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是汉代“一代之文学”，司马相如赋代表汉代赋体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王世贞《艺苑卮言》说相如赋“材极富，辞极丽，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相如之于赋，犹如司马迁之于文，李杜之于诗，苏辛之于词，汤显祖之于戏曲，曹雪芹之于小说，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相如赋的产生，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与赋的文体特征密切相关。或者说，赋的文体特征与司马相如的性格特点吻合，故相如长于赋，这是相如赋产生的主观因素。赋的文体特征与相如所处时代的社会风尚、学术风气吻合，故赋兴于汉初，而盛于武帝朝，这是相如赋产生的客观因素。本文拟从赋的文体特征、司马相如的性格特点和武帝时代的社会风尚三个方面，探讨相如赋产生的主客观因素。
一
诗、文、赋、词、曲、小说，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六种文体。某时代盛行某种文体，即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文体特征有关，与时代风尚有关，即该文体的文体特征与此时代的社会风尚正相吻合；某人擅长某种文体，亦与文体持征有关，即该文体的文体特征与此作家的性格特点正相吻合，即所谓“文如其人”是也。因此，探讨相如长于赋，武帝时代盛于赋，讨论相如赋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应从赋的文体特征说起。
概而言之，赋的文体特征，约有三端，即铺陈、颂赞与巨丽。
就创作方法言，赋体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铺陈。故古代学者多以“铺”释“赋”，如挚虞《文章流别论》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熙载《艺概·赋概》说：“赋，诗之铺张者也。”“诗言持，赋言铺，持约而铺博也。”“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作为文体的赋，其创作方法上的铺陈特点，与作为《诗经》“六义”之一的“赋”，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一般认为，作为文体的赋，源于《诗经》“六义”中作为创作方法的“赋”。古代学者诠释“六义”之“赋”，亦多以“铺”训之，如《周礼·春官·大师》郑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熙《释名·释典艺》云：“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钟嵘《诗品序》说：“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朱熹《诗集传》说：“赋者，铺也，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作为创作方法，就赋、比、兴三者比较而言，赋的独立性最强，比、兴次之。即一篇文章全用赋法，虽然“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但作者毕竟能够在不借助比兴方法的情况下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读者也能明作者的创作意图，故其能从一种创作方法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若一篇文章中“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即文章主旨过于隐晦，读者不明作者的真实意图。所以，比、兴的独立性较差，一篇文章如果专用比兴，往往导致主题不明，因此常常需要用赋法来点明题旨。所以，它们始终只能以创作方法的形式存在，而不能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就创作内容言，与其它文体相比，赋体文学的重要特征是颂赞，即通过铺陈方法实现颂赞的目的。虽然如班固《两都赋序》所说，赋的内容“或抒下情以通讽谕，或宣上德以尽忠孝”，即兼具美刺两面，既有颂赞，亦有讽谏。学者亦曾努力发掘赋的讽谏意义，如司马迁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誇，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但是，事实上，确如扬雄说，赋是颂赞多于讽谏，有“劝百讽一”、“劝而不止”的特点。如《法言·吾子》说：“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汉书·扬雄传》载：“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王充《论衡·谴告》亦说：“长卿之赋，如言仙无实效；子云之颂，言奢有害，孝武岂有仙仙之气者？孝成岂有不觉之惑哉？然即天之不为他气以谴告人君，反顺人心以非应之，犹二子为赋颂，令两帝惑而不悟也。”汉赋之所以长期受到古代学者的批评，是因其“没其风谕之义”；之所以受到现当代文学史家的指责，是因其对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实际上，无论是颂赞或是讽谏，都应该是文学表达的内容，不应有主次高下之分，关键在于作家在颂赞或讽谏时所持的心态，即是真心实意或是虚情假意。是真心实意，就应该肯定；是虚情假意，是阿謏奉存，就应该否定。这是我们评价相如赋时应当特别注意的。
