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朱峙三日记》出版以来，学界利用这一资料进行的研究，多聚焦在朱峙三生平及清末武昌县风俗、地方教育方面。章开沅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曾提示可以此日记资料进行家庭经济个案研究，受章先生启发，本文将视角移向朱峙三的父亲朱仁甫。通过这位武昌县城普通医生的收支和生活，来展现清末民初中部县城中医群体的生存状态，透视近代社会变革下普通中医日常生活层面的惯性与微澜。本文出自陈锋、常建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作者路彩霞，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
一 清末民初武昌县医药资源
武昌县清末民初时隶属江夏郡，距湖北省府武昌180里，北临长江，与汉口相隔约八小时水程。民国二年（1913），武昌县改为寿昌县，又称鄂城。武昌县“水居其七，山二，土田一”，适宜耕种的土地较少，米粮仅足本地食用，人民多谋生于外。据光绪十年《武昌县志》，县城居民分为士、商、工三等。“（咸同）军兴以来，学校之途既广，科目之士遂多。”在武昌县，“下等人家子弟专以读书认字多为主，盖读一二年即学徒为工商者也。欲习科举为进身之阶，仅四五家”。读书致仕成为读书人的较高追求，但跃进龙门的毕竟为少数，一些科举不第者转而自学成为儒医。
根据《朱峙三日记（1893—1919）》的零星记载，清末民初在武昌县城行医者至少有朱仁甫、程少圃、周致廷、徐文悬、黄舜卿（有时作顺钦）、程松年、祝仁安、洪小坪、沈伯卿、万南山、徐文轩、王子恒等十余人，这些人属于普通医生群体，并未在当时和今天的官方史志上留名。清末民初，正是西医深入内地时期，《鄂州中医志》记载，1908年、1910年，武昌县、葛店相继建起福音堂，或有传教士医生在武昌县活动，但笔者尚未发现具体相关记载。
药物资源方面，在相距仅几个小时水程的汉口，1908年时即有中英大药房、中法大药房、中兴大药房、南洋大药房、思明堂大药房、韦廉士医生药局等十余家专售西药的药房。“搜之药肆，则所有西人精造诸品，无不利市三倍，而参岐黄术，久藏药笼，无顾而问矣。”汉口中药、西药激烈竞争。但这一时期的武昌县，药物资源基本是中药。1915年之前，武昌县有大生堂、仁善堂、邵记、延寿堂、普济利、王同兴、夏万和、春和堂、涂寿芝、马恒兴、福寿康12家中药铺，其中延寿堂、普济利、王同兴、夏万和为县城城关药铺。尚无资料显示清末民初武昌县城有西药房。《朱峙三日记（1893—1919）》记载，1913年朱仁甫咳痰难愈，其子朱峙三特意赴汉口，从华法大药房购回燕制除痰药水并补丸，也可间接说明武昌县缺乏此类西药。
民国时期的武昌城，出自《老照片·中华景象》，2015
清末民初，西医、西药、西医院及医学校渐显强势，中医的执业资格及教育方式、中药的审核与疗效逐渐为政府和舆论关注甚至诟病。民元前后，在通商口岸城市及中央甚至出现了废中医之议。但在位于华中的湖北武昌县，西方医学对传统中医的影响和冲击并不明显，对中医执业人员及收入的影响也不大。中医、中药仍是中部县城民众主要的医疗资源，传统的诊疗方式、用药习惯，乃至祈祷添寿等俗信仍普遍存在。
二 医生朱仁甫及其收支情况
朱仁甫初习举子业，似当过私塾先生，《朱峙三日记（1893—1919）》记载，其细舅李祖桂为“曾受业于父亲者”，经商的许叔文“彼幼时为父亲弟子，故能为榜书甚佳”。另外，朱仁甫去世时主祭的周斗丞，也是“父之门生也”。
