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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日本的“大元史”与“新清史”

“新清史”的问题意识深受内亚研究“转向”之影响,还受到“大元史”之影响,后者意欲建立非汉中心的“世界史”架构,而这恰恰是一百年前“东洋史”想做而未能做成的。

“新清史”兴起于美国,到底属于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还是属于阿尔泰研究(Altaic Studies),鲜有人追究。如果“新清史”属于前者,堪称“旁枝”,这是何炳棣(Ping-ti Ho)在与罗友枝(Evelyn S. Rawski)辩论中之所以占居上风的原因所在。如果将“新清史”归为后者,则似为“末流”,因为“新清史”的代表人物的身份是汉学家,研究的主题与阿尔泰学者差异甚大。

“新清史”自称与以往的清史研究不同,关注清统治的“满洲性”——族群性(ethnicity),重视使用满文史料。所谓“满洲性”既是显示清统治性格的标志,也是理解其“汉化”的关键要素,强调前者不能改变后者的实在性。如果仅用满文史料就能建构一部大清史的话,早在一百年前就有日本学者做了,何待今日的美国学者?然而,当“新清史”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引起的反响既大且久,反过来促使波澜不惊的“新清史”在美国成为热点。关于“新清史”的轮廓,已有很多论著言及,本文在此仅截取关乎其源与流的一个断面——日本因素,思考“新清史”所引发的一个无处不在但论者皆不愿正视的历史书写问题:历史即当代政治。

谈起“新清史”,人们常常将其与“内亚”(Inner Asia)研究相勾连,很自然地要提及两个人物,一个是“内亚模式”的提出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另一个是将“内亚”概念化并代之以“中部欧亚”的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1940年,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提出了农耕—游牧之间互动的“内亚”模式,指出游牧/草原文明是受农耕/定居文明所制约的:“中国社会的内在条件及草原社会的特质使它们不可能混合成一个在经济上既有精耕也有粗放,在政治上既有集权又有分散的社会。两种社会既不能分离,也不能吸纳或永远控制任何一方。因此,两千年来,从前汉到19世纪中叶,亚洲内陆与中国的相关历史,可以用两个循环来说明,这两个循环型式互有差异,在历史过程中却相互影响,这就是草原部落的分裂及统一的循环,和中国朝代的建立与衰亡的循环。”1963年,塞诺在《中部欧亚研究导论》里第一次提出“中部欧亚”(de l'Eurasie Centrale)概念,后又反复论及,其中1969年发表的长文勾画了一幅“中部欧亚”图像:被视为人类文明发源地的欧亚大陆,比如黄河文明、恒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等在图上只是一些黑点,周边为“半边缘”地带,再往上是大片寒冷的中部欧亚核心地带。“中部欧亚”文明的起点和空间范围均不能确定,如果试图对其作出界定的话,将是一个自我否定(negative)的概念。尽管如此,塞诺还是总结了“中部欧亚”的几个特点:第一、虽然不能界定其起始时间,但可以借用“文明”概念,从“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上解释“中部欧亚”的历史——一部“野蛮人”的历史。第二、虽然不能确定其空间范围,在这一空间里生存着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狩猎文化和游牧文化,狩猎文化是个人主义的,很脆弱;游牧文化是成功的群聚文化,游牧文化部落之间会定期出现一个帝国或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该领袖或帝国出现得快,消失得更快。塞诺对“野蛮人”文化圈表达了同情的理解,他认为,在这一文化圈中存在普遍的宗教宽容,没有出现过一个征服性宗教;残忍的行为也比较罕见,拥有巨大权力的君王的杀戮行为远比中国的皇帝、罗马的皇帝要少。在此前提下,他也指出蒙古帝国对波斯、花剌子模、巴格达的毁灭性武力征服。

拉铁摩尔

丹尼斯·塞诺

1980年代末以降,内亚研究出现了认识论的“转向”,凸现内亚重要性的论著纷纷问世。1990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新疆社会科学院三方合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发表了《中亚的中央性》一文,该文一反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世界体系”理论,认为早在“世界体系”出现前的公元前二千年,地球上就存在一个“中部欧亚”体系,移动的游牧文明优于定居的农业文明。在此之前,珍妮特·L. 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的《欧洲霸权之前》(1989)认为在1250-1350这一百年间存在着三种并列的世界体系:欧洲体系、中东体系、亚洲体系。在此之后,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2004)凸现出蒙古帝国的征服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积极作用。类似的著述甚多。这些著述完全颠倒了拉铁摩尔、塞诺等人关于“内亚”或“中部欧亚”的叙述,可以视为观察“新清史”兴起的学术背景。据我的观察,这种研究反映了西方学界的自省和批判精神,但绝不可能成为研究主流,更不可能成为颠覆“西方中心”历史叙述的契机。