就艺术风格言，赋体文学最明显的特征是巨丽。汉人评论赋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就是“丽”。如汉宣帝说赋体“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扬雄《法言·吾子》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王充《论衡·定贤》说：“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汉代以后之学者亦常以“丽”论赋，如曹丕《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论“立赋之大体”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此立赋之大体也。”皇甫谧《三都赋序》说：“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而美丽之文，赋之作也。”值得注意的是，汉人论赋之“丽”，是“巨丽”，是“绝丽”，是“弘丽”，是“侈丽钜衍”，不是“细丽”。两汉以后的学者亦一再强调此点，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若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李白《大猎赋序》亦说赋“辞欲壮丽，义归博达”。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说：“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巨为工。”刘熙载《艺概·赋概》说：“《楚辞》按之而逾深，汉赋恢之而弥广。”或“大”、或“壮”、或“宏”、或“广”，皆在突出其巨大恢宏的特点。
赋的基本特征是铺陈、颂赞与巨丽。铺陈是其手段，巨丽是其特色，颂赞是其目的。即以铺陈之手段创作巨丽之文辞以实现颂赞之目的。
二
文如其人，人亦如其文。此即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所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是也，故刘勰评文，谓“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此就文人性格与文章风格言之。其实，进一步考察，我们认为，文人性格与文体特征亦大有关系，有的人擅长诗，有的人擅长文，有的人擅长赋，皆是因为其人的性格特征和其文体的文体特点相吻合的缘故。
就赋体而言，如上所述，赋的文体特征是“巨丽”，是沉博绝丽、侈丽闳衍、丰膄华赡，是巨、侈、富、丽。与“巨”的特点相适应，能创作和欣赏赋体之人，必然是胸襟开阔、气势不凡、了无牵碍、大气磅薄的“非常之人”，拘文牵俗、动如节度、心胸狭隘、沉寂气褊之人，既不能创作赋，亦不能欣赏赋。故司马相如论“赋家之心”，特别强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创作心胸，以为如此方能达到“控引天地，错杂古今”的创作目的。与“丽”的特点相适应，创作和欣赏赋体之人，必然是生活豪奢、崇尚华丽、讲求排场、追求绮艳、推崇富庶之人，俭朴节约、清枯寒涩之人，既不能创作赋，亦不能欣赏赋。如屠隆《王茂大修竹亭稿序》说：“浮华者语绮，清枯者语幽。”薛雪《一瓢诗话》说：“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膄人诗必华赡。”为人浮华、丰膄的作家，才能写出华赡、绮丽的作品；为人寒涩、清枯的作者，其文亦有清幽、枯涩的特点。因此，创作和欣赏以“巨丽”为特点的赋体，皆需要特别的心胸和气度，如刘熙载《艺概·赋概》说：“学骚与风有难易。风出于性灵者为多，故虽为妇人女子无不可与；骚则重以修能，娴于辞令，非学士大夫不能为也。赋出于骚，言典致博，既异家人之语。故虽宏达之士，未见数数有作，何论隘胸襟、乏闻见者乎？”因此，赋体是古代中国所有文体中创作难度最大的文体，亦是最能呈现作家才华的文体。胸襟狭隘者，闻见不博者，沉寂气褊者，清枯寒涩者，既不能创作赋，亦不能欣赏赋。
基于上述观点，景帝何以不好辞赋、武帝为何热衷辞赋、相如为何独擅辞赋等问题，均可获得妥帖解释。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后来，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经杨得意推荐，相如奏《上林赋》，“天子以为郎”。此段文字，有以下问题需分别讨论。
首先，汉景帝为何不好辞赋？景帝之为人，史书记载不多，然历史上常常“文景”并称，故可从文帝之性格推知景帝之情性。据《史记·文帝纪》载：“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亦说：“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重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轻刑事少，与之休息，以俭约节欲自持。”其时以黄老之术治国，史称：“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黄老之术，崇尚节俭，推尊节欲。荀悦《两汉纪·孝景皇帝纪》赞曰：“汉兴，扫除苛政，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称文、景，美矣。”文、景二帝，其为人以恭俭节欲著称，其时盛行的黄老之学正与君王的性格吻合。故历史上所谓的“文景之治”，实为“俭约节欲”之治。
