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礼互证：论《诗经》祭祀诗中的周人信仰

王慕飞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7年出版）

内容提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我国古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到了夏商周时期，“绝地天通”之后，祭祀成为了一种特权的象征。任何一种政权，若想得到大众认可，必须拥有这种权力。

因为，它一方面是为政者沟通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另一方面又是为政者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手段。《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它内容包罗万象，记载了先秦时期我国先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为我们研究古代先民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祭祀的方式、内容和意义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而《礼记》中又详细记载了先秦时期不同等级的不同祭祀方式和祭祀规模。

本文试图运用宗教学和人类学的方法，通过《诗经》中记载的农事诗和祭祖诗并参照《礼记》中对于相关礼仪的记载，来探讨周初统治者如何通过信仰的转化和建构来解决 周商易代 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的。

关键词：诗经；礼记；祭祀诗；信仰；诗礼互证；政治合法性；

一、引 言

《诗经》作为五经之一，自古以来都受到学者的重视，对《诗经》的注疏可谓是汗牛充栋。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并且逐渐突破了传统经学的研究方法，对《诗经》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大，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

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大胆而新奇的假设，继而也拓展了研究视野。在二十世纪初期，闻一多首开先河的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诗经》，并著有《说鱼》等多篇文章。

（闻一多）

后来学者研究《诗经》的方法是传统与西学并用，有相互印证的，有相互比较的，除了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外，还有宗教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史学的研究方法，文学的研究方法等，对《诗经》进行诠释和理解。

在宗教学角度研究《诗经》的著作中，有的从祭祀诗中研究《诗经》的思想和文学价值，如樊树云的《诗经宗教文化探微》和刘源的《上周祭祖礼研究》等；有的从《诗经》与礼乐的关系进行研究，如江林的《<诗经>与宗周礼乐文明》等；

有的从哲学意义上探讨祭祀诗的价值所在，如石珂的《<诗经>周人“祭祖诗”的认知与价值建构作用》。也有从信仰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建构和相互作用的角度来探讨的，如魏明慧的《<诗经>与周代的共同体建构 》等。

本文希望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诗经》中的祭祀诗和《礼记》中的祭礼的记载，分析西周为政者对宗教信仰的变 革以及对其取得政治合法性的作用和意义。

二、先秦祭祀的意义

祭祀，是人类所有文明起始之时必然具有的活动。弱小的人类在面对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面前，必然要对无所不能的神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华夏文明自然不能例外 ，但是在“绝地天通”之后，祭祀天神上帝的权力归于人间最高统治者。自此，宗教和政治真正结合，宗教也成为了“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合理性依据”。 [1]

因此，祭祀也就成为了国家大典，是定社稷，安民心的大事，祭祀的内容如同国家宪章，是一个朝代拥有统治合法性的依据。

正如牟钟鉴先生所说：“天子之祭天，族长家长之祭祖，……祭政合一，祭族合一，既具有国家宗教性质，又带有全民性，起源于原始宗教，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完善于汉至隋唐，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帝制垮台为止。”[2]

夏朝时期，信仰对象多是鬼神。《论语·泰伯》载：“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这说明鬼神信仰在夏朝占有重要的地位。 [3]

夏朝时也有祭祀祖先的行为，《尚书·甘誓》有“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的记载。

殷商时期的信仰对象是“天帝”或“上帝”，《礼记·表记》中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商汤伐夏之后，进一步强化了对“帝”的信仰，并将此作为自己讨伐夏桀的神圣依据。

商朝统治者认为商汤代夏是“上帝”的意志，“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诗经·商颂·玄鸟》），“帝命不违，至于汤齐”（《诗经·商颂·长发》）。

（玄鸟）

然而，殷商所崇拜的“上帝”是一个自然的主宰，是一位自然神：“殷人的上帝或帝，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上帝之令风雨，降复活失意天象示其恩威。……先公先王可上宾于天，上帝对于时王可以降福祸，示诺否，但上帝与人王并无血缘关系。” [4]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殷人在祭祀上帝时，也将自己的先祖加了进去。只不过先祖是天帝的辅祀而已。天帝有着降福祸的能力，祭祀上帝可以获得上帝的福佑，保其风调雨顺，诸事顺利。