在围绕“新清史”的争论中,还有一个被忽略的源头——日本的“新清史”,确切地说是“大元史”。在美国“新清史”受到追捧时,就有日本学者对喧宾夺主的现象表达了不满。确实,如果按时下界定的“新清史”标准看,日本的同类研究至少在知识累积上还是相当可观的。日本的“大元史”、“新清史”可视为上述内亚研究“转向”的一部分,但又有着日本自身的学术脉络。

1990年代,“冷战”意识形态的对立消解后,日本学界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趋向,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学者领衔编辑了《アジアから考える》丛书,第三卷《周縁からの歴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尽管该丛书从周边看到的尽是“中心”,但预示了日本中国研究“去中心化”时代的来临。1996年,中国社会文化学会主办的《中国——社会与文化》杂志组织了关于研究东亚有何意义的讨论,这次各说各话的讨论堪称中国研究“他者化”的事件。自此而后,以往研究的中心开始边缘化,堪称边缘的研究在中心化,本来属于专门之学的蒙/元史、满清史备受关注——日本读者对元朝的印象基本停留在“蒙古袭来”(忽必烈军队侵略日本)上,一跃而为“显学”,这与两个人有关:冈田英弘与杉山正明。

冈田英弘(1931-2017)祖上为日本江户时代的地方大儒,家中藏有很多汉籍,自述很早即通读四书五经。冈田系东京大学教授和田清的弟子,和田师从东洋史创始人白鸟库吉,研究“塞外史”和“满蒙史”。“二战”后,日本东洋史研究重新起步,冈田专攻东洋史中的满蒙史,和其他四人合作翻译满文老档,这部资料集出版后因和田的推荐,1958年冈田等获得“学士院”奖。冈田没有继袭和田的研究,而是拿了福布莱特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远赴华盛顿留学(1959-1961)。其时,日本反美“安保斗争”如火如荼,对于来自美国的研究资助,一般学子皆避之而唯恐不及。冈田在美国留学期间,增广见闻,结识了美国人包森(James Bosson),包森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所教的一个学生就是“新清史”的主角欧立德。冈田曾自得地说,包森的满文老师不是内亚研究大家鲍培(Nikolai Poppe)和塞诺(Denis Sinor),而是他。因为这层关系,欧立德1990年代到日本留学时投入冈田门下。冈田晚年自称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欧立德,一个是妻子宫胁淳子,后者是其学术继承人。应该申明的是,欧立德的研究属于学术范畴;冈田早年的研究也属于学术范畴,晚年则不然,著述内容驳杂,多为随感,充斥着对汉文化的偏见,已经失去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操守。冈田反复阐述的论点有二:第一、“蒙古帝国的建立是世界历史的开端”,清帝国不是中原王朝的继承者,是蒙古帝国的继承者;第二、中国历史始于秦汉,止于南宋。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是大清的版图。他认为,“创立中国的是蒙古人的元朝与继承其正统的满洲人的清朝,创立印度的是蒙古人的卧莫尔帝国,奥斯曼帝国是在阿利托亚的蒙古驻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东起朝鲜半岛、中国,西到地中海,创出了几乎所有国家,成吉思汗确实创立了世界。”

比冈田更有影响的是京都大学教授杉山正明。一般而言,在日本,学院派学者是先撰写出版学术专著,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撰写面向大众的通俗著作。杉山反其道而行之,他捕捉到内亚研究“转向”的意义,撰写了大量通俗著作。在这些通俗著作中,他反复强调两点:第一、“蒙古时代的开端”是世界历史的开始,标志着原有的世界历史框架被颠覆;第二、游牧的、移动的文明高于农耕的、定居的文明,蒙古帝国在征服过程中的暴力是极其有限的。这两个观点与上述冈田的观点大体一致,这涉及到究竟谁为首倡者的问题。

