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G商用牌照发放时，工信部曾明确表态“我国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国外企业积极参与我国5G网络建设和应用推广，共谋5G发展和创新，共同分享我国5G发展成果”。

但在2020年中国移动23万5G基站集采招标中，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国内厂商一举拿下88.54%的基站数量份额和88.88%的中标金额份额，而作为中国通信市场对外开放的象征性存在的诺基亚和爱立信，一个报价高而出局，一个只取得11.46%市场份额的结果，格外引发关注。

在2013年中国移动的21万TD-LTE基站4G大招标中，以华为、中兴为首，连带大唐、普天、新邮通及烽火在内的国产厂商共计拿下67%的份额，诺基亚、爱立信和与代表法国厂商阿尔卡特的上海贝尔均分33%的剩余份额，大致形成了9家中外厂商在4G市场上七三开的格局。

7年之后的中国移动5G大招标，参与厂家进一步集中仅剩5家，但中外厂商市场份额相对平衡的局面却被彻底打破，国内通信市场格局是否会由此转折为仅为外商企业保留一成的5G份额？其后进行的同等规模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5G联合招标或许将给出最终答案。

然而这一答案又不仅仅只是关乎通信市场格局这么简单。

中国的通信设备市场，曾经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在大门打开之后不仅没有象国内的汽车市场一样被洋品牌所垄断，反而在竞争中培养和壮大了华为和中兴等一大批本土企业打回到国际市场，并最终在5G标准上取得了由中国引领的成就，由此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典范。

但中国移动的5G招标结果，仅华为一家就取得了57.20%的份额，不仅客观上形成了华为的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规定“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则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同时进一步挤压了外商企业原本不大的生存空间，既与反垄断法相冲突，也有违工信部欢迎国外企业积极参与中国5G建设的开放精神。

在反全球化情绪高涨、脱钩论盛行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移动的5G招标结果更容易落人以“市场保护”的口实，影响中国通信市场的开放形象。同时，这也不利于华为抗击美国压力、争取海外特别是欧盟市场的努力，毕竟市场格局的双向开放才是实现“中国5G，世界共享”的基础和前提。

具体到在中国移动5G招标中出局的诺基亚而言，在国际市场已签署62个5G商用合同，在Dell'Oro Group最新公布的全球5G设备市场份额排名中名列第三，已申明的5G标准核心专利（SEP)达3400多个专利族并在3GPP等5G标准化组织中拥有较高的话语权，可以证明其在全球5G产业链中的实力和影响力。

5G标准，中国引领，领的是产业链上多方力量的群舞。中国5G商用刚刚起步，无论在网络建设、应用推广还是商业模式探索上，都需要多样化产业力量的合作，排除诺基亚这样一支重要国际产业力量的参与，对于中国5G产业的健康发展也会有所损伤。

来自芬兰的诺基亚扎根中国40多年时间，目前在中国市场通过与央企的合资公司进行运营，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设有6个研发中心并雇佣了15,700名中国员工，公司多次声明承诺中国市场，利用全球资源，推动包括中国倡导的各项通信技术的标准化、产业化以及全球化的意愿。

因此，中国5G市场对诺基亚是推一把出去还是拉一把进来，其结果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得失，而且还涉及国家开放形象、外资企业待遇等政治性影响，更有可能危及到上万名中国员工及其家庭稳定就业的民生问题。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发展的当下，“稳外资”“稳就业”的要求对于承担国家“新基建”重任的通信行业而言亦是严峻考验。

站在运营商的角度看，2020年超过50万站的5G网络建设不仅规模大而且任务重，中外兼容的多方市场参与也能够确保其供应链的多样性安全和服务资源的充足性保障。因此，在中国移动5G招标结果木已成舟的情况下，其后进行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5G联合招标能否继续对外资厂商秉持开放态度，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