但这里的上帝跟人王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只是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有着超能力的自然神。然而，这种信仰在商周易代时发生了变化，武王伐纣，小国周代替了大邑商。随之而来的疑问就是有着“上帝”佑护的殷商为什么被西周取代呢？“上帝”还可不可信，其超能力为何失灵了？

西周统治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德”的观念提高到与天命相辅的位置，从而使得此问题得到了妥善而合理的解决。周人将殷商的失败归咎于不修其德，并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认为只有“以德配天”，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

周人并没有完全推翻殷人的信仰传统，而是在此基础上将人的“德”，确切的说应是统治者的“德”来作为上天佑护的标准。 他一方面继承了殷人的信仰观念，一方面又将这种信仰观念做了损益，从而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找到了价值依据。

在这种变革中，周人的祖先不再像殷人的祖先那样只是上帝的“宾”，而是因为自己的“德”，而具有了与上帝同样的地位，上帝不仅是超自然的神，也成了自己的“祖先”。 正是这个原因，祖先崇拜在周代发展至鼎盛，祭祖也成为了国家祭祀宗教活动的重要内容，因为它代表着自己宗族的血缘认同。

此外，祭祀社稷又是周初统治者维护信仰认同的有一重要手段。“周初封邦建国的国家模式，有两方面的制度基础，一个是宗法，另一个就是社稷，前者是诸侯宗室与周王室的亲缘纽带，后者传达出诸侯国疆土人民与周朝所代表的天下之间的社会关系。”[5]

在《诗经》中有许多是反映祭祀的诗歌，在这里，笔者通过祭祀之礼的相互印证，来探讨周初统治者如何通过这两种祭祀来维护自身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的。

三、祭祀诗和祭祖礼

（一）祭祖的意涵

祭祖礼是指祭祀祖先时所依循的礼仪。由于祖先崇拜的具体目的和意义的不同，夏商周三代的祭祖之礼各有损益。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6]

祭祀的具体方式方法，《礼记·祭法》也有详细说明。随着祖先崇拜的发展，祭祀仪式也逐步规范和完善，并进一步与宗法制度结合，形成了一套等级鲜明的礼仪模式。夏商周三代祭祀的祖先都是有功于本族的伟 大人物，并特别指出“非此族也，不在嗣典。”（《礼记·祭法》）

由此可见，祭祖是加强血缘纽带，强化宗法制度的一种信仰模式。通过这种信仰模式，君王确立了自己的天子地位，并通过强化同一祖先的伟大功绩，增强了本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自信心。

（二）祭祖礼的内容

祭祀之礼因对象不同而异名，天神为祀，地祇为祭，人鬼为享。[7]周代祖先祭祀的场所是宗庙，但不同时令祭祖的称呼也不同 ：“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礿、禘，阳义也；尝、烝，阴义也。禘者阳之盛也，尝者阴之盛也。故曰：莫重于禘、尝。” [8]

时令不同，祭祀的称呼、地点和方式都不同，最重要的祭祀则是禘与尝。 祭祖时所穿的衣服，祭祖时的各种规程以及各种食物、器皿、牺牲等都非常繁琐。

（三）《诗经》中的祭祖诗

《诗经》中《周颂》《商颂》和《鲁颂》 等诗歌是 描写帝王祭祀祖先的，而在“风”和“雅”中则几乎都没有提到帝王，只是专讲祭祖，目的是感谢祖先的佑护并希望能够继续得到祖先的恩典。

《商颂》共有5首（《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这5首全是祭祖诗。其中《那》《烈祖》《长发》是祭祀商王成汤的诗歌，而《长发》和《殷武》是祭祀商王高宗武丁的诗歌。

（武丁）

综观这五首诗歌，充满了对先祖功绩的赞叹，尤其在《长发》一诗中，全文都在表达着一种思想，即殷商的成功和统治的权力都是上帝赋予的，这种“君权神授”的思想在商朝是正统思想。

他们虽然也重视“敬天保民”，也重视统治者的“德行”。但他们并没有自觉地反思夏王朝是如何覆灭的，自己的基业是怎样得到的，“天”可不可靠？他们固执的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嫡系，他们推翻夏朝，建立商朝，开疆拓土一统天下，都是在上帝的佑护下完成的。