青年时，朱仁甫转习医术。其开始行医时间不详，所知为40岁时（1894）“医道大行”，50岁时朱仁甫已成为武昌县城知名医生之一。
（一）医生朱仁甫
在晚清，父子相传、师徒授受以及自学医书，是获得医学知识的主要途径。据传教士余恩思1900年左右对湖北的观察，“在这片土地上，你真的可以说医生是天生的，而不是通过大学教育或者医院造就的，所以，不用说，江湖郎中遍地都是”。在他眼里，中国医生做的是一种“无本生意”，仅需医书及装点体面的眼镜、褂子、袍子和帽子就能执业。
《本草纲目》，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医学大作
不过，这一时期，武昌县城朱姓医生的学识和素养似乎较一般医生要高。光绪《武昌县志》称，县城“医学能讲求灵素，取法长沙者，唯县市中有之”。县城西长岭街的朱家，谱载为安徽婺源朱熹后裔，该支代有名医。晚清时，朱庆甲（1831—1895）科举拔贡后自学医书，创办大生堂药局（1854年），撰写《伤寒辨论》十卷、《医学入门》，赓续了朱家医脉。
朱仁甫曾对其子朱峙三言，其家也为朱熹后裔。与朱庆甲一样，朱仁甫也是通过博览医书获得诊疗知识。不过，朱仁甫所属的武昌县养廉乡朱家，与县城城关街上朱庆甲家并非同支。朱仁甫本姓胡，父亲幼时过继到朱家，其祖上以农业及小贸为生，其子朱峙三则从事行政及教育工作，并非医学世家。
晚清时期，医生有名医和普通医、时医与不行医、儒医与江湖医等区分，朱仁甫则是武昌县的儒医、名医。据水野幸吉描述，清末的汉口：“没有医师、医术开业考试制度，大多数医生仅凭研习一篇《伤寒论》就开始开处方……初开业的医生，一般通过招待友人、举行开业宴、挂牌或在报纸上登广告告知众人。”与这些医生不同，武昌县城的朱仁甫可谓传承医学正统、“持笔墨为生”的一名儒医。
朱仁甫医学类藏书丰富，据朱峙三称：“先父从前所置医书甚多，如《御纂医宗金鉴》《黄氏八种》《陈修园全集》等，大部之书或为程松师借去，或卖于黄舜卿诸人者，约三百余本。”朱仁甫还藏有《医方集解》《医学心语》《王叔和脉决》《景岳全书》等典籍。而且，所置所藏医书朱仁甫都“阅过数次，手批朱字者，皆木版书”。朱仁甫圈点顶批的《景岳全书》为明代医药综合性巨著，《御纂医宗金鉴》为清乾隆年间吴谦等编纂的太医院教科书，《黄氏八种》为乾隆年间御医黄元御所撰医书汇编，《陈修园全集》为晚清流行的医书。由此可见其医学素养深厚，绝非仅读《汤头歌诀》的泛泛之流。
朱仁甫开始行医时间不详，且没有专门医室，一般在家坐诊或应请出诊。其朋友业塾师兼行医的程松年，曾请在汉口写招幌的陈元长题写“梦余生儒医”，并刊于木牌。朱仁甫所租住四眼井及后来的古楼房子即其医寓，以《朱峙三日记（1893—1919）》之翔实，医寓如有名称，似应有所记录，但笔者未曾发现关于朱仁甫医寓名称的记载。
朱仁甫39岁时（1893）“行医久”，40岁时“医道大行”，42岁时“医道愈有名于世”。朱仁甫诊疗范围广及县城、临邑和四乡，出诊范围远及黄州、九江。如1897年，朱仁甫为黄州城协台马朝龙看病，乘红船往来并有兵勇护送。1907年，九江仲航观察病重，朱仁甫搭大轮去九江为其诊病。尽管朱仁甫也有回天乏力之时，但行医数十年，并未与病人发生过实际的医疗纠纷，或可说明其为医术相对高超的名医。
（二）朱仁甫的行医收入
根据朱峙三描述，朱仁甫很在意每年的财运。惯例，大年初一于仁寿宫（药王庙）进香后，朱仁甫便“时时目注地下，并命予留意，寻地有收账所遗零钱，盖藉以（卜）上一年财运耳”。
朱仁甫的收入全部源于行医所得脉金、节礼。《朱峙三日记（1893—1919）》间接记录了朱仁甫1893—1913年的收入情况。
1893年，朱仁甫“每日所入，至少者三百钱”，一月约一串钱。因收入多，是年春节朱家“年饭甚丰”。