近年出版的杉山正明著作的中译本

杉山比冈田小近20岁,其师本田实信——日本最早使用波斯文、阿拉伯文研究蒙古史的学者——毕业于东京大学,算是冈田的师兄。冈田对暴得大名、获奖甚多的晚辈十分鄙夷,批评杉山只懂波斯文,根本不懂蒙文和满文,其论点窃自自己的研究。冈田之妻宫胁更是指责杉山居然在其著作中分不清蒙文中的左和右,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当众质问杉山的著作为何不开列参考文献。说来也是,在笔者阅读的杉山的所有通俗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列出了像样的参考文献,那些内容重复、议论散漫的叙述的“底本”来自何处?读者不甚了了。这既不符合学术规范,更与日本学界的习惯背道而驰。非但如此,杉山在其唯一的学术论著中也没有附上参考文献,令读者难以了解其研究的实质贡献到底在何处。

但是,在日本学界,与大红大紫的杉山相比,冈田是一个另类,这要追溯到1960年代冈田挑起的关于达延汗(Dayan Khan)的争论。元朝崩溃后,退居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在达延汗的领导下重新聚合起来。如果没有达延汗,就没有后来的蒙古人共同体及国家,达延汗因此被蒙古人称为“中兴之主”。“达延汗争论”和上文提到的“新清史”所主张的使用满文史料有关。关于达延汗,京都大学教授荻原淳平根据由满文译成汉文的史料进行研究,而满文译自蒙文,译文不免有所差池,自然影响到解读。冈田谙熟满文和蒙文,他用激烈的言辞批评对方,强调在研究满人和蒙人的历史时,应该以他们的资料为准。冈田得理不让人,态度嚣张,为此付出了代价:长期自绝于日本学界。

可见,要了解“新清史”的来历,不能忽略“大元史”的存在——特别是冈田的言说。而要知道“大元史”,还需要进而翻看“东洋史”的老帐簿,因为相关问题意识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了。

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扬弃进步-普遍史叙述,以科学的实证方法,关注特定时空的人群离合,建构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学,此即以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或具有共同属性的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学。1887年,兰克去世的第二年,其弟子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受聘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培养了日本第一代现代历史学家——白鸟库吉。现代历史学含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在西方-非西方等级化序列里,世界历史叙述呈现出先进-落后的差异结构,“东洋史”试图打破这种西方中心的世界历史构架。

根据黄东兰的研究,明治日本的中国研究有两个不同的谱系,一个是“支那史”,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一个是“东洋史”,试图建构以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叙述,从而替代基于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而来的“支那史”。在“东洋史”的谱系里,第一个重要人物是那珂通世(1851-1908)。那珂在1888-1890年分册陆续出版了《支那通史》,这部用汉文写就的中国通史对晚清士人影响甚大,成为包括柳诒徵在内的很多史家拿来即用的底本。《支那通史》只写到南宋,书尚未完成,就于1894年建议日本文部省将中学“支那史”课程改名为“东洋史”。1894年,他建议日本文部省将“支那史”改为“东洋史”。原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业已从封建国家变为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开始紧随欧美列强向亚洲扩张,那珂敏锐地感觉到膨胀的帝国需要一部新的亚洲历史书,于是建议文部省将中学外国史课程一分为二:西洋史和东洋史。根据那珂拟定的东洋史课程纲要,东洋史以中国历史为主,但要兼顾中国周边的民族及朝鲜、印度等,具体而言,要点有二:第一、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诸国治乱兴亡之大势,与西洋历史相对,构成世界历史之一半;第二、尚应涉及华夏中原、突厥、女真、蒙古等族群盛衰消长之历史。这揭橥了“东洋史”旨在建构以东亚民族/族群为主体的历史,“东洋”成为一个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群竞争的地理空间,“中国”不是文化的中心,只是可视的物理空间上的中心。基于此,《支那通史》里的“华夷”二元对立叙述在1903年出版的《那珂东洋小史》里发生了逆转,虽然依旧使用“胡人”、“夷狄”等,但《支那通史》里的 “戎狄窃据北带”、“夷狄乱华”的表述消失了,改为“华”“夷”对等争斗。如,对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那珂东洋小史》感叹孝文帝因汉化而“柔懦”:“鲜卑人沉迷于华夏的‘美风’,忘掉了自我,诚足以为戒也”。那珂盛赞匈奴刘氏雄才大略,忽必烈、康熙更是“雄杰”。《支那通史》里关于蒙古西征的屠城、杀戮叙述,在《那珂东洋小史》中则变为对武力的赞扬。“力”高于“礼”,“武”强于“文”。原来有高低之分的文明——定居农业文明高于移动游牧文明——如今变为平起平坐,甚至后者高于前者,这和百年后冈田、杉山的上述观点十分相似。

