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在伦敦塔桥剧院持续上演了一个月的《好几个（ A Number ）》即将迎来最后一场。同期，同一剧作家的另一部反乌托邦作品《远处（ Far Away ）》也在伦敦的唐马仓库剧院上演。作为写于近20年前的两部小戏，它们的演出时长都不到一个小时，但体量短小并不影响重要性，它们依旧收获了众多媒体关注和好评。

这两部戏的作者便是今年81岁的英国剧作家卡萝尔•丘吉尔。作为一位从1958年至今笔耕不缀的剧作家，她的剧作常常关注权力的滥用、性别政治以及女权主义的主题，作品往往被设置在一个技术主导的非自然环境中。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为她举办的70岁生日庆祝活动上，她的写作被这样评价：

“我们当然可以在丘吉尔的剧作中找到重复出现的主题——父母与子女间的疏离、技术革新的可能前景。但最让人震惊的是她作品的多样性。就像冯·马雁伯格所说，’在每一部戏里，她都会去探索新的写作种类和方式。之后她就会将这些技巧留给其他剧作家去享用，自己继续在新的领域里探索。我认为今天有很多剧作家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丘吉尔多大的影响。她改变了戏剧的语言。很少有剧作家能做到这一点。”

卡萝尔•丘吉尔 Caryl Churchill

丘吉尔的代表作包括《顶级女生（Top Girls），1982》、《9号云（Cloud 9），1979》、《大生意（Serious Money），1987》、《爱情和信息（Love and Information），2012》，以及开篇提到的《远处，2000》和《好几个，2002》。

除了这些为舞台而作的剧作，丘吉尔还为BBC写了众多电视剧本和广播剧，比如在Radio 3上播放的《相思病（Lovesick），1967》《失败（abortive）， 1971》、《氧气不足足足（Not Not Not Not Not Enough Oxygen），1971》，还有在电视上播出的《法官夫人（The Judge's Wife），1972》、《饭后笑话（The After-Dinner Joke），1978》等等。

《好几个》伦敦塔桥版 剧照

《好几个》伦敦塔桥版 剧照

虽然写于近20年前的《好几个》所面对的技术环境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正像《卫报》评论所指，“尽管克隆主题在今日可能并没有当下的急迫性，但那些最核心的伦理问题就像《黑镜》中的一样，仍旧困扰着当代的人们。”与当下的技术议题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反而使得《好几个》关注的核心问题得以凸显，避免被复杂的当下事件所影响。

“《好几个》现在是一部关于父子关系的戏，父亲对自己的孩子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但他又不负责任地试图从这种伤害面前走开。” 《Time Out》如此评论道。而据《每日电讯报》， “这是一部最优秀的关于人的戏，一面是科技发展带来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无尽道德困境，另一面则是我们时常不敢去面对的生命冲动。”

《好几个》伦敦塔桥版 剧照

《好几个》伦敦塔桥版 剧照

但正像克隆技术所揭示的那样，“你是谁”和“你从哪里来”往往并不是一个问题。对于《好几个》中被复制的儿子伯纳德来说，他的出生因不具有独特性而丧失了承载意义的可能，他只好在自己的所作所为和自己所爱的人之间寻找和定义“自我”。这点同样适用于浸染在“兴趣经济”中的我们，消费的行为和消费所指向的爱好被用作大部分人“自我”定义的标尺。我们还会产生像伯纳德一样的困惑吗，这些兴趣和爱好真的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吗？或者，我们还能怎样定义“自我”？

在2018年的中间剧场科技艺术节上，我们首次将这部英国当代的戏剧作品搬上了国内的舞台。两年之后，关于科技和自我的问题变得更加急迫。科技在不断改造着我们对“自我”的认知，但我们却很少去反思“自我”的可能定义。

《好几个》中间剧场版 剧照

摄影 陈雷

在《好几个》的导演张南和文学顾问赵晗看来， “科技的确在一步步走向丘吉尔巧妙预言的那个极端，而我们的思考却还没有跟上。科技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有作用在人身上、进入人的选择时才变成伦理问题，而思考人与科技的关系时，什么又会比‘克隆人’更让我们有切肤之痛呢？当你不是唯一的，当你的存在、身份、独特性受到强大外力冲击的时候，你要怎样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与他者的关系，重新认识自己？‘我’究竟如何定义？如果我没有成为现在的我，我有可能成为谁？我之所以为我，在多大程度上是先天决定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种种选择——自我的、他者的——累积叠加的结果？自我如何区别于他者？而我又究竟为什么要区别于他者？剧作家关注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这些发展对人的影响，而她提出的问题——这些关于人如何认识自己、定义自己的问题——是永恒的、超越时代的。”

今年，我们计划在科技艺术上再度复排这部作品，与英国剧场隔时空对话，在她的文字里一同思考人的困境。 你会来剧场里寻找你的“自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