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光绪皇帝刚刚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后不久，光绪便与母后慈禧因政见不合而激发剧烈冲突，政变一触即发。为了摆脱危局，康有为派谭嗣同前往袁世凯府邸，希望劝说他带领自己的新军包围颐和园，将守旧派首领慈禧太后直接杀掉。

那么，康有为到底为何会寻求袁世凯作为自己的帮手？出发点是什么？在戊戌政变前，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到底是如何谋划的？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必须很难了解得十分清楚。为了了解戊戌政变前夜的细节，我们往往必须借助袁世凯自己撰写的《戊戌日记》。

《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ノ崩御，袁世凯ノ免官》第一卷一门六类一项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著名近代史学者汤志钧访问日本，在该国外务省档案馆中发现了一份新史料——《诡谋直纪》。《诡谋直纪》的作者乃是著名维新志士——毕永年，此人一直是维新派的活跃分子，是戊戌政变的直接目击者和参与者。

在《诡谋直纪》中，毕永年详细记载了1898年9月13日（农历七月二十七日）到9月21日（八月初六），康有为等维新派成员对于政变的讨论和谋划，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根据原文，毕永年于9月13日抵京。两天后，也就是9月15日晚上9点，康有为将毕永年招到自己的客厅，说道：

“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将奈之何？或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原来，康有为已经意识到慈禧已然对光绪磨刀霍霍，因此他想先下手为强，效仿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革命”，废黜武则天之故事，将政权从慈禧手中夺过来。

对于康有为的谋划，毕永年连连摆手，他认为袁世凯是慈禧太后的人。当年甲午战争爆发前，袁世凯从朝鲜逃回国内，没什么胆量。因此，袁世凯肯定不能胜任李多祚的角色。

然而康有为却胸有成竹，坚持己见：

袁前两日已至京，吾已令人往远处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且吾已奏知皇上，于袁召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又当面赏茶食，则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矣。汝且俟之。吾尚有重用于汝之事也。

在康有为看来，袁世凯已经被他“拉拢”了。在不久前，康有为曾派徐仁禄施展反间计。徐仁禄对袁世凯说，荣禄曾多次在皇帝面前指责他“跋扈”，同时还说他是汉人，因此不能让袁世凯掌握兵权。

结果袁世凯佯装恍然大悟：“难怪当年翁常熟（翁同龢）想给我增兵，荣禄却从中作梗，真奸贼也！”袁世凯的这番客套之辞，竟轻易地将康有为骗倒，误以为袁世凯深恨“深恨太后与荣禄”，是可用之人。此后，康有为又奏请皇帝接见袁世凯，“抚以温言，又当面请他吃点心喝茶”。在康有为看来，这份“大恩”，一定会让袁世凯心生感激，为皇帝做事。

康有为这人虽有大才，却是个重理想轻实干之人，凡事好妄想，总将政治斗争想得非常简单，以为仅仅凭借三言两语以及一些小恩小惠就能拉拢袁世凯。

对于康有为拉拢袁世凯的想法，不仅毕永年不以为然，谭嗣同也不认同。第二天，毕永年会见谭嗣同，谭说：“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我为之奈何？”

按照《诡谋直纪》的说法，康有为本想让毕永年去说服袁世凯，然而毕却瞻前顾后，认为此事不妥，迟迟不肯出行。最终，康有为将刚烈勇猛的谭嗣同推进了火坑，派他去说服袁世凯。

9月18日，谭嗣同前往袁世凯处，而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许诺：“只要皇帝支持，杀荣禄就像宰条狗一样容易！”谁知谭嗣同前脚刚走，袁世凯后脚便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而这个告密，也成了慈禧发动政变的导火索。

第二天，毕永年找到谭嗣同，问其与袁世凯商量的情况。当时谭嗣同正在梳头，有气无力地说：

“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奈何。”

很显然，谭嗣同至始至终都不信任袁世凯，早就料到会失败。然而谭嗣同毕竟是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士，最终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听了谭嗣同的话，毕永年惊恐道：“事今败矣，事今败矣”。于是毕永年力劝谭嗣同，希望他和自己一起逃走，不要白白送死。然而谭嗣同却慨然说道：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毕永年见谭嗣同英勇异常，于是不在强求。9月21日早上七点，毕永年出逃国外，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随着出逃。至于谭嗣同，他留在了国内，以鲜血祭奠变法，成为历代仁人志士效仿的楷模。

可以说，康有为的幼稚，害惨了谭嗣同，致使光绪和慈禧的矛盾变得不可回旋，最终导致维新变法的全面失败。作为一个宣传者，康有为是优秀的；但作为变法领导者，书生意气、凡是喜欢想当然的康有为显然是不够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