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会馆旧址位于汉口前进五路111-115号，辖区为江汉区花楼水塔街前进社区。宁波会馆建于1924年，会馆共有四层，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是一座具有现代古典主义的建筑。

三段式构图手法运用得恰到好处，会馆立面呈对称布局、气势雄伟。大楼主体每层层高达三米，三楼和四楼之间有凸出的檐口，精致的雕琢至今依然散发着古朴与典雅。建筑外形为了突出主入口，将二楼中间主体部分以及两侧进行了凸出设计，主楼中间部分二层中间建有悬挑式门斗，下饰弧形支托，与楼上拱券式窗户相对应，雕花的大门装饰雅致，使整个立面在庄重中又富有变化。大楼的设计在尺度、材料、颜色甚至细部的处理上都进行了认真的推敲。外墙墙面采用水刷石面层，线脚花饰细腻、做工十分考究。钢筋混凝土的质地使大楼显得十分坚固，那些砌工精细、工艺考究精美的外墙图案，错开重叠而成、小如环珠、大若织网，使整个墙面造成一股精致的动势。这种精致的动势又与底层粗旷的基座形成鲜明的对比，把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演绎得淋漓尽致。

宁波会馆作为最早在武汉建立的会馆之一，得益于宁波商帮雄厚实力和远见。宁波商人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便在循礼坊横堤堤外建立起了江浙绸公所（又名三元殿），作为同乡同业团拜议事之所；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又在汉口九如桥创建浙宁公所，宣统元年改名为宁波会馆。旧时的宁波会馆并没什么特别之处，比起当时的江西会馆（万寿宫）、长沙会馆或者绍兴会馆，其无论是会馆建筑还是商贸，都无法独撑一方。

当时的汉口是华中商贸重镇，八方商人会集，晋商经营票号，控制茶叶等与俄国的贸易；徽商长于典当和盐、米、木、棉花、药材的经营；湖南、江西是码头运输的大帮，还有广东、河南、四川的商人。据《汉口宁波帮》记载，宁波商帮当时在汉所充当的主要是国内土特产与洋货贸易的中转角色，并经营汉口至沿海的货运。真正让这种局面发生变化的，是在汉口开埠之后。

近代武汉的建筑业、航运业、金融业、商业等无不得益于“得上海风气之先”的宁波帮在汉口的经营。1861年，汉口开埠。随之，外国人进入汉口。汉口英租界划定，接着又相继划定了德、俄、法、日等国租界。随着租界的划定与外国商船的陆续到达，外国的洋行、银行、工厂大量涌入，汉口开始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剧变，由一个内地商品集散地开始向一个外向型通商口岸转变。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近代化工厂相继兴办起来，由华人设计的近代化建筑也迅速在城市中出现。

此时，已在上海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宁波商人，得长江航运之便，在汉口一众商帮中迅速崛起。他们为汉口这座新兴的商埠搞水电、办实业、造学校、开银行、闹革命。清末至民国初年的武汉近代建筑中，包括江汉关、汇丰银行、景明银行、汉口总商会、汉口水塔、南洋大楼、武汉大学等在内的著名建筑，绝大部分为宁波帮所造。

不仅如此，宁波会馆还是一个“红色之地”。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城，湖北省总工会即在宁波会馆举行成立大会。此次大会选举向忠发为委员长，在武汉下设武昌、汉阳、硚口三个办事处，并陆续向各县派出特派员，指导推动各地发动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李立三、郭沫若等均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于12月5日在广州宣布停止办公，迁往武汉。当时，已经到达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在汉设立临时会议，并于12月13日正式召开，武汉成为“红色首都”和全国革命的中心。

1927年1月21日，“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在宁波会馆开学，刘少奇、李立三、董必武、项英、张国焘等均在此授课，学员多达90余人。在此之前，震惊全国的“一三惨案”刚刚发生，武汉地区群情激愤，革命热情十分高涨。

宁波会馆还是红领巾小学的前身。宁波商人曾创办“宁波旅汉小学”，该小学最早于1912年由宁波会馆主事盛竹书和唐爱陆创办，据1920年《夏口县志》记载，当时该校位于汉口第四区德华里。后来该小学改名私立汉口宁波小学，随宁波会馆搬迁至此处，就在隔壁与其紧密相连。国民大革命时期，宁波旅汉小学一度是汉口党团活动的中心，收容了大批宁波籍党团人士来汉避难，并在此任教，他们在此编刊物，传播进步思想。在抗战时宁波会馆曾收容过不少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