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更重。”在这个特别的时候，真话、真相和真理，都是公众的共同期待。正因如此，《花城》杂志微信公众号推出系列作家访谈，您将在这里听见最真诚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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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让我们从1955年聊起吧，这一年40岁的罗兰·巴特批评了加缪，他认为“《鼠疫》为反历史的伦理和政治孤立的态度奠定了基础”。这样的批评当然有其时代背景，但关于文学作品如何更为诚实对接现实的问题，却是每一个作家都绕不过去的追问。经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您会用什么样的作品或者从哪些角度来回应现实？
修新羽：
目前，我并没有明确计划来用作品回应这段现实。然而在之后的创作中，倘若需要一段“所有人都在受煎熬”的时代背景，我很可能会选择它。
其实在我看来，文学并不是在“回应”或“追逐”现实，文学更像是被现实所“感染”：当我们回想起这段现实，笔下的文字就会发烧，会呼吸艰难。没人可以摆脱它，哪怕这段现实被抛进时间长河中，也会在作品的深处埋下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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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面对这次疫情，有些作家开玩笑说，最近搞荒诞文学的朋友太惨了，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写不过搞纪实文学的作家了。然后有科幻作家也回应说，科幻也搞不过，“科幻死得透透的”。那么，荒诞的笔法，先锋的精神，想象的狂欢，是否会在浩瀚的现实素材面前失去继续的意义？
修新羽：
我始终觉得文学是一种为生活“赋予意义”的行为。所谓“荒诞”，并不仅仅是命如草芥的“残酷感”，不仅仅是对现实的黑色讽刺。“荒诞”所描述的，也可能是日常中的无意义感。有时候，恰恰在波澜不惊的日常中，这种“无意义感”更具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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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苏珊·桑塔格曾说过：“一种疾病只有通过种种不同的病因才能够作出解释，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看待那些尚不清楚病因的疾病的思考方式的特征。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疾病，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新冠肺炎不能说是完全病因不明，但我们依然对它所知甚少。那么，在这样的疾病和人类社会之间存在怎么样的隐喻呢？文学作品是否要像好莱坞大片一样关注人类的未来呢？
修新羽：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有种传染力极强的病毒在传播，潜伏期长达一周甚至三四周，被它感染的人或许毫无病症，或许病情迅速恶化乃至身亡。此时我们讨论的似乎不再只是疾病，而是像疾病一样会迅速传播的任何东西，比如信息，比如信念。
在这样的场景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会瓦解，你甚至自己都搞不明白自己有没有携带病菌，又怎么去让别人信任你？又怎么敢去相信别人？另一方面，物理距离上的疏远与隔离，反而带来了心理层面的亲近。在危机之中人们总想抓紧身边的亲友，总是惴惴不安于可能会有的失去。所有曾陷入虚无之中的人，终究会发现个人与社会、私人精神世界与公共生活之间的紧密捆绑。文学作品所关注的，并不是今天我们如何与疾病搏斗，也不是明天我们如何战胜了灾难重新开始生活，而是后天我们如何定义、如何反思这种“搏斗”与“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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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疾病既包含身体的疾病，也有心理的疾病；个人可能患上疾病，群体也可能患上“疾病”。疾病这种现象始终伴随着人类，也出现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比如刚才提到的《鼠疫》，还有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毛姆的《面纱》等等；在电影中，传染病常常被作为一个科幻元素和恐怖元素而存在。然而，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直面瘟疫的描写似乎不多？在您的阅读中，有哪些作品涉及疾病或瘟疫，让您印象深刻？
修新羽：
其实仔细想想，很多作品都会涉及“疾病”：无法生育的夫妇、带有胎记的新生儿，抑郁症、躁郁症，失眠、梦游，感冒、发烧……甚至，相同的疾病体现在不同人身上也会相差迥异，展现出不同的困顿。在中国作品里，跟瘟疫相关的我所知不多，基本上都是些古代的作品，比如《水浒传》开场的背景就是瘟疫横行。跟疾病相关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恐怕是鲁迅的《药》了：它让人心里发寒，让人意识到比疾病更可怕的是那些愚昧黑暗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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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十七年前的“非典”您有哪些记忆吗？两次灾难分别给您带来什么感想？
修新羽：
非典期间，我读小学三年级。因为发烧而被勒令居家观察一天，隔几小时就要量体温。
那时网络不发达，不上学就意味着见不到其他小伙伴，还意味着落下了课业，这让我既孤独又烦躁，对那些真正患上非典的人有了种近乎理解的同情。我开始把家里的一只鞋盒包装成红色，上面裁出长方形窟窿，改造为捐款箱。第二天抱着它去学校，征得老师的同意后，利用班会时间号召大家给北京捐款。
后来呢？有同学捐了。有同学下课来跟我告状，说看到某某某从捐款箱里掏出来了十块钱去买零食了。又有同学言之凿凿地辩解，自己是想把那十块钱换成两张五块的再放进去。
这次灾难的时候，见到大家声讨红十字会违规，就总是想起我那只红色鞋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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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里，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给我们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或者随意谈谈您身边的某个人。
修新羽：
很难具象化地看到一种思想/理念/行为是如何像潮水一样席卷整个世界。
然而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我们看到了。大城市的年轻人开始佩戴口罩，随后是中年人与老年人。前些天看到新闻，说贵州某个保留有镰刀剃头、祭拜古树习俗的苗寨部落都戴着口罩治安执勤了。
初一父亲还并没当回事，坚持要带我出门拜年。好说歹说劝他戴上口罩，没想到路上遇见两位没戴口罩的远方亲戚，父亲远远瞅见对方后，边挥手打招呼边一把将自己的口罩薅了下来。我在旁边气到胸口发闷，事后他倒语重心长地教育我：戴着口罩和别人说话不礼貌。
对，山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