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就新冠肺炎成立了联合考察组，成员由来自中国、德国、日本、韩国、尼日利亚、俄罗斯、新加坡、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 25 名中外专家组成。 联合考察组外方组长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博士，中方组长为梁万年博士。此次联合考察组于2020 年 2 月 16 日至 24 日在华开展考察调研，为期 9 天。

本期的智能内参，我们推荐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就中国及国际社会如何进一步应对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提供信息，并为尚未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何做好应对准备提出意见。如果想收藏本文的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可以在智东西（公众号：zhidxcom）回复关键词“nc441”获取。

一、主要发现

主要发现分为六个方面：病毒、疫情暴发、传播动力学、疾病进程和严重性、中国的应对措施、以及知识局限。

1、病毒

2019 年 12 月 30 日，从武汉金银潭医院不明原因肺炎（2002-2003 年 SARS 暴发之后制定的一种监测定义）患者中采集了 3 份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样本。对样本进行泛 β-冠状病毒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检测后，结果显示冠状病毒核酸阳性。利用 Illumina 二代测序和 nanopore 三代测序技术，获得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生物信息学分析表明，新型冠状病毒（nCoV-19）具有冠状病毒家族的典型特征， 属于β –冠状病毒。对 nCoV-19 的全基因组序列和已有的其他 β-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进行一致性比对后显示， 该病毒与蝙蝠携带的 SARS 样冠状病毒 RaTG13 株全基因组亲缘关系最近，同源性为 96%。

利用人呼吸道上皮细胞、 Vero E6、 Huh-7 等不同细胞系进行了病毒分离。接种后 96 小时观察到细胞病变效应（CPE）。负染后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下能观察到典型的冠状颗粒。从恢复期患者中采集的血清可以完全中和分离病毒的细胞感染性。 转人 ACE2 基因小鼠和恒河猴经鼻感染该病毒后，可诱发多灶性肺炎伴间质增生。随后可在受试动物的肺和肠道组织中检测并分离出该新型冠状病毒。

对 2019 年 12 月底至 2020 年 2 月中旬在不同地点采集的患者标本中分离出的 104 株 COVID-19 病毒株，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分析，结果显示它们具有 99.9%的同源性，无明显基因突变。

对武汉市一名 50 岁男性患者的肺、肝和心脏等尸检标本的组织学检查显示，弥漫性肺泡损伤伴细胞纤维粘液样渗出。肺部显示有肺细胞剥脱和透明膜形成，提示有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肺组织也显示细胞纤维粘液样渗出、肺细胞剥脱和肺水肿。 双肺均可见以淋巴细胞为主的单个核细胞间质炎性浸润。 肺泡内可见以大细胞核、双染颗粒的细胞质和核仁突出为特征的非典型肺细胞膨胀的多核合胞细胞，提示病毒导致的细胞病变。未见明显的核内或胞浆内病毒包涵体。

▲新冠肺炎病毒和 β-冠状病毒代表株系统发生树分析

2、 疫情暴发

截至 2 月 20 日，中国全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 75465例。该病例数据是通过国家卫健委和省卫健委之间的全国报告系统（NRS）进行上报的。该 NRS 报告系统每天发布新确诊病例、死亡病例、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人数。各省在凌晨 3 点报告前一天的病例数。

下图的流行曲线是利用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IDIS）数据生成的。该系统要求每个新冠肺炎病例诊断后，负责医生要通过该系统进行网络直报。 无症状感染者也通过该系统进行报告。病例的信息也在该系统里实时更新。病例个案信息每天 24 点后下载用于分析。下图 显示了武汉、湖北（除武汉以外）、全国（除湖北以外）以及全中国病例发病时间流行曲线。

▲中国新冠肺炎实验室确诊病例发病时间曲线，截至2 月20日

下图 为实验室确诊病例按发病日期和报告日期绘制的曲线图，截止日期分别为 2 月 5 日、 12 日和 20 日。上下两图显示了病例数在 1 月 10 日至 22 日期间迅速增加， 1 月 23日至 27 日报告病例达到高峰并趋于平缓，此后保持了稳步下降的趋势，只有 2 月 1 日例外出现高峰。

