团进行审判。

英国实行陪审团制度，法官和陪审团共同组成审判主体，两者有明确分工，陪审团负责事实认定，裁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在陪审团作出有罪裁决后，法官再确定刑罚。

法庭戏部分，我们看到，控方律师和辩方律师每每站起发言时，身体总是转向陪审席，目光注视着十二名陪审员，非常有礼貌地陈述观点。

在法庭上，律师的重心工作就是：说服陪审团，让其接受自己的观点。

这些陪审员从哪里来？

他们是从民众中随机抽选而来，是来自民间的普通人，没有受过法律训练，易受情绪影响。为了说服（或打动）这些司法理性不足的陪审员，出庭律师都会倾尽全力、投其所好，例如：打感情牌，打种族牌，用通俗语言讲故事，借用道具解释专业问题，巧妙安排证人出庭顺序……

在法庭上，我们看到了控方律师和辩方律师各自为说服陪审员所做的努力。

杰瑞·康伦的律师在对迪克森警官进行交叉询问时，提及所有被告在羁押期间都受到身体和精神虐待，他特别强调“其中包括14岁的被告帕特里克”，他停顿一下，请帕特里克站起来。当个子矮小、满脸稚气的帕特里克起身站起来成为焦点时，画面极具冲击力。

辩方律师这一细节设计就是为了触动陪审员的同情心，从而对控方指控产生怀疑。

闭庭陈述时，辩方律师的演讲温和有力量，他说

开庭前我与当事人握手却被同行嘲笑，（因为）公众普遍存在对被告人歇斯底里的愤怒情绪，……请（陪审员）不要被此情绪所影响。

控方律师针锋相对，他也从“不要受情绪影响”作为切入点，用一连串形容词来描述被告的残忍狡猾，赞美警察的荣誉和敬业，强调被告对社会的危害。控方律师这一番略显夸张的演说，再次将陪审团引入集体愤怒情绪中。

就这样，法庭上的陪审员被控辩律师竞相争夺，他们的情感在波动，立场在晃动。

法庭上的旁听群众时常喧哗，丝毫不掩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情绪。他们与来自民间的陪审员，在情感上更容易产生共鸣。

陪审员司法理性不足，过分依赖直觉，所以杰瑞·康伦案在控方证据不足且存在诸多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却被陪审团裁定有罪，也就不奇怪了。

陪审团错判有罪，法官也难逃其咎。

为什么？

在“陪审团+法官“这个组合中，专业法官有责任对业余陪审员给予专业指导、引导。英美法系繁密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就是为外行陪审员准备而由法官负责落实。

影片中，警方以暴力、威胁手段获取杰瑞·康伦等人的认罪书，这个证据是否具备可采性？这应该由法官来把关，法官可根据自白任意性规则予以排除。

其实，早在18世纪后半期，英国就已确立被告人自白任意性规则，即，非出于任意性（voluntary）者，不得采为证据。

对于杰瑞·康伦等人的这些认罪书，其认罪和供述是否出于自愿，应当由法官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裁决，通常在庭前进行。如果违反自白任意性规则或者是非法证据，法官即予以排除，不让其进入法庭污染陪审员的眼睛。

显然，一审这位法官失职了。

五、暴力取证

被警方羁押七天时间里，杰瑞·康伦和保罗·希尔被殴打、威胁、侮辱，二人违心地在认罪书上签名。这是典型的刑讯逼供。

联合国《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明确反对以酷刑方式取证。

刑讯是一种野蛮、落后的审讯方式，它是冤错案件的来源。清华大学张建伟教授曾总结出一个错案公式：合理的怀疑+刑讯逼供=冤假错案。

现代国家早已认识到刑讯的危害，在宪法或法律中确立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或者同类权利、规则，以防止刑讯。沉默权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内核一致，只是外在表现不同。

英国在1640年李尔本案之后，国会便通过立法确立了沉默权。1964年《英国法官规则》规定：“陈述（包括被告人对警察所作的口头回答和书面陈述）必须是被告人自愿作出的，它不应当是通过恐吓、利诱和逼迫获得的。”

正如一审中辩方律师所讲，“基尔福酒吧爆炸案发生后，5死75伤的后果，社会影响恶劣，民众情绪愤怒，这给警方带来巨大的压力”。

命案不破，民众恐慌。重压之下，警方便寻找替罪羊来堵悠悠众口。

杰瑞·康伦和保罗·希尔是爱尔兰人，恰好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于是就被警方抓来罗织罪证。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杰瑞·康伦等人的认罪书，就成为控方指控犯罪的重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