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珠皆兄弟

公元1616年2月17日，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辽宁省新宾县）建元称汗，历史上称作“后金”。随着帝国帷幕的开启，多灾多难的女真人又一次主宰了民族的命运！（明朝中后期朝纲混乱，奸臣当道，祸国殃民，荼毒生灵，偏安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世代辛勤劳作，只图安居乐业，明朝边关对待女真人极其苛刻，当时的女真人简直是受尽了折磨与压榨，这一时期女真社会急需一位扭转乾坤的救世主）。

后金缔造者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就是顺应时代的产物。他就是阿布卡恩都里（天神）派下人间的使者，救女真人于水火之中。（天神保佑自有福禄）

努尔哈赤被称为“罕王”，自小丧母，吃尽人间疾苦，饱尝世间凄凉。后期因为报家仇举兵起誓。

太祖努尔哈赤的性格犹如一座山峰，再大的困难也无法将其打垮。他曾轻蔑地讥讽叶赫部贝勒（那林布禄）：“我的阿玛（ama 父亲），玛法（mafa 祖父）被明军误杀，明廷不但将遗骨交还给我，还任命我为左卫都督、给我敕书30道、马30匹。你的阿玛（父亲）也被明军杀害了，你替他收尸了么?”（当初叶赫部东，西两城贝勒“青佳努”和“杨吉努”被李成梁设计杀害，实际上叶赫部和建州部有很多相似经历，可谓同病相怜，只不过双方选择的路线不同，最终分道扬镳！）

很多人都认为女真人生性野蛮，凶悍无比，嗜血成性，其实这都是对女真人的误解，谁都想过好日子，可是怎样才能过好日子呢？中原地区地处富庶之地，岂能理解白山黑水民族的苦衷，女真人并非生性好战，只因被逼无奈！

说起明末女真部族间的争端总是绕不开一道小小的—“敕书”，努尔哈赤崛起前的女真社会可以说是诸部各自为政，当时明朝对待女真人的政策是：“分而化之，逐个击破。”

说白了就是害怕女真人团结一致，在明朝看来女真过万就要造反。所以，挑拨各部之间矛盾，俗话说“人凭文书官凭印”，所谓“敕书”就是明朝政府为落实自己的——“羁縻政策”而颁发给境外部族首领的特别通行证。（有了这个文书就可以进京朝贡）明朝初期开始有意招抚元代（蒙古）统治下的女真各部族，赐给酋长们一些没有职权、不拿俸禄（工资）的虚衔，借此来监视女真人的动向，在明朝政府的安排下，明朝中前期女真人的朝贡贸易形成了快速发展，女真卫所（行政机构）的朝贡使节络绎不绝，而明廷对于远道而来的使者们也是“悉听来朝，不加拒绝”。（就是说随便你，只要你不造反就行，况且女真人每次来京都带有东北地区的土特产，当时很受欢迎。）

但是日久天长后，这一种杂乱无序的朝贡形式出现了弊端。

其源于不同的民族风俗习惯，时常会引发一些麻烦，比如当时明朝官员嫌女真人不讲卫生，身上有异味，就不让女真人靠前说话，并且不让女真人站在大门口。另外，在明朝看来每次女真使节朝贡，大明朝廷都不得不拿出远远高出物产本身价值的赏赐作为回馈。（实际上女真人不辞千里进京付出的更多，要知道东珠，人参，燕窝，虎骨这些土特产是非常难搞到的，随时会付出生命。）

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时期明廷以：“厉行节俭、安军养民。”为理由最终决定对这种规模越来越大、间隔时间越来越短的非市场化交易行为进行打压，他要求边关守将对参与朝贡贸易的女真人进行勘验，无“印信公文”者不得入境，并且每份文书一次只允许一人一马由指定的“贡道”入关——据《明实录》记载。实际上当时出谋划策的是王震，朱祁镇后来为他的无知付出了惨痛代价，随后明朝对边关要塞加以管理，不允许当时其他民族的使者随意进京。客观的讲，当时女真人朝贡所到之处的确存在扰民行为。

此后，女真人为了获得更多的敕书（得到入境机会）可谓费尽心机。他们屡次向明朝政府提出分置更多的卫所、增加每次随贡入京的人数、提高授予虚衔品级等要求，但都没有得到明朝的准许。由于当时明朝对边关的贸易控制严密，女真首领们便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当时与明朝边关也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战争，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由此可见，当时女真人的生存竞争围绕着敕书日益胶着起来。可是敕书作为一道入境的手续，为什么能够引发这么多连锁反应呢?朝贡对女真人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明朝在建立初期沿袭了元代对东北的部分管辖，在女真地区广设卫所、颁与敕书，以“来朝及互市”的形式与女真人进行贸易。所谓“来朝”即是朝贡，指边境内外的部族首领携带本地区的特产进京，与明朝政府进行物质交换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中原王朝历史上向来被视为是域外民族对政权合法性的一种肯定，并由此引申出一系列完整的宗藩思想和体系，因此明朝政府是乐于花重金来维系这种“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的。（面子工程）

