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心学”，作为儒学的一个流派分支，是特指陆九渊先生、王阳明先生之学。自王阳明先生至清初，陆王一派、学界以“心学”区别道学（理学）已蔚然成风。到了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以陆王心学、程朱理学相区别，得到了中外学者的认同。

一般说来，唐宋时期受佛教、道教的影响，“心学”这一概念进入儒家话语体系。唐朝大儒韩愈先生说：“谁言摈朋老，犹自将心学。”心学，是指儒家养心之学。北宋五子之邵雍先生《皇极经世》卷八下以“心学第十二”为题，心学是太极之学。宋朝大儒将“传心”之学，也只是用“圣学”来描述，而非“心学”。南宋湖湘学派胡宏先生《知言·文王》云：“生求称其欲，死惧失其欲，憧憧天地之间，莫不以欲为事，而心学不传矣。”此“心学”是治心、养心之学。华南师范大学邓国坤先生、周炽成先生《陆九渊学说被称作“心学”之历史过程考》（2015）认为，从宋末至元，事实上称程朱学为心学者更多见。在明朝，“心学”概念十分流行，乃指孔孟之学，是各家各派争夺正统话语的表现，非特指陆王之学。明初王蓂先生《大儒心学录》言：“孟氏既没，数百年之间，或以训诂，或以老佛，或以词章，贸贸焉莫知所之，心学几乎绝矣。逮于有宋及我皇明大儒迭兴，此脉复续。”明朝陈白沙先生云：“圣人之学唯在心学，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明朝王阳明先生《象山文集序》云：“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曹于汴先生《四书说意序》云：“吁嗟，心学可不讲哉！正心、尽心、养心、存心，《四书》顾不谆谆哉?”浙江大学古籍所、宋学研究中心冯国栋先生《道统、功夫与学派之间——“心学”义再研》（2013）认为，自宋至明，儒家“心学”兼有数义：道统心传之学，此与释道之道统相对抗；用心而学，此与汉唐训诂、辞章之学相对立；论心治心之学，此为新儒学的功夫论。从外延来看，阳明学兴起之前，“心学”主要是指以濂洛关闽为代表的新儒学，特别是指程朱一派的学术传统，当然，偶尔也用来指称陆九渊一派的学术。“心学”作为学派专名指称阳明之学，始于明嘉靖年间，至万历后渐趋定型。阳明之世，学界已连言陆王，而将陆王统称为心学者，似始于清初理学家汤斌。近代以来，以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划分程朱、陆王，“心学”由侧重于道统心传的道统论名词渐向本体论名词转化。

其实，心，哪个学派不重视呢？哪个又不谈“心”呢？将“心学”特别授予陆王之学，实有不妥之处。

本文所指之“心学”，不特指陆王之学，而是广义的心学。在广义的心学视野下，我采用一些范畴，譬如内外、前后、上下、本末、效率，通过对比王船山心学、王阳明心学，揭示出王船山心学比王阳明心学更为殊胜圆洽。只下诊断，不开解决问题的药方，是知识分子的失职失责。我的思考开出了药方，希望可以给人带来有益的启发。当然，本文只是普及性传播，不是严谨的论文，因此详细论证，有待于日后。

一、内外、前后

王阳明心学，不假外求，向内求，属于“内学”，也即社会化之后的“后学”，可以称作“以心造理”。

也就是说，王阳明心学是将已获得的一切东西内化于心，再呈现出来，“心即理”，“心外无理”。这是一个社会化熟化运动的过程。

王船山心学，内外合一，属于“合外、内之学”，也兼顾社会化之前、社会化之后的“前、后之学”。特别说明，社会化之前、社会化之后是假设。

外学，是“以理造心”，认识世界之道理，由此心具有万理，为此王船山提出“心具理”与“大心”。大心，是指不断外求，扩充新知；又不断内求，内化于心。

前学，特指社会化之前。在前学上，心只能认识世界的道理，即“心具理”，而不等于已经认识了世界的道理，即“心即理”。只有在社会化之后，人已经认识了世界的道理，从绝对命令出发，或者说，从天理出发，才能说“心即理”。

