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分裂为西魏和东魏之后,两个割据政权虽然都在鲜卑族人的统治下,但是由于各自汉化程度的不同,虽然同样兴佛教、开石窟、造佛像,但其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西魏与东魏迥异其趣,北周与北齐更是区别鲜明。如果说西魏是北魏汉化政策的延续,那么东魏则是北魏汉化政策的突变,其鲜卑化的逆向变化,使其佛教造像风格有明显的向北魏早期回归的迹象,使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发生突变。

天龙山石窟
永熙三年,东魏开始在晋阳开凿石窟,即现存的太原天龙山圣寿寺石窟。现存天龙山石窟中,第1、2、3窟为北齐石富,保存了较完整的外观形式。龙门、巩县早已不用的外廊,又恢复使用。但这些窟廊,却与北魏其他早期窟廊不同,工匠努力追求建筑形式的准确,而不多加装饰。简明地凿成三间两柱,窟内呈方形平面,正面及左右壁下有低矮坛座,座上三壁各开一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龛外壁面下有矮座,其上雕弟子及供养人。或者在龛内仅雕一佛,其余雕像均在龛外两侧矮座上。龛形似窟门作尖拱形,龛楣平整无饰。窟顶为覆斗形,四斜面各浅雕一飞天,正中藻井雕莲花。整个窟内外的装饰均极简洁,透出一种清新静雅的气氛,更衬出主佛的秀美。这种风格在以往的石窟造像中是极少见的。
这些造像风格的变化,似乎表现出雕刻师的新观点,艺术的追求高于宗教题材的表现,也可以说在此以前石窟雕刻重在宗教意义,艺术为其次,而天龙山石窟造像却力求将这种观点颠倒过来。石窟雕刻艺术,本是由佛教产生,但现在转以追求雕刻艺术美为目标。这一转变可能与北齐皇室将佛教石窟变为皇家王陵有关。修建皇陵会有更多专门的工匠和手工业奴隶操作,他们的宗教意识自然要淡泊得多,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信仰佛教。以天龙山石窟第1、3窟的造像为例,其雕像体态、衣纹、服饰大体仍为北魏风格的延续,仅面像异常秀美而无宗教气息,并有极强的感染力,窟中雕像的形态及衣纹,尚保留北魏晚期遗风,但着力于美化。
安阳灵泉寺大留圣窟在寺东岚毕山麓,内外剥蚀非常严重,原有雕刻状况已无法辨认。窟内三面沿壁作低矮的基坛,坛脚刻神王,刀法草率,技艺一般。据铭文可知,此像作于北齐武定四年。坛上每面置叠涩座,上坐一佛,头手均缺失。各佛身躯较粗壮,衣裳贴身较紧,所雕衣纹浅薄,已完全没有北魏传统的痕迹,显示出后来常见的北齐雕刻风格。比如,安阳灵泉寺大留圣窟正本主佛,是这种新风格的典型。
天龙山石窟尚保有北魏传统迹象,而安阳大留圣窟则已具北齐形式。前者创于公元534年,后者创于546年,前后相差12年。一个仍继承前代形式,一个抛弃了70余年历史的传统,似乎是在另辟蹊径。在两者之间又几乎找不到中间形式。北齐雕刻艺术抛弃北魏定法,吸取了更早期的传统,所以,北齐雕刻艺术的新风格,应是由一批仍掌握着北魏以前的技巧和风格的雕刻匠师们创造的。他们平时以雕制陵墓石人兽碑碣及其他工艺品为业。他们受南朝思潮影响较小,更多继承了中原传统技法,从而造成雕塑风格的突变。比如,安阳大留圣窟南壁坛座诸神王作品风格总是带有墓葬冥品的痕迹。
东魏、北齐间,经过天龙山等石窟短时间的尝试,至响堂山石窟已形成一种普遍被社会接受的北齐风格。其特点在于,造像身躯为上大下小的圆柱体结构,衣纹紧附形体,雕刻浅薄。前期的以线条为主的北魏风格已完全消失,换成以表现体积为主的新形式。
从艺术的角度看,这种新风格不如前期那样引人入胜,艺术水平不高,感染力不强。比如,南响堂山第7窟弟子像。完全可以看作是当地民间工匠的创作,他们将中原传统陵墓石人、兽的技法带进了佛教造像工艺之中。这个变化的影响是深远,与北周一样淡化着佛教艺术的宗教气氛,在融入隋代雕塑技法之后,为盛唐的雕塑高峰奠定了基础。
佛造像
佛教造像的缘起
早期佛教造像艺术
传移摹写的初期
后秦风格的形成
秀骨清像的北魏
气韵生动的西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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