▲ 2020 年 2 月 5 日（上）、 12 日（中）和 20 日（下）中国全国实验室确诊病例流行曲线，按发病日期和报告日期。

根据上述流行曲线、已发表文献以及本次湖北武汉、广东（深圳和广州）、四川（成都）和北京的现场考察，考察组得到以下流行病学考察结果：

1）、人口学特征 ：截至 2 月 20 日，在报告的 55,924 例实验室确诊病例中，年龄中位数为51岁（年龄范围2天-100岁；四分位间距 39-63岁）， 大多数病例（77.8%）介于 30–69 岁之间。其中， 51.1%为男性，来自湖北的病例占 77%，农民或体力劳动者占21.6%。

2）、动物溯源 ：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种动物源性病毒。目前的全基因组基因序列系统进化分析结果显示，蝙蝠似乎是该病毒的宿主，但中间宿主尚未查明。而中国已经在此次疫情动物溯源的三个重要领域开展工作：对武汉 2019 年 12 月发病病例开展早期调查；对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及其他市场进行环境采样；对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售卖的野生动物的来源和种类以及市场关闭后这些动物的去向开展详细调查。

3）、传播途径 ： 新冠肺炎在无防护下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在感染者和被感染者之间发生传播。尚无新冠肺炎空气传播的报告，且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认为空气传播是主要传播方式。但在医疗机构中或可存在因医疗操作产生气溶胶而发生空气传播的可能。粪便排毒已在一些患者中得到证实，少数病例粪便中还发现了活病毒，但根据现有证据， 粪–口传播似乎并不是新冠肺炎传播的主要传播方式，其在新冠肺炎病毒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仍待明确。

4）、家庭传播 ：在中国，新冠肺炎的人际传播主要在家庭中发生。联合考察组从聚集性病例调查和一些家庭传播案例研究中获得了一些省份家庭成员间持续传播的详细信息。广东和四川省报告的 344 起聚集性病例中涉及 1308 例病例（两省总病例数为 1836 例），其中大多数（78%-85%）聚集性病例发生在家庭成员中。家庭成员内传播的研究正在进行中，但广东的初步研究结果估计家庭成员二代续发率约为 3-10%。

5）、密切接触者追踪 ：中国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对新冠肺炎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进行确认和追踪。例如，武汉有超过 1800 个流行病学调查小组，每组至少 5 人，每天对成千上万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正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工作，使得确认的密切接触者中绝大多数都被追踪到并完成了医学观察。 1%-5%的密切接触者后来被实验室诊断为新冠肺炎病例。例如：

截至 2 月 17 日，在深圳市 2842 名已确认的密切接触者中，已追踪到 2842 人（100%），其中 2240 人（72%）结束了医学观察。在密切接触者中， 88 人（2.8%）后来被确认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截至 2 月 17 日，在四川省 25493 名已确认的密切接触者中，已追踪到 25347 人（99%），其中 23178 人（91%）结束了医学观察。在密切接触者中， 0.9%的人后来被确认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截至 2 月 20 日，在广东省 9939 名已确认的密切接触者中，已追踪到 9939 人（100%），其中 7765 人（78%）结束了医学观察。在密切接触者中， 479 人（4.8%）后来被确认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6）、在发热门诊和常规流感样病例（ILI）和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ARI）监测中进行检测 ：联合考察组系统询问了在中国常规呼吸道疾病监测系统中针对新冠肺炎进行检测的情况，包括对流感样病例（ILI）和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ARI）监测样本进行 RT-PCR 检测，以及对发热门诊患者进行检测的结果，以了解新冠肺炎是否存在社区传播且未被发现的情况。

武汉对 2019 年 11 月和 12 月以及 2020 年 1 月前 2 周的ILI 标本进行了新冠肺炎检测（每周 20 个）后发现， 2019 年的样本未见阳性结果， 1 月第一周有 1 个成人标本为阳性， 1月第二周有 3 个成人标本为阳性；所有儿童标本新冠肺炎检测均为阴性，有些为流感阳性。 在广东， 1 月 1 日至 14 日期间，在 15000 多例 ILI 或 SARI 标本中， 只有一例新冠病毒检测阳性。在北京的一家医院，从 2019 年 1 月 28 日至 2020 年 2 月 13 日收集的 1910 份标本中没有发现一例阳性。在深圳的一家医院， 40 例 ILI 样本中也无新冠病毒检测阳性。

广东省发热门诊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随时间的推移有所下降， 1 月 30 日为 0.47%， 2 月 16 日降至 0.02%。总体而言，广东省约 32 万次发热门诊筛查检测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仅为 0.14%。

