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季少岩,86岁了。
我常常会忘了,他是做过胰腺癌大手术,在康复中的老人。直到去看他,在很春天的4月,还穿着一件羽绒衣。

去年,季老来参加真水无香公益举办的离退休法医座谈会上,也是戴着这顶黑色鸭舌帽。
知道我们要来,老师早早等在楼下。
老师现租住在城南一幢老式的筒子楼,条件十分简陋,跟随老师上楼时,心中一阵恍惚,想想,当我在福建的小县城,还是一枚法医新兵时,老师在法医界,就已经如雷贯耳,不成想,如今,我和他有这般的命运交集。
法医这个行当不容易,在漫长岁月的流变之中,总有人会迂回、试探,或者直接转行,对过往只字不提。
而老师,就像一个沉默稳定的坐标系,似乎只要有他在,案子就不会跑偏。
上世纪70年代,季老在法医年会现场。
尤其是,在我采访了,他作为开创杭州市公安局法医事业的第一人,如何大战“食人魔”,又如何参与破获千岛湖游船案之后,更加意识到,没有一个案件有标准答案,尤其是对那些逝去的生命,那些不被问津的被遗忘者,最后一个为他们抚平哀伤的机会,是要靠法医去找寻的。
老师今天讲起的,是1975年夏天的开棺验尸案。这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案子,这只是他长达44年法医工作中的一个剪影。
但,从来没有一次出发是寻常的。
(以下文字为季少岩口述)
法医干活,靠的不是瞎猜
“那是1975年夏天,淳安县公安局治安股长朱清文来我办公室找我。
当时,淳安还没有自己的法医,案子中的大部分尸体,都请当地医生进行解剖检验,法院也认可医生的检验意见。
从淳安找上门来的案子,一定会很麻烦。找到我时,这个案子已经磨了两年。朱股长压力很大。
他详细地介绍了案情——在汪宅公社,68岁的孙某(女)突然离世,怀疑是有人恶意用木棍打击。
但当时和孙某在家的,只有她儿媳妇柳某,柳某拒不认罪。
朱股长听她家人回忆,案发当天,孙某早上还好好的,等被发现倒在自家堂前,被扶起来后,已经不能讲话。
家里人问她话,有时会点点头,有时只是摇摇头,或者,冷不丁的,又突然会轻轻‘咕噜’上几句。家里人吓得不行,觉得她是中邪了。
接近午间时,孙某居然呕吐,右眼睑有点肿胀,后来越来越肿,整个人意识模糊,等傍晚时,孙某昏迷不醒,村里医生过来,发现她已经不在了。
听完叙述,我猜,孙某应该是颅内出血,语言中枢受到压迫,导致不会说话;后来又刺激到呕吐中枢,发生呕吐;再后来,因为大脑受到水肿和血肿的双重压迫,开始昏迷,最终导致死亡。
朱股长认同我的观点,他补充说,当地医生发现孙某头顶上有个头皮血肿,在剖检时,发现相应位置的颅骨都凹下去了。
头皮血肿、颅骨凹陷性骨折、颅内硬膜外血肿,这有足够的依据,说明头顶部遭到了打击,而且头皮上并没有发现头皮裂开,非常符合木棍打击造成的。
当即,我马上说出自己的判断,有可能是头顶部凹陷性骨折,是被人家打的!
朱股长进一步证实说,在调查中,也发现柳某平时跟孙某关系不好,而且她承认事发那天跟婆婆孙某吵过架,但柳某一直不承认打过孙某头部。
法医干活,靠的不是瞎猜,要从尸骨中寻找证据。
图为当年此案的法医鉴定书
法医,是隐藏在案发现场的眼睛
“孙某的死亡记录里写,‘右侧大脑额叶脑挫伤’,但额部又没有打击损伤的记录,这是案件最大的疑点。
在法医这行,颅脑损伤,是最难研究的,大部分靠的是力学原理,颅骨结构复杂,不同来源的外力,损伤也千变万化。
孙某这个案子,一定要开馆验尸,是因为一定要看见颅骨。
法医,是隐藏在案发现场的眼睛。只有当犯罪细节逐一细化,准确还原当时犯罪发生的全过程,铁证如山,犯罪嫌疑人才没法推卸责任。
上世纪70年代的淳安乡村,网络资料图
7月17日,我搭大巴,从杭州出发去淳安。
那时,淳安属于偏远的山区,从杭州过去一趟,要走很多盘山公路,左绕右拐,比现在坐高铁去一趟北京还久。
我有一个工作习惯,就是不管多晚到事发地,总要在开棺前,去墓地看看。不事先画个谱,总感觉凌晨开棺心里没底。
那座坟坐北朝南,半人多高的样子,黄土堆砌的,坟顶上长满青草树木,坟头用粗制的石块封口。看着这坟,我想不管棺材中的尸体到底腐败成了什么样子,颅骨在短短两年内不会变质到无法检验的地步。
孙某坟墓
第二天凌晨,我和工作组一起重新来到坟山。
民工们拿着锄头、铁镐开始掘墓。大概两个多钟头,棺材从墓穴中移出来了。
这口棺材保存得非常完整,只是棺内两端的石灰,已经结块,应该是吸收了尸体腐败时产生的酸性液体。