1894年，朱仁甫“医道大行，月入较历年多盈益”，尽管这一年操办了弟媳丧事，“年终仍有余资置灯彩也”。
对1895年朱仁甫的收入，《朱峙三日记（1893—1919）》无具体记载，但从这年朱家增添了月工价六七百文的雇工来看，朱仁甫收入应该不错。
1896年，朱仁甫“医道愈有名于世，月之所入自谓较教书先生束修已逾数倍”。是年腊月朱仁甫长女出嫁，“嫁奁费用过于寻常人家”。
1897年，朱仁甫“医道渐闻于邻邑及四乡，有发舟遣舆以出诊者，每月收入又较去年倍增，生活益丰”。
1898年，朱仁甫“较去岁收入总数尤多”，“家中环境好”。是年夏，其父出殡，虽然用费高达一百五十串文，但因朱仁甫行医收入丰厚，“能支持不竭也”。
1899年朱仁甫的行医收入不详，从其除夕夜“结算一年用账，竟未睡片刻”来看，收支应该很多。《朱峙三日记（1893—1919）》也未记载1900年朱仁甫的具体收入，从“买齐年下应用之菜蔬鱼肉等，海味亦有之”，可间接推断其收入还不错。
1901年，因忙于行医，朱仁甫将办端午节戏的事情交给儿子，因“今年收入甚佳”，春节应用各物提前购置齐全。
1902年，朱仁甫医务繁忙，表现在端午节前“各处送节礼人多”，主要为城内曾找其看病记账者。
1902年、1903年两年，朱仁甫希望儿子朱峙三学医，间接表明行医收入较好。1903年冬，因朱峙三大婚用度过重，家中陈债百六十串。
1904年，儿子朱峙三参加乡试，朱仁甫“医道所入亦尽贴用”。朱峙三府试进学后，县城古楼与朱仁甫素有往来者，共送来贺礼三十五串：“我家所得如此，则洪子卿、程贤智二人开贺未必能有此数，可推想也。”说明朱仁甫的收入应较洪、程二医为多。
1905年，朱家办年货较上一年为少，朱仁甫向鱼行新借十串文做过年预备费。
1906年，朱仁甫的收入不详，《朱峙三日记（1893—1919）》有“设无债，医道可支持全家伙食”之语。
1907年，朱仁甫承担了儿子朱峙三在两湖师范的费用，朱峙三喟叹，如能不累家中，父亲行医“收入可余矣”。
1908年，朱峙三依靠润笔收入补贴家用。是年没有关于朱仁甫收入的具体记载。1909年，由于时医的竞争，朱仁甫“今年医道收入已减”，总收入仅二百余串，较往年减少八十串。是年朱仁甫大病了一场，对收入也有一定影响。1910年，朱仁甫医道无甚起色。1911年，辛亥首义波及武昌县城，朱仁甫行医收入受到时局影响。
1912年，朱仁甫“医道甚好”，出诊脉金“较旧年增加”。如正月初四，为余泰和诊病得脉金二百文，为西街岭徐姓诊病得脉金一百六十文。当时武昌县城，二百文可买米五升，买肉三斤余，柴四十斤，油条三十七根，菜油五斤。是年朱仁甫“医道甚忙，进款足敷家用”。
1913年，武昌县城百物腾贵，米涨到每斗六百四十文，柴涨到一担五百九十文。朱仁甫再次重病，“病后医道收入少”。
朱仁甫“恃笔墨谋生以养家口，一遭疾病即生七事恐慌”。更糟糕的是，1914年腊月，朱仁甫病殁，朱家失去重要收入来源。1915年，朱仁甫出殡，朱仁甫长女去世，朱峙三独力支撑：“父亲去世后，家计困窘，转而借新债。”朱家再陷困境。
如前所述，作为名医的朱仁甫，大多数年份收入丰厚，足以支撑全家八口的日常生活。由于存在医道消长，一般医生的收入会比名医朱仁甫要少。如县城祝仁安医生，年长朱仁甫六岁，但收入微薄：“祝医本不佳……且向不行时者也。”