但是,那珂所写的东洋史毕竟还只是作为教科书的“小史”,相当于纲要,之后的第一代中国史学者桑原骘藏、白鸟库吉以及第二代之和田清宫崎市定等都试图建构非中国中心的东洋史,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原因何在呢?这是由于汉文以外的文字资料十分有限,即使能颠倒汉文资料,写来写去,仍免不了以中国为中心。在日本大学里,“东洋史”实为“中国史”,这种“名不副实”的“东洋史”在20世纪末走到了尽头,绝大多数大学取消了“东洋史”课程,代之为“亚洲史”课程。

白鸟库吉

桑原骘藏

宫崎市定

在研究上,如果说第一代、第二代未能建构以民族/族群为主体的东洋史的话,第三代的冈田、第四代的杉山则试图实现和超越其前辈想要达到的目标。冈田切断中国历史,称“新清史”研究的是“清朝史”,不是“清代史”,“清朝史”是“一朝之史”——大清帝国的历史,不是连续性的中国历史中的“一代之史”。杉山也毫不落后,他多处质疑“文明圈”概念,构成其历史观的底色即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指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厮杀状态。二人的文字均透显着对汉文化的极度厌恶和对非汉文化的异常偏好,区别仅在于冈田毫不掩饰,杉山稍作文饰而已。冈田因为言论背离学术,日本学人大多避而远之;其实,仔细阅读杉山的文字,其反复使用的论据和单方面的言论令人不禁对其学识和见识产生怀疑——比如,他揶揄文天祥如愿以偿地为得到身后名声而自寻其死。就此而言,美国“新清史”与冈田、杉山二人的“大元史”——强调一下,不是日本的蒙/元史研究——是有本质区别的。

需要指出的是,冈田、杉山的“大元史”与“东洋史”在批判汉文化上虽然如出一辙,但二者所依托的学术语境和政治背景却根本相异。在民族-国家的时代,“东洋史”的倡导者呼应的是“民族史”叙述,试图建立以“民族”为单位的历史叙述;而“大元史”及“新清史”则呼唤后民族-国家时代的历史叙述,“族群”优于“民族”。冈田、杉山的观点不消多说,关于“新清史”,邓茹萍(Ruth W. Dunnell)和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在合编的新清史研究论文集导言中写道:“新清史”研究代表的是清史研究的“族群转向”(ethnic turn)。有意味的是,米华健的著作《嘉峪关外》被译为汉文在香港出版时,书名由“族群”(ethnic group)译作“民族”(nation),这很能说明译者与作者在历史认识论上的歧异。概言之,“新清史”拥趸笔下的“民族”实则为现实中的“族群”,突出“族群”必然会弱化“民族”的整合性。“新清史”的批判者知悉“新清史”所隐含的政治性,强调现实的“民族”涵括历史上的族群,二者的认识如两条平行的轨道绝不可能交叉。

由上可知,“新清史”介于中国研究和阿尔泰研究之间,研究领域偏重于中国史,问题意识深受内亚研究“转向”之影响。此外,“新清史”还受到“大元史”之影响,后者意欲建立非汉中心的“世界史”架构,而这恰恰是一百年前“东洋史”想做而未能做成的。意味深长的是,在“新清史”和“大元史”的刺激下,近年日本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名为“东部欧亚”——指帕米尔高原以东、除日本之外的广大地区——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在演绎“大元史”的问题意识,而且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开启“二战”后“东亚研究”(東アジア研究)的著名学者西岛定生,因为西岛是以朝贡体系和汉字文化圈来规定东亚的属性的。西岛是战后日本十分重要的中国史专家,对他的批判不仅仅限于“东部欧亚”研究上,还体现在其它有关中国的研究上。西岛业已成为一个风向标,对他的看法是衡量学者是否持有反汉文化或非汉文化历史意识的标尺。