7）、易感性 ：由于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种新发现的病原体，人群普遍缺乏免疫力。根据目前在中国观察到的流行病学特征，几乎人人易感，尽管可能存在易感性增加的危险因素，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明确感染后是否具有免疫力。

3、传播动力学

根据上图数据 以及根据我们在国家和省/市级的联合考察的观察结果， 总结和解释了新冠肺炎迄今为止的传播动力学。任何疫情暴发的传播动力学本质上都是与具体情境有关，了解这点很重要。对于新冠肺炎，我们分析了在流行增长期到控制措施实施后的时间段内观察到的四种主要的传播模式，并突出了对儿童传播的了解，如下所示：

1）、武汉传播模式 ：在武汉发现的早期病例被认为是通过动物传染到人的途径感染，因为许多人报告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截至 2 月 25 日，尚未查明动物来源。在疫情早期的某个时点，部分病例间产生了人际传播，导致随后在一系列控制措施实施前发生了社区暴发并首先在武汉扩散开，再随着大规模人口流动，从武汉进一步辐射到湖北省和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从而解释了高达 2-2.5 的传播系数（R0值） 。

自 2020 年 1 月 23 日起在武汉及周边城市采取的严格管控措施有效地阻止了感染者向全国其他地区的进一步输出。

2）、湖北除武汉以外的传播模式 ：在紧邻武汉的地区（孝感、黄冈、荆州和鄂州）， 传播程度低于武汉。对于该省其他地区，由于交通管制后与武汉的交通联系不紧密，且人流不畅，其动力学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动力学更为接近。在湖北省内，一系列控制措施（包括控制社交距离）降低了社区传播，从而减少发病。

3）、中国除湖北以外的传播模式 ： 由于武汉的交通枢纽地位和春节期间的人口流动（春运），感染者迅速流向全国各地， 尤其是集中在与武汉交通往来最为密切的城市。其中一些输入病例在目的地城市导致了有限的人际传播。

根据武汉/湖北的经验，实施的一系列综合防控措施，包括早发现病例、追踪密切接触者、隔离和管理以及尽可能地增大社交距离， 在全国范围内阻断了病毒传播。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病例是来自武汉或湖北或与之有直接联系。社区传播非常有限。如前所述，大多数本地病例都来自于聚集性病例，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家庭中。

综上，病毒输入一个地区后，如不加干预，会很容易引起当地发生聚集性病例，进而导致相对较高的 R0（2-2.5），但如采取严格隔离和增大社交距离的控制措施，可以有效减少发病。

4）、特殊场所 ：我们注意到医疗机构、监狱和其他封闭场所也发生了疫情。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场所和人群在传播中的作用。但它们似乎并不是疫情扩散的主要驱动因素。具体地说：

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感染——联合考察组讨论了所考察的所有地点的院感情况。截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全国 476家医院报告了 2055 起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实验室确诊病例，大多数（88%）来自湖北。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已从湖北以外地区派遣逾 4 万多名医务人员驰援武汉。 尽管存在散在的少数医院暴发（例如，武汉一家医院有 15 名医务人员感染），但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感染并不是新冠肺炎在中国的主要传播特征。联合考察组获悉，大多数医务人员感染是发生在武汉疫情暴发早期，当时应对这种新疾病的物资和经验较为缺乏。此外，流调显示，许多医务人员病例可能是在家庭内而非医院感染的。湖北以外地区的医务人员感染很少见（246 例，全国医务人员感染总数 2055 例），流调显示大多数病例有家庭确诊病例暴露史。

联合考察组还注意到，中国一直非常重视医务人员的感染预防。医务人员监测数据显示，疫情早期感染风险最高，这些信息已经用于修订完善政策，提高医务人员感染防护。

封闭场所疫情——据报告，以下场所发生了新冠肺炎传播：监狱（中国湖北、山东、浙江）、医院（如前所述）等。人们在这些环境中的密切接触和潜在的环境污染是传播的重要因素。在这些场所中的传播情况仍需进一步研究。

5）、儿童 ：数据表明 18 岁及以下人群的罹患率相对较低（占所有报告病例的 2.4％）。在武汉，对 2019 年 11 月、 12 月和 2020年 1 月前两周的流感样病例进行检测，未发现有儿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根据现有数据，在没有血清学研究结果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儿童感染状况以及儿童在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无法回答儿童是否较不易感或他们的临床表现是否不同（即通常轻症）等问题。联合考察组获悉，儿童病例多是通过追踪成人病例家庭密切接触者的时候发现的。值得注意的是，接受联合考察组访谈的人未发现有儿童传染成人的情况。