晚清读书人要谋生，除行医外，还可在教馆谋职。晋中的刘大鹏认为读书人弃科举而教书，“以多得几修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但实际在清末民初教馆谋职也不乐观，有先生因失馆陷于困顿，乃至以游学名义在各私塾索取零钱。在武昌县城，每生每月俗例是给先生茶钱30文，私塾先生总收入由学生人数确定。朱峙三读私塾时，程师有学生四十人，王师有三十人，邱师有七八人，闵师仅三人，王师的收入“可买肉菜等，以供一家打牙祭”。新式学堂建立后，私塾教书先生受到冲击：“县市教书先生，今（1906）春学生甚少，盖各生家庭均观望城内新开之三堂小学也。”新式学堂多聘请师范学校毕业者，其中，省城师范毕业者薪水“月可得三十元，合钱每月可得三十三串”。
清末民初，凭借学识做报纸撰稿人的收入也很可观。朱仁甫儿子朱峙三在两湖师范读书期间，兼做《汉口中西报》撰稿人，每星期日作文一篇，得洋两元；又兼做访事，访稿四角一条，约得一二元；后兼作小说，每千字两元。以上诸事使得朱峙三每月收入稳定在15—20元。1910年时，“写字润金并报馆卖文收入，已胜于县中教员也”。当然，进入政府任职者收入更丰。民初，朱峙三就职黄冈书记官一年，就还清了朱家数年两百余串积欠。
如果不读书，从事某些行业收入也不菲，如1900年，武昌县城太成典当管楼的程维周，年收入五百串，比朱仁甫还高。但一般人只能出卖劳力，且收入微薄。1898年，与朱仁甫一同租住的周某以弹花为业，其妻为人洗衣，“甚贫困”。另一家祝某及其子、孙、孙媳均从事鞭炮制作，每日所得四十文，每月劳作勉强养活一家五口。1906年，程贤生在朱家做佣工，“每月工价三百文，外水钱约三四百文不定”，一个月仅相当于朱仁甫一天的收入。
（三）朱仁甫的家庭支出
朱仁甫本姓胡，祖籍武昌县敦礼乡胡林，胡家世代务农。因“田少而住宅陋”，朱仁甫父亲（冠群公）九岁即被过继给养廉乡朱姓。冠群公成年后职业不详，似以小贸为生，育有二子一女，朱仁甫为其长子，次子在本家鱼行帮工。朱家并不富有，朱仁甫“幼年困窘，曾游江南”，成家后仍旧贫苦，其妻“每谈从前贫苦状，不胜感慨”。晚年的朱仁甫身体较差，被认为是“昔年辛苦，元气已亏”。
朱仁甫育有五个儿女，仅长女及幼子朱峙三长成。长女孀居，带一双儿女依娘家生活；朱峙三成婚后，先后生养多个子女。清末民初朱仁甫一家八口生活在一起。
自父亲冠群公起，朱仁甫家“两代住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一直在武昌县城赁屋而居。清末时在县衙较近的四眼井租住多年，民国元年迁至古楼赵姓屋，所同住皆穷苦人家。
如前所述，作为名医的朱仁甫，其1893—1913年行医收入足以维持一家八口基本生活开销。但自1906年至1912年，朱家有七年困于债务。朱仁甫的家累，从其支出可窥端倪。
朱家负债，直接肇因于婚丧、进学、疾病等家庭大事。1897年，朱仁甫办理父亲出殡事宜，产生了二十串欠款。次年，为弟弟出柩，“用费百余串，皆挪借而来”。因为新增借款，朱仁甫“形容顿改，面黄疲矣”。1903年，朱仁甫操办儿子婚事，新增欠款六十串。1904年，儿子府试得中，朱仁甫除“医道所入亦尽贴用”外，还新借二百两。为还积欠，朱仁甫督促儿子在城乡甚至九江拜客，“必籍拜客抽丰还账”。至是年，朱家负债二百余串。此债在民初才由朱峙三彻底还清。
朱家长期负债，一方面是由朱仁甫“讲颜面热闹”直接导致“开支大，收入不够用”；另一方面，重息的利滚利，使得旧债新债层叠。朱仁甫借款主要来自本家鱼行，虽为同族，仍需支付一定利息。儿子府试入学时，朱仁甫向姻亲王亨甫借款二百两，月息二分五，据称“王丈与人合开钱铺，不能不要重利”。朱仁甫与洪小坪交好，曾以三分利息向洪小坪借款，本息共计四五十串。1912年时，因洪小坪催还欠款，两人交恶。
