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没有其他近代史事件像1898年的戊戌变法那样给人造成如此错误的印象了。我们常常会听到一种历史感慨：如果慈禧太后不是那么保守和腐败，戊戌变法能够成功的话，中国也许不会有这么多苦难，它会和日本经历明治维新一样迅速实现现代化。实际上，这种议论是不了解1903年以后清王朝的变化。
自1901年局部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加剧后，清廷所实行的改革比戊戌变法时的方案要大胆激进得多。虽然慈禧太后并没有撤销1900年以十万两银子捉拿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知识分子的通缉令，光绪皇帝仍然被软禁，但是20世纪初年开始的新政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改革。它带来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大一统王权被推翻。
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金、刘两位老师分析了清末王权衰落与地方主义膨胀的现象与原因，证明超稳定系统在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基本的行为模式，即防卫现代化失败导致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后，不管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如何推动政治构变迁，它的结局只能是一体化上层组织的解体。
王权衰落与地方主义
文/金观涛、刘青峰
为什么清末全面改革会导致官僚组织解体呢？意识形态的变异虽然可以转化为一体化推行改革的动力，但它的直接后果却是削弱了大一统官僚机构的组织基础。在中国传统一体化结构中，儒家意识形态分别是社会上（官僚机构）、中（乡绅自治）、下（家族宗法组织）三个层次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从而把三个层次联成一体，使三者能互相协调。
换言之，一体化结构是建立在意识形态认同之上的，认同危机带来的社会观内容的改变会立即导致其上层组织凝聚力减弱。首先是地方主义的膨胀。本来，儒臣对大一统之认同是各级地方政府服从中央之机制，现在大一统国家学说被宪政和地方分权取代。地方主义找到合法性根据，地方政府就可以明目张胆地与中央对抗。
晚清地方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900年庚子事变时的“东南互保”。戊戌变法失败后，义和团反洋教运动是儒臣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大爆发的导因。这在儒臣对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急切。当时，八国联军攻势凶猛，而慈禧太后草率对外宣战，她相信中央致各省督抚“保守疆土，接济京师，联合一气，共挽危机”的通谕，可以调动地方勤王之旅。
但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收到勤王救驾命令后，却先去和盛宣怀及居住在南通的状元张謇商量。张謇认为保国必先保东南，即保家乡，刘坤一大为赞同。接到盛宣怀电报后，张之洞、刘坤一决定东南互保。这种做法立即得到十三个省的响应。刘坤一（两江总督）、张之洞（湖广总督）、李鸿章（两广总督）不但不挥师北上护驾，反而协商与各国签订“两不相扰”的互不侵犯条约。这种在国防军事行动上抗拒中央指令，在外交主权上擅自做主的非分之举，在传统政治体制中是不可思议的。用胡春惠的话来讲，“这些省份俨然已非清帝国辖下省份，而是各自独立的列邦。”
在儒家国家学说中，保国与维护大一统在意识形态上是画等号的，当中央皇权受到威胁时，发兵勤王、保卫中央就是保国。儒家社会观受到冲击，儒臣所认同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就处于混乱状态。张謇和刘坤一的思想反映了意识形态认同危机使他们做出和历代儒将忠君勤王完全不同的举动。
张謇认为爱国应先爱其家乡，家乡不能自保时就不能发兵勤王。当时这样的思想十分普遍。1902年欧榘甲在《新广东》一文中就这样论证：“爱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可如何也。”杨守仁1903年在日本印行的《新湖南》中，更是慷慨陈词：“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铁血相见，不戁不竦，此吾湖南人对于湖南之公责也，抑亦吾湖南人对于汉种之公责也。”
从爱乡推及爱省，然后才是爱国的思想方式，正是大一统国家学说认同被破坏、儒生从儒家亲情出发来理解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之表现，它无疑是地方将领在中央危难时发动各省自保的基础。因此，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使地方主义成为清末普遍潮流。
正如胡春惠所说：“‘省’已成为牢不可破之地域意识。”当时梁启超大力鼓吹湖南自立，认为在大清帝国无法抗拒列强瓜分中国的条件下，“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孙中山认为中国面积相当于有众多国家的欧洲，各省也应有独立的自主权。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意识形态认同危机虽推动清廷新政，但两千多年来牢不可破的大一统信念却在瓦解之中了。
一体化上层组织是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中央政府。意识形态认同破坏在打击大一统中央政府的同时，也削弱了皇权的合法性，中国出现日益严重的权威危机。
王亚南在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中指出：封建社会皇权有三大支柱，第一个是亘古不变之天道（基于哲学观）；第二个是大一统思想（它是社会观）；第三个是儒家纲常教义（它来自把国家看作家庭同构的意识，即儒家伦理的延伸）。哲学观和社会观发生认同危机，皇权意识形态支柱由三条减为一条，权威合法性基础大大减弱。即使儒家伦理继续成为皇权合法性的基础，但满清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它能否代表儒家伦理纲常所说的道统是可能发生争议的。
自1901年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摧毁皇权在社会观和哲学观上的合法性支柱后，认为满清无权代表中国道统的观念便抬头了。很多知识分子已经不再相信盛行一时的“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保国必先保大清”的说教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应运而生。
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承认清朝在道统上的合法性。当时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和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展开大论战，争论的实质正是清朝在道统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
梁启超持立宪派主张，认为中国的危机在于社会制度，而不在于满清统治，因此主张进行政治、经济制度的全面变革，而不提倡推翻满清朝廷的革命。《民报》的汪精卫、朱执信认为：自满清入关后，中国已亡，清王朝不具有道统上的合法性，而且满清为贵族政府，满人没有立宪能力，中国要推行社会改革，就必先进行种族革命。
1902年4月26日，为纪念南明永历帝覆亡242周年，著名知识分子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发起大型纪念会，在日本留学生中引起巨大震动。邹容更明确指出“欲御外侮，先清内患”，以极大的热忱写了《革命军》，呼唤推翻满清的天翻地覆的大革命。陈天华则斥清政府为“洋人的朝廷”，并以自杀来抗议清廷卖国。
我们可以看到1901年后有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宣传西方政治哲学、文化学说的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通译《社会契约论》--编者注）、赫胥黎的《天演论》，居然与鼓吹反清复明和抵抗外族的民族英雄史可法、郑成功、文天祥、岳飞的书刊同时风行。它十分形象地反映了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是如何消解皇权三个基础的。
西方学说可以作为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社会观和哲学观受动摇后的替代品，并进一步消解皇权的两根柱石。而当儒家伦理纲常仍作为皇权的第三根支柱时，能动摇它的只能是排满种族主义和传统汉民族正统观念。将排满种族主义与西学结合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
虽然宣传排满复明、以汉民族为道统和推崇新的西学如此不协调，但它们却能随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扩大而兴起，与西学互相激荡，成为冲击满清王朝统治合法性之潮流。
我们可以用革命社团发展为指标，来刻画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如何动摇以皇权为核心的一体化上层组织。革命社团随意识形态认同危机的出现而产生，在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发展中不断高涨，它如同越来越多的小地震，震撼着一体化上层组织的大厦。
本文摘编自《开放中的变迁》一书，参考注释已省略，学术讨论请以原书为准。配图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