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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虎勇:“开放式”藏书为社会和大众服务

引言

自1993年,敲下中国古籍拍卖第一槌后,古籍市场日渐火热,到2018年,扎扎实实地进入亿元时代。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拍下一个亿,《宣德御制大般若经》卖了1.8亿元,《安思远藏善本碑帖十一种》卖了1.9亿元。霍虎勇现藏有古籍二十多万册,善本有三万多册,其中更不乏国内孤本。曾经有北京藏家愿意花重金打包购买霍虎勇的全部藏书,但被他拒绝。这么多年,霍虎勇以藏养藏,挣了些钱,可花得更多,终于积累下满橱满柜的古籍。据他的一位藏友介绍:仅就方志类古籍而言,霍虎勇的收藏,在省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在全国也能排进前三。他收藏的许多古方志,不仅省图没有,恐怕国图也未必有。

一般爱读书的人,也爱藏书。而习惯藏书的人,对书都是珍爱有加。民国时有位藏书家,藏书数十万卷,怕别人来借,就在书房门口贴个条子,“老婆不借,书不借”。

不仅如此,收藏界的人,收到什么好东西,习惯捂起来,免得露富,引人觊觎。古籍善本作为其中一类,市场价格同样惊人,保护的难度更非金石陶瓷可比。所以古籍一旦到了藏家手中,肯定会被妥善地保护起来,再不面世,更不用说与人分享。

只不过,霍虎勇藏书,算是“开放式”的藏书。他但凡收到什么好书,总会邀请朋友一起来品读赏鉴,并没有“敝帚自珍”的心理。

收藏古籍,传播比传承更重要

品读赏鉴,势必会局限在小圈子里,霍虎勇有着更大的理想。他说,藏书,不是要把书藏起来不让人看,藏书的目的,还是要让典籍为社会、为大众服务。

霍虎勇收藏古籍,以古代方志为主要兴趣。方志类的古籍,记录着古代的山水、风土、人文等,可以说是古代地方文化的集成,能最准确地反映出古代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史记》中有个故事:刘邦攻入咸阳,其他人都到收藏金银布帛的官署去争抢,只有萧何去搜集各衙署的图书。后来和项羽争天下的时候,“汉王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而这些东西,至少在宋代之后,完全体现在方志中。由此可见方志的重要性。

现在,古方志已经成为古代文化中重要的文献资料。但是,缘于社会的发展,也缘于时代造成的文化代沟,这些古方志只有很少专业的研究者才能看懂,才会熟悉,和普通大众关系很少。稀缺珍贵的古方志,更是被“藏在深闺”“束之高阁”,完全隔绝于现代生活。

霍虎勇有次在接受采访时说:“古籍善本不同于其他收藏,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更肩负着传播者的责任。作为藏书家,不应该、也没有资格让这些文化精华沉寂在自己的手中。”

霍虎勇自己的书房,叫“籍塾阁”,后来藏书的地方顺理成章也以之为名,近几年,又建博物馆,还是以“籍塾阁”为名。既然是博物馆,那天然就有向公众开放的意愿。虽然,现在还未大张旗鼓宣传,也不具备大规模开放的条件,但这是霍虎勇的一个努力方向。他把自己收藏典籍尤其是古方志的目的概括为两个词:传承和传播,而且,他认为,传播比传承更重要。

  更多人使用,才是真正的“传承”

把散落于各处的古籍收回来,该补的补,该修的修,让它们焕然一新。在霍虎勇看来,这仅仅是“保护”,实际上还谈不到“传承”。而传承,是要做到“承”过来,“传”下去。这涉及到目录学、版本学、方志学方方面面的知识。

霍虎勇收回来方志,自己首先要看一看,和其他相类似的或者不同年代所修的版本对比一下,甚至会订正勘误。他说,古人修志,也有古人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有名字、年代以及地理性的错误,如果不指出来,原样交给后世,也是不负责任的,那不是真正的“传承”。