数年陈债成为朱家心结。据朱峙三称，“先君在日，除民国元二年外，忆庚子年终有余钱十五串，其余均着急过年”。朱峙三本人也以寒士自居，渴望府试进学后通过亲朋贺礼缓解窘况：“科举本非善政，然贫贱之士，小而言之，进学后开贺，可获贺礼者三百余串，中举则倍之矣。”根据人类学的考察，婚丧嫁娶、进学的礼金形成的礼物流动，本质上是为解决家庭经济力量不足而出现的互助行为，而不仅仅是让朱家父子难堪的所谓“打抽丰”。
在朱仁甫父子看来，“家无恒产”是生活困窘的根本原因。朱仁甫“仅持笔墨为生”，“无屋宇、田地可押”，其妻女曾以纺纱填借款，其子1907年后在报社兼职补贴家用。为增加收入，考虑到朱仁甫的职业，1913年朱家父子曾与人计议，由对方出资入股，由朱仁甫坐堂，合开药店。旋因朱仁甫过世作罢。1917年时，朱家还清欠款，“已走顺境，而先君谢世三年”。
三 朱仁甫的人际交往
从身份来看，时人认为业医“尊贵”。朱仁甫因为行医缘故，在武昌县城有一定社会地位。1897年，朱仁甫为父亲治丧，各处送祭幛礼者极多，“当时习尚重门面与情感，人重礼教，俗重纯朴，是以结果如此”。朱仁甫子女长成后，与朱家联姻的是殷实人家。1896年其长女所嫁艾家，“向称富人，经商起家”。不仅婚礼“甚隆”，朱家陪嫁“路人均称羡”，贺客“可谓众矣”。其子随后与张余湾余德化之女订婚，余德化“家宅富有，画栋雕梁”。民初，朱家地位主要依靠其子朱峙三支撑。朱峙三清末府试进学，民初任黄安公职。朱峙三曾以“世俗眼浅”，请父亲趁“现位置不低”，及时为外甥儿女缔结婚姻。
然而，就家庭经济收支来看，朱家情况有些复杂。以朱仁甫之收入，朱家应属中等人家，每年大年初一，来拜年的多是到朱家的，同住的其他几家，“均系下等人家，与外人交往少”。按武昌县俗例，中上等人家正月都会举行春酌，这也是朱仁甫“不计家中困窘者”要举行的常例。然而由于无田宅积蓄，家口众多，用度过大，朱家实际并非富裕阶层。
（一）医生间的交好与交恶
《朱峙三日记（1893—1919）》提到过武昌县城中医十余人，没有提及西医。朱仁甫与这些同道多交好。每年来朱仁甫家参加春酌的主要有余钊垣、程少圃、沈伯卿、洪小坪等行医者。每年朱仁甫生辰前一天，来朱家吃酒席的也不乏医生，提到最多的是其弟子陈茂如医生。清末民初的20年间，朱仁甫经历了父亲、弟媳、弟弟去世，儿女婚嫁，自己重病等大事，其间多有医生朋友程少圃、洪小坪、陈茂如、洪子卿、余钊垣等送礼金以及亲自帮忙。
县城医生间也存在竞争与倾轧。1896年腊月，朱仁甫女儿出嫁，戚友多来道贺，其子朱峙三观察到：“唯小西门涂三爹及其子琴舫，与父亲因医道消长有隙，不送礼，亦未来贺。去春，彼与万俊甫勾结，曾以揭白毁父亲者。”同样行医的涂三爹等以匿名或托名招贴形式，从医术上诬陷朱仁甫，进行恶性竞争。1909年，朱仁甫行医收入减少1/3，据朱峙三称是因为周致廷、徐文悬两时医的竞争：“本来医理欠缺，而乡人信之。”受竞争影响更大的是黄舜卿、程少圃两医，“学问经验比周、徐二人强几倍，而无人延治病者”。
（二）朱仁甫与病人的交往
作为医生，朱仁甫与病人交往广泛。在武昌县，每逢端午、中秋、春节，病家“送钱（日常赊欠的诊费）之外，伴以糕点水果等节礼”，节礼负载着世俗人情。1896年，朱仁甫嫁女，送贺礼者除街坊邻右及以前的病人，“其余尚有仅认识、毫无感情可言者，如盛西垣、邱昆池、孟雪樵等，亦来致贺”。
朱仁甫与一些病家交好。其中程、邓二家，在1893年“因诊其病愈，均结拜为义亲者也”。1896年正月，由于朱仁甫为其家人看病俱痊，陈松年（字茂如，《朱峙三日记（1893—1919）》有时误作程姓）拜朱仁甫为师，成为其第一个学医弟子。而擅长诗文的闵孝荃，因感念朱仁甫为其治愈失红症，以药名填写康复令词，函寄朱仁甫，二人遂成为挚友。
不过，也有病家视医患之间为“生意”关系。如1904年春节，朱峙三府试进学，发现“各商及友好处，以七月间送予贺礼之故，送父亲诊治费则减少三分之一。吾邑城内人占小便宜，均类此”。