《礼记·表记》中记载了孔 子对殷商的评价：“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9] 这说明殷人的重鬼神而轻民心。

他们将“君权神授”的观念上升为意识形态，诗中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敷奏其勇，百禄是总”[10]都是在说，商王朝的一切功绩，所有的福禄都是在上帝的保佑下，在英明的商王领导下，通过战争，通过本身强大的武力得来的。

但他们却给他们的侵略、镇压、掠夺和统治披上“天意”的伪装。这也正是殷商天命论的实质。《玄鸟》是祭祀商王武丁的诗歌。《史记•殷本纪》记 载：“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雊)。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 [11]

商是以鸟为图腾的民族，“雊雉之异”的传说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密切相关。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是关于商的起源的早期传说。这首诗开篇就说出自己的图腾信仰，继而赞颂商王武丁，修整立德，矢志中兴。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在赞颂武丁的武功，而“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则是赞颂武丁的功业，诗中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 [12] 则说明不但是中原诸夏部族，而且周边的氐、羌等民族也纷纷来朝进贡。武丁功业之隆，于此可见。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殷商族人受命于天，在上帝和祖先的保佑下完成的。

与殷商相比，周人经历了殷商不得人心继而失掉天命佑护的过程并深以为戒。他们对天命有了一种自觉地反思，他们认为天命不是永久不变的，作为统治者必须兢兢业业，并且要注重修养自己的品德，用自己的“德”来配天命。

作为统治者，只有仁德爱民才能获得上帝的垂青并保持天命不变，因而周民族在祭祀的过程中注重突出执政者的道德，同时对统治者的理想人格也加以丰富和发挥。

这些内容，从《周颂》和《大雅》中都可以体会到，如《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闻不已。

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

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厥作祼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13]

在《商颂》中，没有提到过“德”这个概念，但在《周颂》和《大雅》中，“德”却经常被提及，周初先民不再单单歌颂祖先的功业，而且更加注重歌颂祖先个人的美好品德。

周人用“德”来说明天命转换的原因，因为“天命靡常”所以要“聿修厥德”，要“自求多福”。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直接促使了周民族的信仰观念从殷商的巫祝文 化向礼乐文化的转型。

（周成王）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是告诫成王之言，启发成王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怀着对祖先文王的敬仰，要像文王那样“于缉熙敬止”，光大自己的德行，只有如此方能受到上天的佑护。

在《周颂•清庙》中也有“济济多士，秉文之德”的诗句， 其意思也是在说明统治者要具有光辉的美德，能够让自己的百姓和乐安康，四境平安无事。同时身为统治者，要时时勤于政事，不可荒政懈怠，否则天命不保。

也就是说，周天子在祭祀时既要感念祖先之德，同时也要勉励自己修养自身的德性。但值得一提的是《周颂》和《大雅》中赞颂具有德行的祖先只限于大王、文王、武王和成王，并没有对所有的周王进行称颂，反而在《国风》中有许多诗是讽刺幽王、厉王的。

从这些情况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周朝祭祖诗中所祭祀的祖先是真正有功德的祖先，对于没有功德的祖先并没有在祭祀中进行称颂。

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彰显祖先之德，而这种彰显必须要让人信服。这不但出于宗教上的虔诚，还有其政治上的考量。因为祖先有德，所以天命归周。

而周之子孙要确保“天命不易”，就得发扬祖先之德，时时警醒自己要保持仁爱之心。周人虽依然敬畏上天，但是已经有了清醒的自觉，天命不再是政权的绝对保证，相反，为政者的勤政、仁德才是天下安定的重要原因。

周人通过祭祖时对祖先之德的推崇，逐渐将商王朝“君权神授”的观念转化为了“惟德是辅”的理性自觉。而且也通过祭祀赢得了民心和臣心，同时，祭祀中的祭祖，更是促使了同宗的团结。

《礼记·大传》中有：“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 礼俗刑然后乐。” [14]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即周天子的祭祖礼其另外一种目的就是“收族”，即达到使族人团结的目的。

