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中世纪留给人类的遗产，这一点早已归为常识。中世纪始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476年，通常被人们称为“黑暗时期”。为什么在这漫长的“黑暗时期”，竟会诞生人类最早的大学？甚至在人类文明史上，诸多思想巨人、艺术与科学巨匠也在这“黑暗时期”涌现？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无法绕开基督教在中世纪存在的事实。进一步推论，若说大学的诞生，是基督教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大概持反对意见者也不会多。欧美暂且不论，以中国而言，鸦片战争后，上海、北京等地陆续出现诸如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哪一所大学没有基督教背景？若再进一步追究，大学究竟怎样在基督教影响下出现的，估计能说明白的人不多。

上世纪中期，哈佛大学著名中世纪文化研究学者哈斯金斯，在《大学的兴起》一书中告诉我们，西欧最早的大学，当然也是人类第一所大学，是亚平宁半岛北部交通枢纽的博洛尼亚大学。这个人类最早的大学，没有董事会，没有实验室，没有学生社团，没有毕业典礼和学位证书，没有学报和职称评选，更谈不上豪华大楼。但有两项要素绝不可缺少，一是图书馆，二是教师。当然，教师与图书馆不可分离，世界各国没有足够藏书量而办成大学，大概不可能；没有足够阅读量而成为教师者，估计也不会多，也许中国例外。哈斯金斯说：“……最早的大学没有创造者，也没有确切的起始日期，他们只是那样缓慢地不为人知地成长起来，更没有确凿的记录可查”（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北京出版社2010版）。借用哈耶克的一句话，大学就是“自身自发”的产物。

欧洲最早的大学，不可能“无中生有”地横空出世。易言之，早期大学的出现，必定先有赖以生成的前身或雏形。早期大学的前身，究竟是什么？

大学的前身，是基督教修道院。原因在于，修道院从6世纪形成起，既是教会的组成部分，又是教育机构。作为教会的组成部分，早期修道院虽是追求出世的精神，但也承担着宗教关怀、教育与救济的社会功能。一个多世纪后，修道院分化为私有修道院与王国修道院。9世纪著名的圣高卢修道院属王国修道院，内设修道院学校，既培养未来修士，也是见习修士的居住地。尤其是修道院的图书馆，成为大学形成的重要基础。1100年前后，古希腊哲学、几何学与天文学的发展成果，经西西里岛、亚平宁半岛与伊比利亚半岛传入欧陆。加上古罗马法学，大多以羊皮手抄本为主要载体，分散保存在各修道院图书馆内。图书馆藏书包括“文科七艺”，如语法、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雄辩术、音乐等。《圣经》的拉丁文、希伯来文的不同抄本等基督教典藉，本来就是藏书的重要部分，还有著名神学家们对《圣经》的各种诠释，以及布道词、圣徒传记、历史著作等。塞维利亚主教伊斯多尔的《大百科全书》，散布在各地修道院竟达千余种。修士们在修道院图书馆对不同版本的《圣经》，从事翻译与比较研究。

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J∙施密特明晰指出：“大学是从基督教修道院发展而来的”（阿尔文∙J∙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版）。因为大学可以没有豪华大楼，但若没有藏书丰富的修道院图书馆，绝不可能无中生有地突现一所大学。正因修道院是教会的重要组成，从西欧到大陆中国的教会大学，都设有神学院。神学院的师生们对《圣经》不断深入的辩论与探究，又为宗教改革提供了基础。早期修士们长年在图书馆从事抄写、翻译、插图与装帧，其中一部分博学的修士，正是中世纪的知识精英，对历史的编纂也由他们完成。当修道院图书馆凭借丰富的藏书，成为早期大学的前身或雏形，早期大学的教师便从这部分修士中脱颖而出。明末清初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就曾是安德烈尔修道院修士，来华前曾在罗马学院接受神学、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教育。在北京，汤若望曾先后准确预测了月食与日食的时间，并将几何学介绍到中国。以汤若望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诸领域的造诣，北京紫禁城内那些满口“圣上明鉴”或“之乎也者”的学究，有谁能望其项背？那时欧洲的大学已有500年左右的历史，而中国出现大学还必须再等300余年。

基督教最早的修道院，是亚平宁半岛位于卡西诺山上的本迪尼克修道院，建于528年，创始人是努西亚。此后修道院在西欧陆续修建，并成为基督教神学与文化传承的基地。几年前笔者随旅游团到奥地利，在风景如画的瓦豪河谷地，有幸造访著名的梅克尔修道院。梅克尔修道院属本笃会修道院，原建于976年，后因大火损坏，于1702年起重修。我们所见的梅克尔修道院系巴洛克式建筑，内有教堂。拱顶精美的壁画及周围布局的人物造型雕塑，全取材于《圣经》。梅克尔修道院主体部分，当然也是图书馆。修道院图书馆藏书量多达9万余册，藏书以神学、哲学、医学与法学四大类为主。在梅克尔修道院图书馆，参观者被告知不得摄影，大概是出于对藏书的保护。

15世纪印刷技术在威尼斯出现，使人类的文化积累借助书本的传播，速度得以加快。此后欧洲新诞生的大学，可以不必再依托修道院图书馆而直接创办。另一原因是，宗教改革使新教获得快速发展。新教伦理与自然权利及契约理论的相互渗透，又助推了近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但新教却并不热衷于修道院与教堂的建设。即便如此，欧洲近现代大学，作为基督教修道院大学的后裔，仍然是无可否认的史实。不仅是欧洲的大学，包括美洲、澳洲、亚洲的大学，如中国的齐鲁大学、山西大学堂、清华学堂、格致书院、汇文书院、长老会书院、圣约翰书院、沪江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无一例外。其中有些大学虽具有基督教新教背景，同样也是基督教修道院大学的后裔。不过，俄国在1919年以后的大学，已不属基督教修道院大学的后裔。1952年中国的大学全面遭遇院系调整，新教与天主教资助创办的大学一律被拆除，留下的大学开始走向另一极端——教会被诬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大学走到这一步，也就不再是基督教修道院的后裔了。

早期大学的形成，总体而言都离不开基督教修道院的奠基，但也存在差异。譬如在欧陆北方，比博洛尼亚大学稍后的巴黎大学，其形成与修道院无关，而是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的基础上，由当时著名的经院哲学家阿伯拉尔（1079—1144）的推动而兴建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系从博洛尼亚大学分离而出，如同后来的剑桥大学从牛津大学分离出来一样，再往后又有那不勒斯大学的诞生。哥白尼曾经是帕多瓦大学的学生。至于牛津大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只要到牛津大学城随意闲逛，即可一目了然。有一年笔者到牛津，恍若走进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大学城最古老的学院就是基督教堂学院。牛津的39个学院无一不散发出浓郁的基督教风味，有的学院前身就是修道院。牛津大学的图书馆多达104座，其中仅博德利图书馆的藏书量，就多达600余万册，当然这与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传统有关。

大学在中世纪修道院基础上的诞生与发展，证明了中世纪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么黑暗，至少是光明与黑暗交汇并存。尽管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与新教出现冲突，此前天主教也曾历经神权统治的腐败，以及对异端的宗教迫害，后期也不得不作出改革，而且新教内部也存在不同宗派。但这一切都无法否定基督教修道院图书馆，作为早期大学的前身，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