在文、景时期以俭约节欲为特点的社会背景下，以“巨丽”为特征的赋体自然就颇遭冷落。故《文心雕龙·时序》说：“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据《汉书·枚乘传》载：“景帝召拜（枚）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汉初的两大赋家，枚乘不应诏为弘农都尉，司马相如不乐为武骑常侍，皆愿从诸王游。文、景时的“辞人勿用”，“景帝不好辞赋”，辞赋遭遇冷落的情形由此可见。
汉初宫廷“辞人勿用”，赋家常常“以病去官”。所以，汉初的赋体创作中心，不是在文、景二帝的宫廷中，而是在几个诸侯王的王府里，如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和淮南王刘安的王宫，就是当时著名的赋体文学创作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诸侯王都以经济富庶和生活豪奢著称，其中以梁孝王为最。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西京杂记》卷三亦说：“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宫，筑免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石、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钩其中。”其富庶奢靡如此，确与文、景二帝“自衣弋绨，足履革舄，集上书囊以为殿帷”的俭朴生活，大相径庭，宜乎其成为西汉初年最重要的赋体文学创作中心，故司马相如、枚乘等赋家皆乐从之游。梁孝王本人亦好辞赋，据《西京杂记》卷四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之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邹阳为《几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安国各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梁孝王如此，其他如吴王、淮南王亦大体类似。可以说，经济上的富庶和生活上的豪奢，正是这几个诸侯王府成为当时赋体文学创作中心的前提条件。
至汉武帝时，赋体创作中心由诸侯王府转移至武帝宫廷中，此与武帝之为人和性格大有关系。武帝之为人，据东方朔说：“今陛下崇苑囿，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千门万户；木土衣缇绣，犬马被缋罽，宫人簪瑇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奇怪；撞千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民不奢佚，事之难也。”司马桢《史记·武帝本纪·索隐述赞》亦说：“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奢丽，尤敬神明。坛开八道，接通五城。朝亲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传声。迎年祀日，改历定正。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汉武帝之奢靡纵欲，与文、景二帝之俭约节欲不同，与汉初梁孝王等人近似。这样一位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非常之人”，必然与梁孝王一样，热爱繁富铺陈的赋体文学，故以安车蒲轮迎枚乘，见相如赋而慨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其时之赋作，亦多是赋家追随武帝游观宴乐时所作，如据《汉书·枚皋传》载：“（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
武帝本人是赋体创作的积极推动者，武帝时代是最适合赋体创作的时代。在当时，“现实生活的极大拓展，观念世界的纷纭繁复，社会风气的侈靡奢华，这三个方面反映到汉代文艺上便形成了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繁富铺陈”，汉赋就是这种文艺特征的典型代表。武帝时代以大为美，是赋体创作的审美背景。汉王朝结束了春秋战国长达五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大一统国家，国家之大实乃前所未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东平朝鲜，南平南越，西辟西南夷，北定匈奴，国土面积大大扩大了，大汉帝国的声威远播异域，西域文化传入中原，这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扩展了人们的胸襟，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国家之大，世界之大，大的观念进入汉人的审美意识，以大为美成为一时之时尚。以大为美，在汉初就稍显端倪，如据《史记·高祖本纪》载：“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汉初君臣已有“壮丽”显威之意识。