王船山先生特别重视“知、能”，乾知坤能，倝倝不息，不断认识世界，获得更多的道理，这是“以理造心”。之后，再内化于心，再“以心造理”。

譬如说，认识茶叶的功性，是外学，以理造心；将茶叶赋予价值，是内学，以心造理。

王阳明先生只重内学，不重外学。王船山先生内外兼顾，是《中庸》“合外内之道”。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最大的失败是忽视了外学。西方的洋枪洋炮胜过中国的土枪土炮，乃是中国人的知识技术不如西方。

王船山先生、王阳明先生都讲“心外无理”，但意思不同。王阳明先生讲“心外无理”，是指所有的道理都在心之中。王船山先生讲“心外无理”，一是所有已知的道理都在心之中，二是心可以认识未知的理，在能认识的世界皆可认识，而不可认识的世界属于康德先生说的“物自体世界”，不属于“心”。

二、本末、上下

王阳明心学，受效率最大化驱使，要以一驭万，马上顿悟上达，重本轻末，只上不下，导致不重视社会事务。虽然王阳明先生也讲“事上磨练”，但最后是“得意忘象”，不在乎事，轻视事，以事为累。

王船山心学，尊重效率，本末兼顾，由本贯末，上下一如，重视社会事务。

三、他律、自律

他律、自律，可视为内外问题。

王阳明先生讲“致良知”，“良知”可以视为康德先生讲的自律。王阳明先生及其弟子、再传弟子都面临两个困境：既然人有“良知”，为什么不能看到自身的过错？为什么心学走向偏执、猖狂？

没有道德化的良心，固然有认识功能，但是意动力不足，犯了过错则无动于衷。道德化的良心，如果缺乏新外学，应对世界束手无策，犯了过错则文过饰非，问心无愧。

没有外在的他律的约束，正如没有镜子，看不见自己，良心的自律可能会失效。

为什么一些人缺乏自知之明？一是自律扩充，自我感觉日渐良好；二是行之有效，缺乏他律，由此产生“自是效应”。譬如说一些艺术家，水平相对比较低，但是周围的人、媒体不断吹捧，还被视为珍宝，到处悬挂，又没有公开的批判之声，使得人丧失自知之明。此时此刻，谈良知或良心，又有何用？

在明朝末年、清朝，人们已认识到他律对于忏悔的意义，产生了“省过会”的外在形式。譬如说，写日记，自我批评，请人批阅、救治；开会，相互批评。

因此，忏悔以改过自新，自我批评之外，需要他人批评。如果在没有他律的情况下，坚信“心即理”，良知在我，容易走向“我绝对正确”，导致肯定与自我肯定，或者说表扬与自我表扬。

因此，王船山心学主张自律、他律不可偏废。

四、效率最大化

效率最大化，可视为内外问题。

王阳明心学受效率最大化驱使，推崇易简工夫，顿悟，明理、立心、做人，可以速成，乃至有良知现成说。这是后学。陆九渊先生认为，朱熹先生（也可称“朱子”）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方法是博而寡要，杂琐支离，不得要领。而朱熹先生指责陆九渊先生的效率最大化是“禅学意思”。

效率最大化，基于有一个前提，即已知道理。如果处于半知或未知状态，无法获得简易工夫。认识世界，改造社会，是今日得一寸算一寸，明日得一尺算一尺，不可能速成，要耐得烦。

对于一个企业员工而言，在既成技术能力的前提下，良知驱动，可以提高效率。譬如说牛车不动，是打牛，还是打车？这是基于既成技术能力下的良知驱动的南岳磨镜公案。如果改进技术，没有良知驱动，效率也可以提高。当然，技术改进，又加上良知驱动，效率会更高。

显然，王船山心学注重内外、前后，主张个人、社会整体的效率最大化的有机辩证平衡。采用佛教的术语“不变随缘”，效率最大化是“不变”，受制约是“随缘”。这种“不变随缘”是人的社会习得性，中国、西方都一样。从经济学角度看，自由、平等是最有利于效率最大化的，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陆九渊心学、王阳明心学被日本企业家采用，视为日本商道伦理思想的灵魂，是在既成之技术、制度下的良知驱动，产生内生动力以使得效率最大化，相当于南岳磨镜公案的揭示。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王阳明心学在此向度下具有优势的事实。

五、制度与仁爱

制度与仁爱可视为内外、上下问题。

王阳明先生在《答顾东桥书》里面提出“万物一体之仁”来解决现实的困境，这只是后学、内学的自律。如果没有外学、前学，不能认识世界以提高理性，未能设计出优良制度以保障“万物一体之仁”，这种自律会无效。