当时根据朝贡制度的相关要求，女真部族要按时、按量经由指定的路线将地方特产送入京师，明朝政府则派专人依据敕书上的品级对朝贡人员进行接待，虽然对进贡来的方物并不照价付钱，但是每名朝贡者还可以得到20两左右的“回赐”赏银。自嘉靖四十三年(1564)明朝政府应女真人的要求将各种赏赐全部折为银钱后，每年因朝贡而流入女真地区的白银都在15000两以上。（可见明朝皇帝到了后期有些吃不消了，但仍然放不下架子，女真人当时非常看重进京，在当时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此外女真人乐于入京的原因还在于无论是在京城停留期间(一般为五日)还是往来京师的途中，均可与地方进行各种合法的贸易活动，因此他们在“贡品”外往往还要夹带许多货物，以赚取更多的利润。面对这样一本万利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与朝贡的浓郁政治色彩不同，马市更像是一个平民化的交易场所。它最早因专门从事马匹买卖而得名，由官方规定马匹折算布匹等物的价格，随着市场扩大和双边社会需求的增加，贸易对象不再受到约束，马市的官方色彩也逐渐淡去，但入境仍然需要持有敕书。（对于女真使者来说能够一举多得，即完成公事，又能贴补家用，再者说打通了关外与关内的贸易往来，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当时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的女真人便将毛皮、珍珠、蘑菇、松子、蜂蜜、人参等价值较高的天然产品拿到马市上售卖，同时换取耕牛、盐、铁具、绢布、纸张等日常所需的农业工具和手工业制品。 而出于定居长久生活的需要，（当时女真人早已农耕）女真社会对农业所需的耕牛和铁质农具等物品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综上所述，由于“敕书”具有的特殊功能，所以明朝政府就借助它来实现分化瓦解女真部族的目的，女真各部族的酋长们为控制贸易权、积累财富，不惜频繁发动争夺敕书的战争。前努尔哈赤时代女真部族中曾经的领军人物如王台（哈达部）、王杲（苏克苏护河部）、王兀堂（栋鄂部）、青佳努、杨吉努（叶赫部）等，在他们称雄女真或兵败被杀的过程中，都可以见到敕书的影子。（造成女真兄弟间反目成仇，互相厮杀的罪魁祸首就是明朝所谓的——入关朝贡“通行证”）

实际上明朝政府一直扶植海西女真，借以防范西部的兀良哈和南部的建州女真，（当时明朝边关也是捉襟见肘）明朝初年就曾颁给海西女真敕书共999道，（据史料记载）其中居开原南关的哈达（hada）部699道、居北关的叶赫（yehe）部300道。正德年间，哈达部都督王忠以“阻朝贡”为名杀害了叶赫部首领——“诸孔革”（实际上是明朝从中挑拨离间）并夺取了属于叶赫的敕书。王忠的继任者王台（万汗）长期保持着哈达部在女真社会中的领袖地位。但他晚年内政分崩离析，叶赫部诸孔革的后人“青佳努”、“杨吉努”兄弟乘机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敕书。（实际上叶赫部后期的强大与此并无太大关系，主要是控制了关市的主动权，加之明朝的偏袒）后来叶赫部与蒙古联合打击哈达部，使得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哈达部雪上加霜，从那时起哈达逐渐衰弱。（这也是明朝诱杀“青佳努”，“杨吉努”贝勒的主要原因）

造成明朝政府不得不出面重新分配敕书，将其中的500道分配给哈达部，499道分配给叶赫部。而真正受益者是叶赫贝勒“纳林布禄”和“布斋”。子承父业，坐享其成！之所以那林布禄和布斋贝勒后期发动九部联军讨伐建州，主要是认为自己是女真霸主。

相比于海西女真的优越性，建州女真就很可怜了，总计500道敕书由建州卫王杲、王兀堂等部族“酋长”分领。称雄一时的建州卫都督“王杲”虽然曾经拥有30道敕书，（一说50）但其中只有18道是属于自己的，（主要是王杲的性格过于刚直，不爱低三下四的祈求别人，当时王杲对明朝的态度可以说是极度的不满，后期他与明朝决裂，最终丧命！）王杲的外孙就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万历十一年起兵之初只有明朝颁给的30道敕书，随着统一战争的持续，五年后他遣人入贡时已经拥有敕书500余道，连明代边将“熊廷弼”（辽东经略）都不得不承认“自五百道之贡赏入，而奴酋始富”。（可见努尔哈赤的能力）

综上所述，“敕书”是引发女真各部矛盾的导火索，进而导致女真各部长期的动荡不安。“敕书”曾经是女真人改变生活的希望，也是明朝皇帝用来管理女真人的“致胜法宝”，它在明亡清兴数十载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耐人寻味！

作者瓦剌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