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渡先生 勇士教育研究院

《文明冲突论》的作者，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军官的专业技能主要是指“暴力的管理”，即军事力量的组织、装备与训练和军事行动的计划与指导。他认为，这是一种极端复杂的知识能力，很难自实践经验中获得其重要成分，必须经过完整的教育训练才能具备。这就是军事领域中的科学精神。它使得近代以来的西方军队，“不仅在武器上常常处于优势地位，在组织、纪律、士气、主动性、灵活性以及指挥水平方面同样胜过对手，”并由此确立了近代以来西方军队的普遍性优势。

那么，该怎么理解军事领域的科学精神呢？它实际上包含了技术科学、系统科学和军事科学三部分。

首先是技术科学。

战争是敌对双方的意志通过物质力量的较量。也就是说，意志必须转化为能够压倒敌方的物质，才能取胜。于是在冷兵器时代，人们发展出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十八般武器，以及步兵、骑兵等兵种，它们都像矛与盾一样，一物克一物。火药的发明，使得战争进入热兵器时代，手枪战胜利剑是显而易见的，并由此带来的筑城术等工程技术的发展。

19世纪，拿破仑战争中，大炮开始显现威力，逐渐成为“战争之神”；普法战争中，电报、飞艇、铁路都成为战争的制胜因素。到了20世纪初，技术兵器发展更为迅速，一战中炸药的威力越来越大，甚至连毒气也上了战场；二战中飞机、坦克占据了主导地位，斯大林称之为“引擎的战争”，包括军队的补给、军装的设计、防御工事都要由技术来主导。至于现代战争中的核武器、信息技术、无人机、精确制导武器就更不用说了。

20世纪初，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的言论充分表达了“技术制胜论”的观点。他说：“现在我相信机械化战争，也就是相信武器装备的军队，这种军队只需要少量的人和强大的机器”，“就可以构成99%的胜利”。这就是技术主义，强调由技术为主体构成的战争工具的作用，钱学森把它们通称为技术科学，它的作用是促进了武器装备的发展。所以，为了让军官们能够熟练掌握手中武器，发挥最大作战效能，近代以来西方的军事院校也以教授工程技术为主。

其次是系统科学。

由于准确计算能够大幅提高作战效率，在18世纪国王之间的战争赌博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军事数学理论，认为战争是一种可以计算的科学，也就是在战前通过战斗力的计算就基本可以决定战争胜负，相当于庙算。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虽然精神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拿破仑的致胜秘诀之一仍然是精确计算。此后出现的参谋组织，主要负责地形测量、战场勘察，作战组织、计划等工作，数学更是基本功。

二战期间，以兰彻斯特方程为代表的毁伤模型，将计算科学迅速发展成为运筹学，促使美国空军在战后建立了兰德公司，招聘了一批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运用数学方法解决复杂的军事问题。越战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被称为“长着腿的IBM”的麦克纳马拉认为，系统分析是探索复杂军事系统的唯一逻辑，“所有的军事问题都可以被看作在有效分配和使用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经济问题”。现在，武器装备模拟、战役战术仿真、战略推演与评估已经成为军事科学的一个新领域。西方一些军方精英也开始致力于获得工商管理和经济学学位，掌握军事科学的新方法。

第三是军事科学。

技术科学、系统科学都是其他学科知识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还不能称之为军事科学。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将自然科学精神引入军事领域。他认为永恒的军事理论和原则才是战争制胜的秘诀，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科学，所以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军事领域的牛顿”。

但是军事理论和原则也不像若米尼所说，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更新。像二战前后的“总体战”、“闪击战”、“空军制胜论”、“坦克制胜论”（“机械化战争论”）、“职业军队论”和“小型军队论”等等，都是以新武器装备为基础发展出的新作战理论。甚至连集中兵力这种非常稳定的作战原则，现在也可能被集中火力、精确打击所替代。而社会变革对军事理论的影响更为深远。拿破仑的民众战争是西方启蒙思想引发的社会变革的产物，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引发的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

所以，军事原则的建立必须以技术兵器和装备的性能为基础，军事理论的发展必须以社会发展为背景。

最后，举一个例子，普鲁士总参谋部及其科学精神。

我们知道，古代战争，将军们有谋士但没有专门的参谋组织，军队指挥主要依靠指挥官的个人性格和天赋。随着战争复杂性的日益提高，出现了专业的参谋组织。现代参谋（staff,标杆、支柱）一词来源于精通设营术的军需官，早期负责行军道路、设营等技术性勤务工作，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到了拿破仑战争期间，战争已经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民众战争，总参谋部的雏形开始显现。拿破仑的参谋长贝尔蒂埃总是能够把拿破仑的作战意图转换成包含各种数字的命令下达给部队，但是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也抑制了法国总参谋部的发展，造成它只是一个执行机构，没有自己的灵魂。

而耶拿战败后普鲁士军队则进行了反思，沙恩霍斯特创建了具有现代特征的总参谋部，因为他促使普鲁士的参谋军官除了掌握一般的战争勤务，又多了一项更重要的职能，就是发展军事学术。总参谋部军官还要研究战略方向和未来战争样式，为未来战争做准备。后来，总参谋部又逐步成立了战史处，负责考察古代和近代战局；设立武官处，学习和研究外国军队；还利用地图、模型和沙盘进行“图上演习”等，主要目的就是研究适用于下一场战争的军事理论和作战原则。

老毛奇是最先觉察到技术进步在军事理论上的意义的总参谋长。1857年，他就任总参谋长后，就用科学精神塑造总参谋部，要求总参谋部军官必须认真研究并熟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具有默默无闻的工作作风、掌握准确无误的工作方法、善于精心计算目标的可行性、对技术进步有充分的了解，以及团结部属的高度责任感等。还成立铁道处，建立电报、飞艇部队，创新“分进合击”的指挥理论等。在他的领导下，总参谋部军官的能力素质大幅提高，开始逐渐超越传统部队的贵族指挥官。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总参谋部首次获得战争期间的作战指挥权。1871年普法战争的胜利，更是使总参谋部赢得了传奇般的声誉，毛奇也被俾斯麦戏称为“神人”。

到1888年退休，老毛奇担任总参谋长31年，总参谋部军官从64名增加到239名。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接受了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军事职业教育，所以指挥思想一致、专业素养高、团队作战意识强。此后，总参谋部军官就成为德国国防军的骨干。一战中，尤其是二战中的德国将军们大部分都是总参谋部军官。其中，鲁登道夫和泽克特被称为现代战争的工程师，致力于把德国军队打造成一部完美的战争机器。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这个曾经被贵族所垄断的领地，可以说已经被军事科学家们所占领。用老毛奇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精确无误。

科学精神对于现代军队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德军在一战和二战中的作战能力震惊了世界。所以，战胜国一方面急于撤销德国总参谋部，一方面忙于建立自己的总参谋部。像苏联的统帅部、日本的大本营、美国的参联会都是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变种。军事专业教育也成为军事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是普鲁士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总参谋部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就是除了军事不考虑其他问题，甚至把军事凌驾于政治之上，所以才会有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妄想以军事统领政治。而且，以知识为基础的科学精神在处理涉及人的精神和情感等社会问题时，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也是为什么德军如此强悍，却接连遭遇大的失败的原因所在。毛泽东将这种情况批判为纯军事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