4、症状、体征、疾病进程和严重程度

新冠肺炎的症状是非特异性的，从无症状到重症肺炎和死亡不等。截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 55924 例实验室确诊病例中，典型症状和体征包括发热（87.9%）、干咳（67.7%）、乏力（38.1%）、咳痰（33.4%）、气短（18.6%）、咽痛（13.9%）、头痛（13.6%）、肌痛或关节痛（14.8%）、寒战（11.4%）、恶心或呕吐（5.0%）、鼻塞（4.8%）、腹泻（3.7%）、咯血（0.9%）和结膜充血（0.8%）。

冠肺炎患者通常在感染后平均 5-6 天（平均潜伏期 5-6天，范围 1-14 天）出现轻度呼吸道症状和发热等症状。

多数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患者为轻症并可痊愈。约 80%的实验室确诊病例为轻症和普通型，包括无肺炎或肺炎患者， 13.8%的患者为重症，存在呼吸困难、呼吸频率≥30 次/分钟、血氧饱和度≤93%、动脉血氧分压/吸入氧浓度比<300和/或 24-48 小时内肺部浸润> 50%， 6.1%的患者为危重型（呼吸衰竭、脓毒性休克和/或多器官功能障碍/衰竭）。已有无症状感染的报告，但多数在报告时无症状的病例随后会出现症状。真正的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尚不明确，但相对较罕见，也不是传播的主要驱动因素。

重症和死亡高危人群为年龄 60 岁以上，以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等基础性疾病者。儿童病例似乎很少且病情较轻， 19 岁以下病例约占总报告病例的 2.4%。极少数 19 岁以下病例发展为重症（2.5%）或危重症（0.2%）。

截至 2 月 20 日， 55924 例实验室确诊病例中有 2114 例死亡（粗病死率[CFR]为 3.8%）（注： 其中包含部分由临床诊断病例转成的确诊病例）。粗病死率因地区和传播强度而异（武汉 5.8%，中国其他地区 0.7%）。在中国，疫情暴发早期的粗病死率较高（1 月 1 日至 10 日间发病的病例，粗病死率为 17.3%）；随着时间推移， 2 月 1 日之后发病病例的粗病死率降至 0.7%。联合考察组注意到医疗服务水平在疫情进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

▲中国新冠肺炎病死率（总病例中报告的死亡人数)不同地点随时间的变化图，截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

病死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80 岁以上者病死率最高（21.9%）。男性病死率高于女性（分别为 4.7%和 2.8%）。退休人员在各职业人群中病死率最高，为 8.9%。无合并症的患者病死率为 1.4%，有合并症的患者病死率显著增高（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为 13.2%，糖尿病为 9.2%，高血压为 8.4%，慢性呼吸道疾病为 8.0%，癌症为 7.6%）。

疾病进程数据来自数量有限的报告住院病例。根据现有数据，从全国来看，从发病到实验室确诊的中位时间从 2020 年 1 月初的 12 天（8-18 天）缩短到 2 月初的 3 天（1-7天）。在武汉，则分别为 15 天（10-21 天）和 5 天（3-9 天）。这有助于更早地发现、隔离和治疗病例，以及确认、追踪密切接触者。

根据可用的初步数据，从发病到临床痊愈的中位时间，轻症约为 2 周，重症或危重症约为 3-6 周。初步数据表明，从起病到进展为出现缺氧等重症的时间为 1 周。死亡患者中，发病到死亡的时间范围为 2-8 周。

▲新冠肺炎疾病进程示意图

已康复患者数量不断增加，截至 2 月 20 日，已有 18264人（24%）痊愈。令人鼓舞的是，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 月 20 日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广东省发现的 125 例重症病例中， 33 例（26.4%）已痊愈并出院， 58 例（46.4%）转为轻/中度病例。在迄今报告的重症病例中， 13.4%死亡。更早发现病例和接触者，就可以更早进行治疗。

5、 中国的应对措施

武汉新冠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国家应急响应，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防控工作，明确要求防控新冠病毒疫情是当前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李克强总理任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和全国各省（区、市）各项防控工作，并第一时间亲赴武汉现场考察指导，孙春兰副总理驻武汉前线指挥部亲自领导和协调一线防控工作。