四、藉田礼和农事诗

（一）藉田礼的意涵

西周时期，虽然祖先崇拜是最主要的信仰，但也一直保留着自然崇拜，不仅崇拜最高的自然神“上帝”，而且还崇拜各种具体的自然神，可以说依然是多神崇拜。周民族的藉田礼就是对社稷神的一种祭祀活动。

《毛诗序》中有：“《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15] 藉田的意思是天子借助百姓的力量来耕种自己的田地之意。藉田礼也有等级之分，天子藉田与诸侯等藉田所行之礼是有不同的。

周天子每年春季都要率领三公九卿实行藉田之礼。《礼记·月令》中记载：“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乘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 ” [16]

藉田是天子、诸侯借用平民之力来为自己耕种田地。[17]在《诗经》中，藉田礼虽然只是一种仪式，但这恰恰说明了周天子具有沟通天人的权威性，他通过这种仪式一方面将企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愿望传达给上帝，同时又代表上帝将上帝的保佑传达给民众。藉田礼虽然是一种仪式，但为什么要君王亲自示范耕种呢？

（籍田礼）

《诗经•小雅•节南山》中有一句话说的很清楚：“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也就是说，藉田礼重在取信于民的，意在得民心。但即使是亲耕，但为何要亲自准备祭祀用品呢？亲自准备祭祀用品就是为了要得臣心。

也就是说，祭祀的重要性，不仅是要表明天子是沟通天人的唯一权威，而且还起到了团结人心，化民成俗的作用。祭祀是原始宗教所共有的仪式，而这种仪式的重要性就是“ 为政治模式提供合理性解释 。”[18]

通过人民对这种仪式的认可，使得上下达到了信仰上的一致，同时也证明了周天子统治的合法性。天子通过藉田之礼，一方面向社稷神表达了自己的虔诚信仰，另一方也表达了自己对劳动百姓的关爱。通过一种祭祀行为，得到了一个更大范围的信仰认同，塑造了共同的价值观念。

（二）《诗经》中的农事诗

《诗经》中的许多农事诗其内容是祭祀祖先或神明的，祈祷祖先和神明降福于己，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如《小雅》中的《甫田》《大田》是祭祀地神和农神的，《甫田》中：“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

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禾易长亩，终善且有。

曾孙不怒，农夫克敏。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报以介福 ，万寿无疆。” [19]

这首是讲周王巡视春耕生产的农事诗，周王为了祭祀农神，自己斋戒后，还奉上美食，献上羔羊作为牺牲，祈求神明保佑他们五谷丰登。

在祭祀的过程中，人们弹起琴瑟，擂起大鼓，来迎接掌管农事的神明——田祖（农神），并虔诚地祈求天降甘霖，保佑来年五谷杂粮大丰收，以养活万千子民。

周王和他的妻子和儿子还带来精美的食物慰劳农夫们。管农业的官吏见了非常高兴，招呼身边的农夫们聚拢来，大家一起分享周王带来的美食。庄稼长势茂盛遮蔽了田垄，今年定是五谷丰登好年景。

周王心里非常高兴，农夫们也兢兢业业的勤于农事。这首诗是“周王祭祀土地神，四方神和农神的乐歌”。[20]诗歌通过简洁明快的语言，描述了在农事祭祀人物，祭祀对象，祭祀原因，而且在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藉田礼的一些环节，比如，有美食，有牺牲，有礼乐，最后与民同乐，一起品尝美食。

《大田》是《甫田》的姊妹篇，它是一篇描述周王巡视秋收的诗歌：“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既方既皁，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来方禋祀，以其骍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 [21]

这篇诗歌描述了秋收繁忙而喜悦的景象。经过春天的播种，夏天的劳作，又加上天公作美，风调雨顺，秋天的收成可想而知。全诗充满喜悦之情，在最后一段又点出了周王省察，更加突出了喜悦和谐的气氛。但这两篇诗歌都没有将对藉田之礼做太多的描述。

对藉田礼描述比较详细的应该是《周颂·载芟》和《周颂·臣工》了。《载芟》是“一首周王在春天藉田时祭祀土神、谷神的乐歌。”[22]《周颂》中的《臣工》则“是一首周王耕种籍田并劝解农官的诗。”[23]

这两首诗，较为详细的描述了天子的藉田之礼。我们先看看《载芟》中的描述：“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

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不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 振古如兹。” [24]

