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喜不报忧”

安立志

在权力政治中，反腐败是永恒课题。“受贿”与“报喜不报忧”，不是同一量级。前者是腐败，是犯罪，没有异议；后者通常视为工作作风，是工作错误，性质似乎轻的多。

“受贿”与“报喜不报忧”，两者的角度也不一样，前者有一“受”字，似乎是被动的，后者有一“报”字，似乎是主动的。其实，有“受贿”就有“行贿”，受贿者往往是上级、是强者，是资源的占有者；而行贿者往往是下级、是弱者，是资源的需求方。“报喜不报忧”也是如此，向谁报告才是要害。报告者通常是下级、是部属，而接受者往往是上级，是领导。虽然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但前者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受贿”与“行贿”，是同一肿瘤的组成部分，没有无辜的癌细胞。“报喜不报忧”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有人“爱吹不爱批”。“报喜的”与“爱吹的”也是利益共同体。彼此需要，灵犀相通，因为上级、领导“不爱批”，于是下级、部属也就“不报忧”。如此来看，“受贿”与“行贿”，“爱吹不爱批”与“报喜不报忧”，都是对权力的腐蚀。前者是从物质上腐蚀权力，后者是从精神上腐蚀权力。就腐败效应而言，前者比较直接，比较显著，后者比较隐蔽，比较抽象。然而，在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上，后者比前者危害更严重，更有决定性。

受贿行贿之类的腐败，存在于各个层级，物质利益的诱惑，内在于人类的贪欲。“爱吹不爱批”与“报喜不报忧”，也源于人类“闻喜见乐”的人性弱点。不过，这一弱点更多地体现在较高层级，比如雄视万方的皇帝或独霸一方的诸侯，大抵与权势熏天、一言九鼎、前呼后拥、目空一切的权力为伴侣。前者是物质与权力的交换，后者则是精神与权力的交换，如果把后者称为“精神行贿”也未尝不可。本文主要讨论后者。

前几天微信圈流传着一则花剌子模信使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蒙古大军西征时的中亚地区。花剌子模派出的信使，报告胜仗的得到赏赐；报告败仗的喂了老虎。信使的喜剧或悲剧，取决于花剌子模的君王。俗话说，外国月亮不比中国圆。中国在一切领域都可找出“古已有之”的扎实证据。在这一问题上，也不可能让外国专美。不过，这也说明，“报喜不报忧”“爱吹不爱批”之类的嗜好，并非“中国特色”。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有“爱吹不爱批”的政治人物。吴王夫差被越王勾践的“服软”所蒙蔽，正是由于由于这种毛病作祟，吴国终于为越国所灭。晚唐诗人罗隐为吴王编了一个段子——《吴宫遗事》，描写了夫差的心态。当时吴王部下有两位重臣，一是忠诚正直的伍员（子胥），一是邀宠媚上的伯嚭，一个据实反映吴国面临的危局，一个报喜不报忧，过程是这样的：

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吴国担心越国的威胁，于是“筑台于姑苏之左，俾参政事者以听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焉。”可见，修筑高台，是为了观察敌情和我情。伍员登上高台，他向吴王报告观察到的情况：“王之民饥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国危矣。”吴王听后很不高兴，认为伍员只看缺点不看成绩，只看支流不看主流，用一个指头否定九个指头，危言耸听。于是用伯嚭取代了伍员。伯嚭观察到了什么不重要，他的报告很讲究策略：“四国畏王，百姓歌王，彼员者欺王。”既奉承了吴王又诋毁了伍员，其直接效果是取得了吴王的欢心。伍员是一个对国家和百姓忠心耿耿的政治家，他一语揭穿了伯嚭的私心：“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为王之视也，亦不为百姓谋也，岂臣之欺乎！”意思是说，伯嚭只为一己谋取高位，既不为吴王负责，也不为百姓着想，这不是欺骗吴王吗？吴王大约认为，吴国是我的，我难道不比你爱国，于是，“赐员死，而嚭用事”，也就是处死伍员，提拔伯嚭。何止报喜得喜，报忧得忧，而是报喜得赏，报忧找死。结果如何呢？“明年，越入吴。”（《罗隐集》，中华书局，1983年，页203）夫差自刎，吴国灭亡了。罗隐编的段子纯属演义，不过《史记》（第5册，中华书局，1959年，页1474）的确记载了吴王听到报忧杀死7名信使的史实（“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恶其闻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吴王与吴国的结局也都是一样的。

比吴王夫差晚了将近500年，西汉末年，王莽专权。汉平帝即位时只有9岁，是个娃娃皇帝。太皇太后王政君年老昏庸，懒于朝政，她又是王莽的姑妈。王莽为了最终控制最高权力，于元始五年（公元5年），向全国各地派出以王恽为首的工作组，名义上是调查民情、掌握实况，实际上是强奸民意、伪造民谣，为王莽歌功颂德。王恽回来后提交了3万字的长篇报告，苦心孤诣，精心编造，可谓盛世繁荣、民风纯朴，通篇充满“正能量”（“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这是从政治高度、以组织名义进行的大规模的歌功颂德，这是一场毫无原则的造神行动。这在纸张尚未发明的西汉时期，完成这种连篇累牍的报告，也是十分浩大的竹片刻字工程。

当报喜和歌颂成为政治常态时，不报忧不再被允许，不报喜也就成为罪过。王莽意犹未尽，再次向全国派出工作组，目的仍然是“行风俗，采颂声”。广平相班稚对搜集歌谣、报告祥瑞不积极、不主动，而琅玡太守公孙闳却在府衙不合时宜地谈论灾害，真是叔可忍、婶不可忍！王莽的爪牙、手握官员监督大权的御使大夫甄丰，立即派人到广平、琅玡两地，指使基层对二人进行举报与弹劾，说他们拒绝报告祥瑞、伪造灾害信息，是对朝廷的嫉恨，犯下了对圣朝的不道之罪（“闳空造不祥，稚绝嘉应，嫉害圣政，皆不道”）（《资治通鉴》汉纪卷二十八）。在他们看来，“报忧”当然是罪过，“报喜”不积极也是犯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甄丰准备对二人一并处理。由于班稚是先帝宠妃班倢伃的弟弟，老太后出面，讲了一通“不报喜”与“报忧”还是有区别的道理，才使班稚免于一死，公孙闳没有这层关系，也就死于非命了。

谈到王莽，人们往往提及白居易的一首诗，其中两联是：“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其实，白居易谈的只是如何识别人才，并未从制度上思考问题。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页154）绝对的权力不会止步于金钱、美女，与之相应的是虚荣与面子，精神领域的权力欲，比如愉悦感与控制欲，辉煌感与成就欲，是更高层级的贪欲。当今世界，权势者对“报忧”者的忌恨是共同的，都是由于“爱吹”的心理；对“报喜”者的喜爱也是共同的，也正是为了满足无上权势的私欲。居高临下、一言九鼎、颂歌盈耳、万众膜拜的权力感，超过了任何层次的金钱、美女。因此，在有关权力与官场的话语上，没必要寻找花剌子模这种生僻的个案，这其实是“世界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