全国防控工作由前期在武汉等湖北重点地区快速上升到当前全国疫情的全面控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两个重要事件可以作为三阶段的分期标志：一是 2020 年 1 月 20 日新冠肺炎纳入法定报告乙类传染病和国境卫生检疫传染病，标志着由前期的局部防控进入到依法全面采取各项控制措施的转变；二是 2020 年 2 月 8 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标志着中国防控工作进入疫情防控与全面恢复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统筹兼顾阶段。

第一阶段， 围绕武汉等湖北省重点地区防输出、全国其它地区防输入的防控目的，以控制传染源，阻断传播，预防扩散为主要策略，采取启动响应和多部门联防联控，关闭市场，确定病原体， 1 月 3 日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 1 月 10 日分享了毒株全基因组序列，制定下发诊疗、监测、流调、密切接触者管理和实验室检测方案，开展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研发检测试剂盒，严格野生动物和活禽市场监管等防控措施。

第二阶段， 围绕降低流行强度，缓疫削峰的防控目的，在武汉等湖北省重点地区以积极救治，减少死亡，外防输出为主要策略，在全国其他地区以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群防群控为主要策略；在全国关闭了野生动物市场，隔离了野生动物繁育养殖设施； 1 月 20 日将新冠肺炎纳入法定报告乙类传染病和国境卫生检疫传染病，实行体温监测和健康申报制度，采取依法监测与交通场站检疫； 1 月 23 日武汉实行严格限制交通的措施；完善诊疗和防控技术方案，强化病例隔离救治。

全面落实“四早”、 “四集中”，确保应治尽治，对密接和重点地区人员隔离医学观察；实施延长春节假期、 交通管制、控制运能的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取消人群聚集性活动；动态发布疫情和防控信息，加强公众风险沟通和健康宣教；统筹调配医疗物资，新建医院，启用储备床位和征用相应场所，确保应收尽收；生活物资保供稳价，维护社会平稳运行等综合性防控措施。

第三阶段， 围绕减少聚集性疫情，彻底控制疾病流行，统筹兼顾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全国范围内以统一指挥，分类指导，科学循证，精准施策为主要策略，其中，在武汉等湖北省重点地区突出“救治”和“阻断”，强调继续做实做细上一阶段―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等各项措施。采取以风险为导向的地域差异化防控措施，强化流行病学调查、病例管理和高危场所聚集性疫情防控。

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强密切接触者和重点人群管理；出台―医保支付、异地结算、财政兜底‖的医保政策；全国对口支援武汉等湖北省重点地区，迅速遏制疾病流行；完善开学前准备工作，分类分批有序复工复产，开展“点对点、一站式”务工人员返岗健康和保障服务，全面恢复社会正常运行；普及防病知识，提高公众健康素养和技能；全面开展检测、药物、疫苗、疾病谱、溯源等应急科研攻关。

6、现有知识局限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通过现场调查和中国开展的研究，人们对该病毒和疾病有了更好的了解。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获得关于一种新病毒如此多的知识令人瞩目。然而，与所有新疾病一样，疫情发生至今仅 7 周，关键的知识局限仍然存在。附件 4 总结了若干未知的关键领域，包括传染源、病毒的致病机理和毒性、传染性、感染和疾病进展的风险因素、监测、诊断、重症和危重病人的临床管理以及预防和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及时填补这些知识局限对于完善和加强控制策略至关重要。

二、评估

联合考察组根据考察组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和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的了解得出 4 个主要结论，并从 5 个主要方面对全球和中国正在采取的应对措施提出建议。

1、 中国的应对措施及下一步工作

面对这种前所未知的病毒，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疫情之初，基于围堵策略的防控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体温检测、佩戴口罩与洗手消毒等。随着疫情的发展和对疾病认识的深化，采取了更加科学、基于风险评估的防控措施，各省、县甚至社区根据各自特点、机构能力以及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情况，采取了更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在防控策略基本原则保持不变的基础上，根据对新型冠状病毒、新冠肺炎以及防控措施的新认识，不断完善具体措施，尽可能迅速地遏制病毒传播。中国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迅速分离了致病病毒，建立了诊断方法，确定了传播途径和潜伏期等关键传播参数，为中国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基础，为应急响应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令人瞩目的是，在所考察的每一个机构都能够强有力地落实防控措施；不折不扣提升关键措施效果，例如不断提高病例检测、隔离及早期治疗的速度；积极利用前沿科技促进防控措施的创新，比如将常规医疗和教学工作转移到在线医疗平台、使用 5G 平台支持农村地区的防控工作。