至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常称人主病不广大”，所谓“广大”之主，即司马相如所说的“非常之人”。在汉代上升时期，人们以“横八极，致崇高”为人生最大快乐，以为“观六艺广崇，穷道德之渊深，达乎无上，至乎无下，运乎无极，翔乎无形，广于四海，崇于太山，富于江河，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间，无所系戾”，苟如此，“其所以监观岂不大哉”。在他看来，“囚之冥室之中”的生活是不幸的，因为“凡人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秀，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穿隙穴，见雨雾，则快然而叹之，况开户发牖，从冥冥见昭昭乎？从冥冥见昭昭，犹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见日月光乎？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此种壮大之美不能容于“冥室之中”，必须到广阔的外部世界去寻找，故《淮南子·俶真训》说：“夫牛蹄之涔，无尺之鲤；块阜之山，无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营宇狭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因此，“随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憾莫大焉。虽时有所合，然而不足贵也”。这种以大为美的观念，与司马相如强调的“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赋家之心”是一致的；与汉代强大的综合国力、辽阔的国家版图、丰富的社会生活，是相适应的。汉赋之创作，即以此为背景的。所以，柳诒徵说：“赋体之多，尤为汉人所独擅，大之宫室都邑，小之一名一物，铺陈刻画，穷形尽相，而其瑰伟宏丽之致，实与汉之国势相应。”
赋体文学创作之兴盛，还与武帝时代的儒学独尊有关。黄老之术“以俭朴节约自持”，故在黄老之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推尊黄老的文人，不善作赋，亦不能欣赏赋。在武帝时代，儒学独尊与赋体创作之兴盛同步出现，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因为儒学与赋体之间有着密切的共生影响关系。大体而言，儒家尚文重礼，其对文学的重视和影响，远远大于法、道、墨诸家。儒家所讲礼仪之繁琐，与汉赋之繁富亦是很近似的，且二者皆重形式上的繁富铺陈。赋体文学创作方法上讲“推类而言”，与儒家的思维方法“推”，亦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道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即指道家的简朴；说儒家“博而寡约，劳而少功”，即指儒家的繁富。儒学的繁富，是由其“推”的思维方法决定的。赋体文学“博而寡约”，这亦是由赋体“推类而言”的创作方法决定的。
总之，赋体文学之兴盛，端赖于经济之繁荣、生活之拓展、奢华风尚之盛行和儒学之独尊。文、景二帝不好辞赋，是因为其时不具备上述条件；梁孝王之王府和汉武帝之宫廷成为辞赋创作中心，是因为他们具备这种客观条件。能否作赋，能否欣赏赋，与创作者和欣赏者之心胸和性格有关。文、景二帝不好辞赋，与其俭朴节欲的性格有关；梁孝王、汉武帝之好辞赋，是由其夸饰奢靡的性格决定的。
三
以上论相如赋产生的客观条件，兹下讨论相如赋产生的主观因素。相如赋产生的主观因素，是指赋的文体特征与司马相如的性格特征吻合。相如为人，约而言之，有如下数端：
其一，相如为人风流放诞。相如一生经历，最为后人所訾议者，是“情挑私奔”和“窃赀卓氏”二事。其以琴心挑逗卓文君，“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并与之“驰归成都”。其“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等等行为，皆有放诞风流的特点。故嵇康《高士传赞》说：“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讬病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史记索隐述赞》亦说：“相如纵诞，窃赀卓氏。”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说：“盖长卿风流放诞，深于论色，即其所自叙传，琴心善感，好女夜亡。史迁形状，安能及此。”值得注意的是，司马相如对自己这一段“琴挑私奔”、“窃赀卓氏”的风流放诞之事，颇有自夸自炫之意。据考察，《史记》《汉书》之《司马相如列传》，大体皆沿袭司马相如的《自叙》。即《史》《汉》书里的《司马相如传》中“琴挑文君”的浪漫传奇爱情，皆出于司马相如的自叙生平。司马相如在自叙传里，津津乐道这段风流韵事，实有自夸自炫之意。或者说，在相如看来，此乃风流韵事，不只没有必要隐瞒，还可以炫耀。而唐代刘知几撰《史通》，却讥之为丑行。当代学者钱锺书先生却又将相如《自叙》比作西方的《忏悔录》，相如撰《自叙》，是否有忏悔之意，是值得怀疑的。其实，我倒是认为相如的自炫之想多于忏悔之意。“琴挑文君”，在相如本人看来是值得自炫之事，在后人看来却是丑行；在相如本人是风流韵事，在后人看来却是伤风败俗。其夸诞浮华之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夸诞之人，其为文必有浮华之征，常有铺张扬厉的特点。如班固《典引》说：“司马相如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文心雕龙·体性》说：“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詹鍈《义证》解释说：“高傲的人总是倾向于夸诞，言过其实。司马相如的作品就是文理虚夸，而且辞采泛滥的。”方孝孺《张彦辉文集序》说：“司马相如有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绮曼姱都。”