王船山心学注重不断认识世界，不断改良旧制度、设计新制度，通过制度保障仁爱精神。

显然，道德、内在的权利，如果没有外在的礼法制度的保障，是无法证成的，即使写在纸上，也是废纸一张。尤其是道德的证成，依赖于制度的“公道”。制度不“公道”，上梁不正下梁歪，谈何道德？司法之“公正”是捍卫道德正义的保障。只有恶人作恶，必受惩罚，才能让人无条件地接受绝对命令，依据善良意志而生发言行。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建构一个良治社会，必须基于“仁爱”或“万物一体之仁”，有同情心，这是共识。因此，有人说，同情心也应当是一种普世价值。因此，有了制度保障，口喊“仁爱”或“万物一体之仁”，才不是空喊。

六、旧知、新知

新知、旧知，可视为内外、前后问题。

《周易》上早就说了，世界运动不息，变化日新。“性”，在宋明儒学之中是指道德目的。可是王船山先生在当时科学条件下，认识到了“性”也是变化日新的。新道德取代旧道德，谓之“新性”替换“旧性”。

王阳明心学以致良知为主，内求于心，静坐，不读书，反对追求新知，可谓以“静”世界为主。王船山心学注重外求新知，再内化于心，是外求、内求合一，可谓动世界、静世界兼顾。

生活于传统社会，已有知识足够了，确实不需要什么外求。但是在当今，不断外求，变化日新，才能应付生活。一些老年人自弃，不愿意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在生活之中无法应对自如，遭到子女或年轻人的嫌弃。因此，终身学习是世界共识。

昨日是圣人，今日茫然对面新世界，铸下大错，还是圣人吗？

七、知行

知行，可视为内外问题。

王阳明心学主张知行合一，知即行。在内学向度，知道孝，而不能行，不可谓之孝。这也非常正确。

但是，在外学向度，无“知”，何以“行”之？知由行得来，知、行无法合一。王船山心学注重内外合一。

八、自证、他证

自证、他证可视为内外、前后的问题。

孟子讲的良知，确实反观内向的，牟宗三先生称作“逆觉”。但是，此良知是由他证而来的，是他证、自证的辩证统一。一个有道德的人，良知自觉自证，会对自己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十分自律，这是道德的内生动力。

王阳明心学讲的良知受佛教、道教影响，主要偏向内求的自证体验，自己承认自己，无求于他人承认。这是社会化之后的“后学”。

王阳明心学讲的良知自证，“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不在乎他证，即不在乎他人的看法，可能不会伤害他人，但是不一定关爱他人。当然，王阳明先生也讲仁爱，也就意味着，他的良知遵从了儒家的规范，也有他证的向度，只是过多偏向自证。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王阳明先生的弟子、再传弟子更多趋向自证体验。

在正向的方面，王阳明先生及其一些弟子、再传弟子的自证走向了冲破他证束缚，追求自由、平等，解放个性，行侠务义，拯救世界。这些人自以为天理在心，我就是圣人，充满仁爱，只在乎自己的信念，不在乎他人的看法，要急救天下苍生，摧毁了明朝的秩序。譬如说，颜钧先生、何心隐先生之以儒行侠，李贽先生之离经叛道。然而，在异化的情况下，或者说社会知识存量不足的情况下，自证会走向偏执、猖狂、自私自利，不承认他人的尊严、利益，侵犯他人，毁灭秩序。这是王门后学流弊。此外，王阳明心学一系，不管是哪一支派，也设计不出优良制度。

因此，道德行为仍然需要他证，获得他人的认同，接受社会的约束、监察。只是说，他证是一个难题，往往受现实制约而缺乏“公道”，最佳状态也顶多只是相对“公道”，有些东西可以得到他人的认同，有些东西是无法得到他人的认同。在中国古代，孔子、孟子、陶渊明先生、朱熹先生、王船山先生都是身后得到认同。在西方，梵高先生在世之时，得不到世人的认同，身后却被推崇。

怎么办？扩充新知，普及新知，增加社会知识存量，从根本上消除各种偏见的基础；观念上消除偏见、尊重异见，制度上保护异见，限制自证、他证负面，维护公道。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他证是化私为公的一个发明创造，是为了证成“公道”。如果没有他证，人不受制衡，可以肆意妄为，随便践踏他人的尊严、利益。因此，在社会化之后，被他人承认（他证）是人的根本性动机。发明民主制度，保障人的尊严，其动机是为了被他人承认。很简单的道理，在社会化之后，不被他人承认，在一切交换行为之中得不到利益，也随时可能被剥夺权利。