面对共同威胁时，中国人民凝聚共识团结行动，才使防控措施得以全面有效的实施。每个省、每个城市在社区层面都团结一致，帮助和支持脆弱人群及社区。尽管本地区也同样发生了疫情，但各省市仍不断地向湖北省和武汉市派遣了数以万计的医务人员，并支援了大量宝贵的个人防护用品。

在个人层面，面对此次疫情中国人民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信念。他们接受并坚持了最严厉的遏制措施——无论是暂停公众集会、长达月余的―居家‖，还是禁止旅行。在中国各地为期 9 天的实地考察中，考察组与社区工作人员、一线医务人员、顶级的科学家以及省长和市长进行了坦诚的交流，他们表现出的真诚和奉献精神深深地感动了联合考察组所有成员。

中国采取的果敢措施有效遏制了这一新的呼吸道病原体的迅速蔓延，改变了疫情快速扩散流行的危险进程。一个特别令人信服的统计数字是，在先遣组工作的第一天，中国报告了 2478 例新增确诊病例，而两周后考察任务的最后一天，中国报告了 409 例新增确诊病例。这充分表明全国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下降是令人信服的。

另外有几组数据也支持这一结论，包括发热门诊就诊人数的急剧下降、治愈患者出院后空出的床位可用于收治新患者、以及因病人数量减少以至于临床实验难以招募足够的新病人等。联合考察组对各省的粗发病率进行了比较，估计中国采取的政府主导的全社会防控措施成功避免或至少预防了全国范围内数十万病例的发生。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下降显著地保护了国际安全，构建起了防止疾病国际传播强有力的第一道防线。然而，中国和中国人民为遏制疫情的暴发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质代价。

在充分肯定中国防控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发现在公共卫生应急反应能力领域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包括消除阻碍及时开展早期预警和快速应对；短时间内大幅扩容隔离和救治能力；优化医疗机构一线医务人员防护；加强关键优先的科研领域协同合作；促进与国际社会共享关键数据等。

中国在努力遏制疫情传播的同时，正在逐步恢复经济、教育和社会等各部门的日常服务和生产活动。中国也正在采取基于科学、风险研判和分层分级的防控策略，以便限制性策略解除时，能迅速应对和处置再次出现的新发病例或聚集性疫情。

尽管病例数在下降，考察组所到的省、市和社区都正在加速扩大对救治床位和公共卫生能力的投入，而且有必要持续加大投入力度。目前全国各地仍有 5 万名患者在接受治疗。考察组了解到中国在这次危机中迅速积累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因此， 联合考察组赞同中国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并认为随着认知、经验和能力的提高,中国采取针对性强的可持续的应对策略，如病例的迅速发现, 关键防控措施的快速启动,高层领导直接领导以及社区层面的广泛参与，中国绝大部分省市能够很快的处置任何再发新冠肺炎病例。

中国正在努力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世界各国必须正确认识并积极回应这一事实，即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正在快速改变和不断降低。中国需要迅速恢复与世界的正常联系，其生产力和经济的恢复对中国自身和世界都至关重要。世界各国都迫切需要了解和利用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经验，充分认识到其为全球应对行动带来的实际贡献。随着中国境外新冠疫情形势的不断升级，目前更为紧迫的是，所有国家都应立即并且不断重新评估任何超出《国际卫生条例》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向各国提出的与中国相关的旅行和/或贸易限制。

2、 全球应对措施及下一步工作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新出现的病原体，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在任何环境下都会对公共卫生问题及经济社会影响。它既不是 SARS，也不是流感，仅根据已知的这两种病原体来构建对病毒的认识并制定防控措施存在风险，尚不足以阻止传播、减少疾病、挽救生命。

新型冠状病毒具备独有特征。例如，与流感相比，其在儿童中的传播活跃度有限，其临床表现也与 SARS 不尽相同。虽然上述结论仅基于有限数据，但在中国各地不同环境条件下，通过严格采取综合性非药物性干预措施阻断人传人已经发挥了作用，并取得了效果。新型冠状病毒极强的传播力、导致高危人群死亡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力，是人类冠状病毒中非比寻常的。如果要应对，必须假定全球人口均是易感人群。此外，目前还不清楚新型冠状病毒的动物来源，因此已发生疫情的地区必须考虑病毒复发的风险。