其二，相如为人奢靡浮华。他不忌言对奢华生活的追求，据《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云：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其生活亦甚重排场，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武帝“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过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蜀人以为宠，想必司马相如亦当以此为荣，因为这正实现了他“乘赤车驷马”的夙愿。再说，相如回成都，“家贫，无以自业”，“家居徒四壁立”，然其赴卓王孙之家宴，“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产生“一座尽倾”的效应，其华美丰赡、飘逸浪漫可知。其“窃赀卓氏”，得“僮百人，钱百万，及其（文君）嫁时衣被财物”，回成都后“买田宅，为富人”，其生活之奢靡浮华亦可略知。当他再度以中郎将身份至蜀，卓王孙又“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其富饶如此，居然还有出使受金之事（“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可见相如是一位奢靡嗜欲之士，不是一位清心寡欲之人，其对财富占有之欲望是很为强烈的。
文如其人，“浮华者语绮，清枯者语幽”，“寒涩人语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相如为人奢靡浮华，丰腴纵欲，故其为文有“词绮”、“华赡”的特点，如《文心雕龙·诠赋》说：“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才略》说：“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物色》说：“及长卿之徒，诡势环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
其三，相如为人具有浓厚的政治热情。对于一位大赋作家来说，浓厚而真诚的政治热情是必需的，因为大赋是以颂赞为特点的。拥有浓厚而真诚的政治热情，是创作以颂赞为特色的大赋的前提。相如一生，有两件事情最能体现其政治热情。一是出使西南夷，为汉王朝疆土的统一与拓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出使西南夷发布的两篇文告，最能表现其政治热情。其一，言国家有难之时，“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其二，是对汉武帝的评价，当道德家指责汉武帝“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时，相如则称道汉武帝是“非常之人”，其云：“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功，天下晏如也。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将委琐偓促，拘文牵俗，修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宏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二是临终草封禅书。据史称：相如病甚，武帝使所忠往相如家取书，“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相如于《封禅书》中颂扬汉德说：“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云专雾散，上畅九垓，下泝八埏。”并力劝汉武帝封禅泰山。相如病免家居，仍著此书，说明他对汉王朝的政治热情是真挚的，对武帝的颂扬是发自内心的。
赋体文学是以铺陈之手段创作巨丽之文章以达成颂赞之目的。相如为人风流放诞，故其著文理侈而辞溢，有铺张扬厉之特点。相如为人奢靡浮华、博达宏阔，故其能为“巨丽”之文。相如为人具有浓厚的政治热情，故其能为亦愿为颂赞之文。概而言之，司马相如具备集汉赋创作之大成的主观因素。
总之，赋体文学之创作，以汉赋最具代表性；汉赋品类不一（骚体赋、大赋、抒情小赋），而又以大赋为典型。大赋兴于汉初，盛于武帝朝，流变于东汉，而衰败于魏晋以降。大赋之盛行于武帝朝，与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审美、风俗等客观因素有关，与武帝之为人与性情有关。大赋创作集大成于司马相如之手，与相如之为人与性格有关。简言之，是武帝朝特定的时代风尚和相如独具的性情品格，鎔铸了相如赋，而这亦正是相如赋产生的主客观因素。
作者简介：汪文学，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文//来自于《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