他证，本身无错，只是需要真的公道化，并且多元化以相互制衡。在古代，社会知识存量不足，他证是一种束缚，相当于一座监狱，确实给人带来了灾难和痛苦，让人受尽精神折磨，不得不转向自证。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同而生活，确实有点累。譬如说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女士，被社会偏见（他证）压迫得患了精神疾病。在这个时候，如果祥林嫂女士懂得自证，不在乎他人的看法，不需要被他人承认，会自由自在，生活在充满希望的、快乐的春天。

在不理性的情况下，他证也会产生攀比、跟风、炫耀、嫉妒、怨恨等负面的东西，导致人们相互伤害。因此，在他证不公道的情况下，自证是一种逃难的方法，最为流行，备受大众欢迎。

王船山心学主张自证、他证的辩证统一。没有自证，道德没有内生动力；没有他证，正义无法保障，道德难以证成。只有自证而缺乏他证，“出淤泥而不染”，“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只是少数人的道德证成。有公道之他证，即使缺乏自证，“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大多数人可以有道德证成。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设计制度，限制自证、他证负面，维护公道。

1839年之后，王船山先生的粉丝们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运动。谭嗣同先生称颂王船山先生是“雷神”，并预言：“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意思是说，万物从禁锢、昏迷、垂死之中复苏，勃发生机，欣欣向荣，而天地由黑暗开启希望的曙光，要靠南岳王船山先生在思想上的一声春雷！一时，读王船山先生的书，生发了信心，升起了希望，几千万人受到了王船山先生思想的影响，著名的人物上千人。譬如曾国藩先生、郭嵩焘先生、左宗棠先生、彭玉麟先生、谭嗣同先生、秋瑾先生、黄兴先生、蔡锷先生、章太炎先生、孙中山先生、蔡元培先生、胡适先生、张謇先生、范旭东先生、熊十力先生、于右任先生、毛润芝先生等，无不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他们首先是自证良心，自信自力，不承认满清的腐朽统治；其次是尊重他证，要建构“现代化”的价值与制度。章太炎先生在民国时期认为，王船山思想是辛亥革命成功的理论之本，说：“当今之世，卓然而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言而已矣。”熊十力先生认为，王船山先生是崇尚宪法民主的理学家，“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可与孟德斯鸠先生媲美，而王船山先生易学体系“足为近代思想开一路向”。侯外庐先生认为，王船山先生是启蒙思想家，开启了近代的思维活动，可与德国近世的理性派比美。

王阳明心学，自证多而他证少，摧毁秩序有余而建设制度不足。王船山心学，自证、他证兼顾，如主掌生杀的“雷神”，既有摧毁，也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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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当然，我并非是为了否定王阳明心学，而是将王阳明心学限定在内、上、后、本的向度内。在这个向度内，王阳明心学是有效的，十分重要的内生动力，谓之向上向善的引擎，是效率最大化的根本。一个现代良治社会，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之中，具有现代性的王阳明心学有利于培育优良公民。对于一个企业而言，王阳明心学也有利于员工的内生动力，效率最大化。

王船山心学八面出锋，是内外、上下、本末、前后一如，比王阳明心学更为殊胜圆洽，可以在不同向度运用，适应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真正有效地实现效率最大化。

王船山心学是双向度的逻辑，王阳明心学是单向度的逻辑，因此王阳明心学应当在一定的限定性向度内运用。

在传统哲学里面，一旦走向上、本、内、后，容易产生轻视下、末、前、外的现象。譬如说，重上轻下，能上不能下，上鄙视下，下摧毁上。重后轻前，重内轻外，重本轻末，会鄙视知识、制度、大众，乃至反智、反身。而阴阳变化日新，必须要重前、重末、重外，以追求新知。

从朱熹先生到王阳明先生，再到王船山先生，有内在逻辑的证成。喜欢王阳明心学的人，真的懂得了这门学问，又有理性，应当也会喜欢朱熹心学、王船山心学。

黄守愚于湘水之畔阙一庐

夏历庚子二月廿二日

2020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