随着对病毒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应像中国那样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能够迅速调整应对措施和方案。这对于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项非凡的成就。

中国采取了坚定有力的综合性非药物性干预措施，非常有效地切断病毒传播途径，为全球应对新冠肺炎提供了重要经验。尽管湖北其他地区已经发生了社区传播，其他有输入病例的省份也多有家庭聚集性疫情，但中国采取的这些独特且史无前例的措施彻底扭转了湖北和其他地区不断升级的疫情形势。

虽然中国各地暴发疫情的时间相对接近，但中国从北到南，从大城市到偏远地区，不同环境和场所的传播特点各不相同。然而，中国迅速调整防控措施表明，不同情况下都有可能成功实施防控措施。

中国的经验证明，确定新冠病毒后，积极的准备措施和快速应对十分有效。在地方开展全面风险评估，利用差异化的风险控制策略，管理无病例、散发病例、聚集性病例乃至社区传播等不同类型地区也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种策略对于确保控制措施落实的可持续性，尽量减少对社会经济影响都至关重要。

国际社会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还尚未准备好去组织实施已经被中国证明了的唯一能够阻断或最大程度降低新冠病毒传播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开展积极主动监测，迅速发现并立即诊断、隔离病例，严格追踪并隔离密切接触者，引导民众理解并接受上述措施。

贯彻落实上述举措并确保其实施效果，不仅需要高层迅速做出决策，公共卫生体系全面启动，还需要整个社会充分参与。新型冠状病毒如果不受控制地持续在社区传播，可能造成重大风险和严重损害，而采取综合性非药物性干预措施能够为研制疫苗及验证治疗方法争取到数周和数月时间。此外，目前中国以外的新发病例大都出现在中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均承诺严格采取―非药物性干预措施‖减缓传播，这对于建立其保护卫生体系及应对能力较差的低收入国家的第二道防线至关重要。

通过全面实施这些措施而获得的时间——即使只有几天或几周——在最终减少新冠肺炎致病和死亡方面都十分宝贵。中国在发现病毒后短短 7 周内，开展的科学研究在知识、方法和工具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必须充分利用通过实施遏制新冠肺炎措施所争取的时间，更加有效地提高全球应对疫情能力，尽快推出能够遏制病毒传播的具体工具。

新型冠状病毒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新冠肺炎在任何环境中暴发都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已有证据充分显示，综合性非药物性干预措施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减少甚至阻断传播。然而，全球和各国的应对方案往往对非药物性干预措施态度模糊。为减少新冠肺炎发病和死亡，短期内采取的应对方案就是积极采取非药物性干预措施，而充分落实这些措施就需要：快速发现并隔离病例，严格实施密切接触者追踪、医学观察和隔离，以及相关人群和社区的直接参与。

中国及全球各国都在开展大量新冠肺炎研究，相关科研项目和产品研发工作也正在进行，这值得鼓励和支持。但是，大量的研究项目需要优化，否则将有可能消耗研究者的精力和资源，而优化能够将研究成果时间表缩短宝贵的几周或几个月。新冠肺炎防控的紧迫形势要求必须优先开展诊断，治疗和疫苗领域的研究工作。

同样，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疾病自然史以及病毒传播动力学方面的研究选题已经很多。然而，政策决策者很难在处置疫情和挽救生命的紧迫性与众多研究中取得适当的平衡。因此，应当优先选择保障与关键知识局限性相关的研究项目，而弥补这样的知识差距可以迅速对处置疫情产生很大的直接影响。建议优先开展家庭、机构和社区内聚集性传播危险因素研究，基于已有的呼吸系统疾病监测系统的人群新冠肺炎抽样监测，不同年龄人群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病例系列分析以及聚集性病例调查等。

智东西认为， 面对这种前所未知的病毒，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中国在努力遏制疫情传播的同时，正在逐步恢复经济、教育和社会等各部门的日常服务和生产活动。中国也正在采取基于科学、风险研判和分层分级的防控策略，以便限制性策略解除时，能迅速应对和处置再次出现的新发病例或聚集性疫情。现在，随着疫情的逐步缓和，中国需要迅速恢复与世界的正常联系，其生产力和经济的恢复对中国自身和世界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