（三）朱仁甫与其他人的关系
朱仁甫的私交主要在文人圈。一是塾师。朱仁甫以“隆重师道，读书人家应该如此”，与教授过其子的程松年、高幼泉、闵孝荃、邱竹泉等塾师交往频繁，和其中的程松年关系尤为密切。程松年去汉口谋职后，朱仁甫受托照顾其家人。另外，1901年二月十三，朱仁甫请“高（幼泉）师宴”，其妻亲自操办酒席，数人作陪。二是在乡士绅。朱仁甫经常出入县城南门张翰林（张季馥）家，从那里获得科考消息和京师的各种信息。朱仁甫还与张翰林合订《申报》，讨论时政。三是书画文人。谈楚樵在武昌县城以擅画著称，1894年腊月，历时四小时为朱家画灯：“楚樵与父亲交深，故愿做此画也。”朱家的新式寒暑表，也是谈楚樵所赠送。不过，朱仁甫的朋友圈仅局限在武昌县城，“在省人士知交少”。1903年风闻科举将废，朱仁甫面托张叔华，请其在省城代为寻觅武童生名额。
作为儒医、良医，朱仁甫的人际交往，在对象及方式上有特殊性，但作为生活在清末民初中部县城社会的文人，其交往也是世俗人情的一部分。
四 朱仁甫的良相良医情怀
朱仁甫家祖龛上层中间供奉天地君亲师，左右附祭药王孙思邈和金花圣母娘娘，光绪三十年（1904）后立位祀文昌帝君。作为读书人，朱仁甫生活中遵循着儒家孝悌忠恕之道：孝养父亲，丧葬如仪；谅解弟弟，负担弟媳丧葬“用钱无怨容”；教育儿女注重品德与礼节，“谓忠孝大节，读书人所应有也”。朱仁甫自己平日里雅好诗画，不饮酒，仅吃吃水烟，偶尔玩玩牙牌占卜，可以说是个品行端谨的传统文人。
明代刻本《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
作为文人、医生，朱仁甫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医家的救人和儒家的济世，同为朱仁甫的精神信仰。
清末在汉口调查的水野幸吉观察到“医生等同于商人”。在地方县志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关于擅岐黄术者贫不取资的描述，对医学人物的评判上，道德品质和医术奇验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在《朱峙三日记（1893—1919）》中看到的朱仁甫，救人济世，被周边的多数人视为良医。朱仁甫兢兢于行医养家，遵从武昌县惯例，采取来家就诊者不欠记、城内相识者可记账、一年三次随节礼支付的为医之道。尽管没有与典范人物类似的行为，但朱仁甫行医数十年未实际发生医患纠纷，足可见其诊病态度之严谨，医术之高超。
朱仁甫虽为医生，但一直有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其“喜谈时务”，戊戌政变后，县中读书人多不敢言，而朱仁甫与友人则时时谈及。听闻八国联军侵华，朱仁甫“仇洋人”叹国弱、吏贪、民奸。朱仁甫从《申报》《新闻报》《中华民国公报》《欧洲十一国游记》等时务书报中获得关于国家和世界的信息。县中争端，朱仁甫仗义执言。
朱仁甫弃儒从医的经历使其寄望儿子读书致仕。幼时严格考问朱峙三功课，勉励其“用功读书，不愁无出息也”。1902年，传闻科举将废，朱仁甫遂起意让朱峙三学医传代：“继承先人志，亦是佳事。”但考虑到“术不精，实足以害人也”，同意儿子朱峙三“照料家事，学医兼读书”，最终通过新式学堂实现了读书致仕。儿子民初为政黄安时，朱仁甫督促其“唯须心性和平处事为要”，希望其时时“修德”。
整理：石石 审核：李丽丽 宋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