历史叙述是将“不在”的过去呈现于“现在”的行为,根据有限的史料在证据和可能性之间进行推论并得出不至乖戾的结论,这种工作十分不易。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历史哲学的问题》(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1892)中认为,“心理学是先验的历史科学”,人很容易将自己的情感和意识投射到研究对象上。受胡塞尔(Edmund Husserl)现象学之影响,齐美尔在《历史哲学的问题》第二版(1905)修正了这一看法。但是,即便每一位历史书写者自称价值中立或价值悬隔,个人的情感和政治意识对书写行为还是会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围绕“新清史”的争论即是如此。争论双方的焦点似在“汉化”——历史上的中国轮廓,实为“民族”——现实中的中国国家,除了冈田和杉山外,几乎没有一个“新清史”的拥趸会否认“汉化”的存在及其强大影响力。吊诡的是,中国学界在拒斥“新清史”的同时,却在拥抱杉山的“大元史”;在抵制“内亚”视角的同时,又在追逐“中央欧亚”的新潮。按照其逻辑,应为后者,而非前者。撇开这点不论,对立双方围绕过去的认识无疑都有着显明的当代性和政治性。

杉山正明说,“我们绝对应该避免以现代的状况或概念、印象为依据,来解释过去的历史真相”。是为正论。然而,杉山唯一一本学术专著《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的书名,即明显透露着作者的偏误,据说该书名直译是汉文“蒙古国与大元国”,在蒙古人统治下,“同时代使用汉语的人说‘大元(国)’,使用蒙古语的人说‘大蒙古国’(ulus——引者)”,可见“大元国”即“大蒙古国”(大モンゴルウルス=Yeke Mongγol ulus)。显然,由于作者刻意强调元“国”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结果把两个同义词混为一谈了。杉山贬抑汉文化,称册封体制、儒教文化、汉字文化等在东亚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化和制度散发着自私的优越主义气息。借用他的话,这不正是以“现代的状况或概念、印象为依据”吗?所谓“现代的状况或概念、印象”是指基于对后民族国家的信念,试图打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杉山反转的中国历史叙述隐约含有意欲超越现实的企图。杉山知道有被如此理解的可能,故而将论题严格地限定在“过去”,只是偶尔会不经意地冒出几句惊世骇俗的话来。冈田则不然,其晚年编辑的著作集将以往文章写作“中国”的字样一律改为“支那”,文中充满偏见的议论令人质疑其历史学者的身份,因而被杉山讥为“天马行空”。

欧立德在为冈田英弘著作集撰写的出版推荐词(截取回忆文章的一段话)中说:“冈田英弘是全球史出现之前的全球史学者。”全球史(global history)确切的含义应理解为“全球史学”,正如global这个形容词所表征的,它研究的对象并非自明的,有关它的叙事是一种具有“未来”指向的行为,全球史研究面对现代历史学的重负,在迈向消解西方中心的国族叙事上关注空间上人的移动、物的移动所形成的人群关系。蒙古帝国打通东西交通,使欧亚大陆的东与西曾经存在的历史发生了断裂,这是事实,但如果进而说开启了“近代”世界历史的话,它和大航海后出现的近代世界历史到底是什么关系?杉山自身其实也很恍惚。后者之所以被视为近代世界历史的开端,是因为形成了由世界市场、世界认识、殖民统治等构成的具有实在性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宝力格在关于杉山正明的书评中曾指出,德勒兹(Gilles Deleuze)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人的病态,只有游牧文化的攻击力量才能使其复苏和复兴,“杉山正明(和冈田英弘)的世界史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写的,游牧民或蒙古人只是他们批判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的‘战争机器’而已。”这道出了冈田、杉山二人之研究的当代性和政治性:通过反转中国历史叙述,曾经受中华文明支配、后又受欧美抑压并咀嚼过战败的作者在历史意识上获得了想象中的解放。

另一方面,除基于专业立场对“新清史”的批评外,中国的很多批评其实远离了“新清史”本身,确切地说,与“新清史”没有直接关系,这折射出的是批判者自身的历史意识——基于当下而对历史进行目的论的阐释。就方法论而言,这与批判对象的冈田和杉山的“大元史”似有可通之处。涉及民族、族群的历史叙述或多或少地与现实政治发生关联。政治并非仅以支配-被支配的形式呈现,往往作为一种日常知识而对历史书写发生持久且深刻的影响,表征为历史即当代政治。承认历史即当代政治,不是说因此就可以根据当下的需要随意解释过去;历史——确切地说历史学作为一门学问有其自律性,在证明过去的实在性时必需遵循一定的“科学”程序,否则无法保证研究的“真实性”。为此,不断切换聚焦过去的镜头,强化历史书写的“透明性”,是历史学从业者的职业伦理所在。而在笔者看来,正因为历史具有当代政治的特性,任何引起历史认识对立的书写都夹带着现实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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