（丰收）

这首诗，首先描述了春耕的景象，男女老少一齐加入了劳动大军，场面非常壮观。其后的几句就是对藉田礼的描写，统治者亲自拿着耒耜去耕种南面向阳的田地，播下种子。而后，又开始联想秋天的丰收景象。

而“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不洽百礼”则是一种祭祀活动，也是藉田礼的一个步骤。 最后的几句就是在为丰收感到高兴和喜悦，也对美好生活做了一个展望。 整首诗从春耕到秋收，是藉田礼的一个较为完整的过程。

《臣工》这首诗从另一个方面描述了周王对藉田礼的重视：“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 奄观铚艾。” [25]

本诗开篇就是周王告诫群臣要尽力于公事，也就是要重视农业生产。告诫农官尽职守责的督促农民做好耕种事宜。这些事做好后，就开始了藉田礼的描写，天子藉田亲耕的时候，看到饱满的种子，联想到了丰收的景象。祭祀时，天子希望上帝能够保佑下民获得丰收。

天子进行藉田礼时，不仅是一种象征，更是一种态度。通过几篇诗歌，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在周朝的地位很高。周王一方面对百姓做一个表率，另一方面还要督促群臣，不要懈怠政务。

周民族是以农业立国的民族，所以农业在周初尤其被统治者重视。藉田礼在周朝非常受重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周朝的经济基础就是农业生产，因此周朝的自然崇拜中，社稷神的崇拜是最为重要的。

在绝地天通之后，天子通过藉田礼的方式成为了联系天人的纽带，有了神圣身份，同时也成就了共同信仰。

五、结 语

黑格尔说：“国家应依赖于宗教，其原因在于：只有在宗教中，世人思想方式的可靠性及其为国家尽其职责的决心，始成为绝对的。”[26]因此，共同的信仰是一个国家内在凝聚力的体现。

（黑格尔）

一个政权，只有在信仰方面获得认同，才算是真正的有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诗经》中的许多诗句都记载了周人在殷周革鼎之际，在获得信仰认同方面的努力。闻一多先生曾说：“诗……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27]

《诗经》中反映的各种祭祀礼仪都是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这里礼仪，无论是藉田礼还是祭祖礼都是当时原始宗教的一种传承和变革。周初统治者通过对祭祀仪式和其他礼仪的变革，完成了自己统治合法化的理论建设。

周代统治者通过对“德”的宣扬和重视将天命观从殷商的“君权神授”，转移到了“以德配天”，并将这种思想巧妙地渗入到礼仪之中，通过统治者的亲身示范，完成了信仰共同体的重新构建，使得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得到了全民的认同。

周代统治者通过藉田礼中天子的躬亲示范，得了民心和臣心，通过祭祖礼中对祖先之德的感念和弘扬，又起到了“收族”的作用，得到了同宗的认同。这样，在意识形态中完成了统一，而这种统一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之后的中华几千年文化也深受其影响。

[1] 卢国龙：《“绝地天通”政策的人文解释空间》，《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6期。

[2] 牟钟鉴：《关于中国宗教史的若干思考》，中国知网《中国会议》1991年10月1日。

[3] 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页。

[4]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562页。

[5] 卢国龙：《隆礼以重教，邦国之大务》，《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2期。

[6] 《宋本礼记·祭法》第3册，郑玄注、陆德明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页。

[7]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2页。

[8] 《宋本礼记·祭法》第3册，郑玄注、陆德明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页。

[9] 《宋本礼记·祭法》第3册，郑玄注、陆德明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页。

[10]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102页。

[11] 司马迁：《史记》第3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3页。

[12]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99页。

[13]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95页。

[14] 《宋本礼记·祭法》第3册，郑玄注、陆德明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15] 《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4页。

[16] 《宋本礼记·祭法》第2册，郑玄注、陆德明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17] 《宋本毛诗诂训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164页。

[18] 卢国龙：《“绝地天通”政策的人文解释空间》，《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6期。

[19]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12页。

[20]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12页。

[21]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17页。

[22]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46页。

[23]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17页。

[24]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46页。

[25]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17页。

[26] 黑格尔：《宗教哲学》上卷，魏庆征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27] 闻一多：《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02页。

王慕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2016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