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学术领域，校勘学并不是一门显学，其原因倒不是说这门学问不重要，而是搞校勘学的不仅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还需要长年刻苦的学术实践。因此，在中国学术大整理期的有清一代，从事校勘学的学者就备受重视。其中，校勘学家顾广圻被尊为一代宗师。大学者李兆洛在《顾君墓志铭》里评价他说：“一时如抱经学士、怀袒观察父子、竹汀詹事无不兼擅其长，而无和顾涧苹学博，尤魁杰首也”。

顾广圻 ，字千里，号涧苹，江苏元和人。现有记载是他从小就孤苦，身体也不好，经常生病，然而在卧床的时候也未尝停止读书。等他长大一点后，就跟当地的名师张白萃学习，并开始在大户人家程氏那里教私塾。程家藏书极多，“因得通览，学者称万卷书生焉。”

顾广圻这个人不喜欢去考科举，到三十岁的时候始补博士弟子。后来又拜江藩为师，继承惠栋的学术传统。“逐尽通经学小学之义”。他曾论经学云；“汉人治经，最重师法。古文今文，其说各异。混而一之，则轇轕不胜矣。”可见顾广圻对今古文的分野壁垒，态度鲜明。他论小学云：“《说文》一书，不过为六书发凡，原非字义尽于此。” 真是见识高卓。

顾氏于经史、训诂、历算、舆地、诸子无不贯通，又精目录学，有人把他比作王俭、阮孝绪。被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秦恩复等人相继延聘为校书，先后校有《说文》、《礼记》、《仪礼》、《国语》、《战国策》、《文选》诸书。名家所刻书，争相聘他勘校。 “每一书竞，综其所正定者作考异或作校勘记于后。”

他自己又喜藏书，取邢子才“日思误书，更是一适”之语，名藏书处为“思适斋”．著有《思适斋集》，录其校书、刻书的序跋。他自作《思适斋集》记曰：“顾子贫，斋非所能有也；即身之所寓而思寓焉，而‘思适’之名亦寓焉。当其坐斋中，陈书积几，居停氏之所藏，同志之所借，以及敝箧之所有，参互钩稽以致其思，思其孰为不校之误，孰为误于校也。思而不得，困于心，衡于虑，皇皇然如索其所失而杳乎无睹。人恒笑其不自适，而非不适也，乃所以求其适也。思而得之，豁然如启幽室而日月之；举世之适，诚莫有适于此也。” 1935年，王大隆又辑集外题记，刊成《思适斋书跋》4卷。

作为一代校勘学宗师，顾广圻在学术贡献上很大，他一生校勘160多部古籍。其最突出的地方是提出校勘古书要做到“唯无自欺，亦无书欺；存其真面，以传来兹”。经他亲自校过的图书，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比如他校勘的李善注《文选》，为《选》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今仍是我们学习和研究《文选》的重要版本。他的校勘方法简单地说就是“以不校校之”，此法被人称为“顾校”，今天仍见于中国大学的文献学教材。“顾校”有多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顾广圻的手校本。第二种，是作为定型文本的《校勘记》。 第三种，是顾广圻自己刻过的一些书，即顾氏思适斋刻本，当时一些有名的收藏家、官员刻书，也会邀请顾氏负责校勘。这些印本也成为今天我们研究“顾校”的重要部分。

在校勘的具体实践上，顾广圻曾与大学者段玉裁发生过一场影响很大的争论，顾广圻主张“以不校校之”，而段玉裁主张“定底本之是非与定立说之是非”。关于这场争论，后世或是段而非顾，或是顾而非段；或认为是吴、皖两派校勘家的门户之争，或认为是对校、理校的校勘方法之争。 众说纷纭，到今天也没有形成一个定论。

顾广圻涉猎的领域很广，有研究者认为清乾隆间的志怪传奇小说集《广新闻》，署名“无闷居士”的就是顾本人。顾广圻很佩服宋儒《语录》，摘其切近者，成《遁翁苦口》一卷。“平居博览，咸能识之无遗。每论议滔滔不竭，而是非所在，持之甚力，靡所瞻狥。”

顾广圻一生都很穷困，靠给人校刻书籍为生。尽管多与公卿来往，但自己的钱也不多。他晚年的时候瘫痪在床五年，七十岁的时候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