不等凑近棺材,便闻到了一股恶臭。等开棺,发现尸体身上,盖着一条小夹被,脏兮兮的,颜色有些发黑,有的地方,都已经发生了霉变。
掀去小夹被,看到尸体的整个衣着,只要用手去碰到,就会变得粉碎。尸体的脸部,也已经腐败得只剩下一副颅骨了。
当然,这次检验的重点是死者头部的骨折情况。
死者头顶部的凹陷性骨折挫伤明明白白,可以再次确认,死者头顶部一定是木棍打击造成的,甚至,从骨折线走向,可以“看”出了持木棍打击的那人,应该站在死者的右前方,孙某被打时,应该是站着或者端坐着。
接下来,又将两半颅骨洗干净,擦去表面的肉泥和污水渍,全面地进行查看,发现头颅的枕部,似乎有一处非常短小的骨折线,大概1厘米左右。
藏在1cm骨折线上的真相
骨折线代表的是受力点,当时,几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根短短的骨折线,是整个案件的突破口。从这可以证实,孙某头部受过两种力,我已经找到了两处受力点。当木棍打到孙某头顶时,孙某的身体往后倒在了地上,她的枕部磕碰到了地面,造成了枕部颅骨的另外一处骨折。
那一刻,我好像看见了事发当时的情景。
孙某大脑额叶有伤,额叶在前方,枕部的骨折在后方,大部分人想不通额叶的脑挫伤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这是物理学的对冲原理。当孙某倒地时,她的枕骨撞击地面,马上就停止了运动,但颅内的大脑悬浮在脑脊液中,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会在颅骨撞击地面之后发生反弹。大脑反弹之后,在对侧撞击到了静止的额部颅骨,造成了大脑额叶的对冲损伤。
换个说法,比如,一个西瓜装在一个盛满水的铁桶里,盖上铁盖,然后从高处抛下。当水桶着地之后,西瓜会在水里先往下沉,但不会碰到铁桶底部。随后因为浮力作用,西瓜往上剧烈反弹,撞到了铁通盖,西瓜顶部就被撞破了,这就是大脑额叶脑挫伤形成的物理学原理。
记得,当时朱股长听完这个解释后,马上去找柳某了。柳某一定会很惊诧,为什么原本只有她知道的事情,警方全都知道了。
法医在尸体上找到了真相,就相当于目击证人。”
从不可能中寻找可能
那天采访时,老师问我,“你开过棺吗?”
我答:“有的。”
老师颔首, “不错,是不是你也觉得,开棺验尸是法医独有的人生体验呢?”
想到那些一碰就碎的衣物碎片,想到要从白骨化的尸体中提取污泥,想到那些只要身临其境就难忘终生的气味。
往事,挥之不去。
但当一个法医置身其中时,是来不及感慨的。只要想到, 如果一个人是含冤死去的,死去的那一瞬间是多么的委屈,就觉得要从不可能中寻找可能,责任重大。
季老(上排左四)与法医同行在硕士论文答辩会上的合影。
采访手记
老师去年答应过我,要将他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如果不是新冠疫情,应该早去看他了。
在他家中,老师让我在一张小凳子上坐下,我左右瞧了瞧,发现这一室一卫的筒子楼,最多不过二、三十平方,连厨房都还是勉强在阳台位置搭建出来的,条件十分简陋,让我看了之后心里一阵难过。
老师早已离开了岗位,前两年胰腺癌手术后,身体一直欠佳。我们公益基金会给他赠送了一份公益法医险,每个月,能报销掉大约5000元的医保外药费,但也解决不了他需要面对的所有生活难题。
好在,老师夫妻俩都很乐观,对目前生活上遇到的窘境并没有太多的抱怨。
老师做了40多年的法医,检验数千案子,无一出错。靠的是他在中央司法部法医研究所学来的扎实理论基础,当然更多是他在实战中积累的办案经验和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
那些沉默如谜的案件,如何在一把解剖刀下寻找真相,《季少岩法医论文集》会给读者诸多启迪性的思考。
最近,北京一家出版社传来了喜讯,由真水无香公益基金会为季少岩策划资助的论文集已经列入了出版计划,老师的50多篇论文即将结集出版,一定会带给法医后人诸多的勉励。
离开老师家时,他将整本“部分案例集之二”借给了我。这些资料档案是线装的,厚厚的一沓。牛皮纸封面上是老师自己用钢笔写的几个字,“部分案例集之二”。
我接过这泛黄的档案,感到心里一阵温暖,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
-完-
编辑:于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