霍虎勇和他的团队现在已完成了《籍塾阁古方志书目提要》,《山西稀缺古方志书目提要》也接近完成。在这两本书里,霍虎勇把他收集的方志,都分门别类整理清楚,修于何年何代,编著者为谁,大概内容有些什么,“提要”里都写得一清二楚。两本书都进入出版计划,出版后,霍虎勇的部分珍贵典籍就算“大白于天下”了,而任何有志于方志研究的人,假如看到这两本书,都能知道霍虎勇的收藏对他的研究有多重要,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而霍虎勇既然愿意“暴露家底”,就已经做好了为研究提供借阅、复制的准备。霍虎勇认为,让更多的人知道古籍的存在,让更多的人能使用古籍,这才是真正的“传承”。基于这样的理由,31岁的他,说起这些藏书的归宿,他说,捐给官方机构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因为如果捐给官方,他会有这些藏书“与世隔绝”的担忧,这违背了他的初心。

霍虎勇说,现在“传承”这个工作,对于古方志,做的人还不多。这是因为,如果是单纯的书商,那么他既缺乏专业能力,更没有这个意愿,而专业的学者,手中缺少方志实物,无法开展相关研究。他觉得他有种使命在身上,应该更好地传播典籍收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让古籍“活起来”,他有多种尝试

“传承”已然非常难,而“传播”则更是困难。一直以来,古方志既与普通人关系不大,更不会对现实产生太大作用。霍虎勇觉得,这并不利于古籍的保护。“只有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古籍的珍贵,让古籍和大家建立关系,哪怕是知道古籍很值钱,也能促使古籍被保护下来,至少不会被当成烂纸烧掉,而能主动把家里压在箱底的古籍拿出来重见天日”,霍虎勇说,更重要的是,“习总书记说‘让文物活起来’,对于古籍更是如此”。

霍虎勇的“籍塾阁博物馆”虽然还没开始正式运营,但是霍虎勇已经有了个“宏大”的目标。他说,5年内,他要把博物馆所有的古籍都数字化,但凡对古方志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上他这儿来检索、查阅,或者是毫无目的只是好奇地浏览,“完全免费”,想看原文,也有“高清的PDF”。

同时,霍虎勇也认为,不能把古籍藏得严严实实,要走出去,走到大众生活中去。5月18日左右,他计划在太原老关帝庙里搞个展览,《方志中的太原》,精心选取方志中有关古时太原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怎么过节、怎么交往。“比如,太原人都知道傅山,都知道傅山发明了‘头脑’,我就会把相关的内容都挑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老太原人是怎么生活的。”霍虎勇说,这种展览既可以搞临展,也可以搞成常态化的展览,模式还可以复制,《方志中的临汾》《方志中的运城》等都行。谁不对自己家乡的历史感兴趣呢?而这样的展览,更可以改变古籍留给大众的高远、高深莫测的印象,能拉近古籍和大众的关系。“这事情总要有人做,不如从我开始。”霍虎勇说。

让古籍“活起来”的方法还有很多。霍虎勇和他的团队目前正在编写《龙山志》《历史典籍中的沁源》。他们编写志书最大的基础和最大的底气,就是霍虎勇所收集的国内各种志书,既能找到相关资料,从体例、表述、内容也都有法可循,不至于被修志的先辈们所耻笑。《龙山志》一旦成书,这座拥有我国唯一道教石窟的太原文化名山,它的历史定位和历史地位将会有一个确定的结论。从此,龙山文旅的开发和发展,也将有科学的依据。同样,这也意味着,古方志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在现代新修的《龙山志》中,将会重获新生。

霍虎勇还认为,事实上,古方志也能对现实有直接的作用,并且,他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现在,各地搞文旅搞得如火如荼。但霍虎勇看过很多地方,比如开发一座山,就是修建上许多亭台楼阁,再铺条步道,尽管美轮美奂,但千篇一律,同质化、单一化严重。他认为,这是当地的开发者没有弄清楚要开发对象的历史脉络,没把握住要开发对象的文化特质所导致的。“一座山,山上建过什么庙观,出过什么名人,有过什么故事,留下什么诗文,这在方志中都会有很详细的记载。这些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一座山区别于其他山最本质的东西”。霍虎勇说。

霍虎勇正在为一些地方的文旅业搞规划。这个规划,也源自他掌握的丰富的古方志。能知道历史,便能洞悉未来,这样的规划不会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总是和当地的历史一脉相承,和当地的文化无限契合,所以也就拥有了独特的气质。

这是古老的方志服务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绝佳例证。“服务,也是传播,而且是更好的传播”,霍虎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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