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是在2000年4月，带着《鬼子来了》去的戛纳电影节。
那时候，本片还没有在国内通过审查，那些审查意见，姜文也没有照办。
后来，《鬼子来了》在戛纳获得了评审团大奖。
但在国内，被禁止公映了。
如果本片放到现在，会不会公映还不好说。
毕竟此一时彼一时，《我不是药神》也上映了。
但在当时，禁止公映的理由和修改意见很长，中心思想大抵是：
片中表现的我方愚昧，麻木，奴性；鬼子耀武扬威，立场有问题。
不过有个事情让人不解：
咱的课本里，关于鲁迅的一些文章，老师给我们总结的中心思想，不也是反映当时一群人的麻木和愚昧吗？
反正，后来姜文在导演这个位置上，被禁了五年。
但到了今天，豆瓣上，《鬼子来了》成为姜文作品中，评分最高的作品（不算姜文客串演出的《我爱我家》和《大宅门》）：
43.5万人打出了9.2分。
01
姜文的视角在中国导演里面是比较独特的。
例如《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很多人看来，拍那个时代，更多的是那些大事件。
但在姜文的眼里，那个时代的马小军眼中，他喜欢米兰就是大事。
对那些孩子来说，那个青春是阳光灿烂的。
《鬼子来了》也一样。
拍摄前，姜文选了好几个中日战争的题材。
最终他看中《生存》，是由于这样的故事内核：
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来个了日本兵和翻译，他们如何互相面对？
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面对敌人，用了错误的手段。
加上残暴的敌人，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于是，这就构成了《鬼子来了》的题眼:
一天夜里，有人敲开了马大三家的门。
来人自称为“我”，用一把枪顶着马大三的头，让他闭上眼。
然后，“我”扔进来两名俘虏：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
“我”让马大三帮着看几天，等到大年三十，“我”再来要人。
这相当于，往原本平静的村子里，扔了个烫手山芋。
据说，后来原著小说作者尤凤伟也气姜文：
一个大家齐心抗日的故事，怎么被你往另一个方向改编了。
但在姜文这里，逻辑就完全说得通了。
咱先说点题外话。
中国大部分抗战电影，都是人民形象伟岸，思想觉悟高。
日本兵基本都是粗鲁，智商不高，很多还要有两撇小胡子，每次都被耍的团团转。
当然，如果考虑这些电影是在不同时代下拍出来的，那倒是可以根据不同时代的背景来说。
但到了如今，还有一堆抗日神剧扎堆就夸张了。
说点实际的，在世界史中，曾经有人对二战各国战力做了排名：
轴心国里，如果德国战力是10，那么日本大概是5，还排在意大利前面。
当时的日军装备也是顶尖的。
如果在东亚范围来说，日军应该是当时战力最强的。
被称为“中国最勇敢作家”的李幺傻，曾经采访了40多名抗战老兵，写出了一本书：
《抗战（1943-1944）：最危难的岁月》。
书中写道：有老兵回忆，日本兵的装备，军事作战能力非常强。
例如平型关大捷那次，两个日本兵背靠背，拿着刺刀，七八个人都近不了身。
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吃了很大亏。
如果再考虑那个年代，农村的文化普及率，要让所以村民都有神乎其神的杀鬼子神技，超高的思想觉悟，似乎不大现实。
要知道，抗日战争可是打了8年之久，艰苦卓绝。
所以，姜文用另一个视角拍出的《鬼子来了》，不说中国影史，就说这二十年来吧，也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抗日电影。
姜文说道：
中国人几辈子都喜欢一个错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明知道它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就先找个借口说服自己，然后以为别人也能接受这个理由。
马大三就是这样，他以为他养了日本人半年，人家肯定会给他粮食，会感谢他。
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别以为别人都会顺着你的思路走
02
其实《鬼子来了》中，每个人的行为动机，还是贴合了小说标题的：
《生存》。
但是在这些村民那里，在那个极端环境下，为了生存，则暴露出了人性中的种种劣根性。
麻木，愚昧，无知，势利，自私。。。
这些遮羞布，被姜文一层层地撕了下来。
就如片中一闪而过的说书人，在抗战时期，他在街头唱着：
有道是：打是喜欢骂是爱，“八格呀路”我不见怪。
咱应该大开门户，如迎亲人一般。
而抗战结束后，他却又唱起：
硝烟散去万民欢，中国人抗战整八年。
但电影的表达方式，却是很姜文式的快节奏。
黑色幽默下，又使得本片的笑点密集。
甚至有些话痨式的台词，还让我想起一些昆汀的作品。
就像马大三后来在说服大家把两个俘虏还给日军，跟日军换取粮食的一段诡辩：
帮日本子杀中国人的，那叫汉奸。
找日本子要粮食的还叫汉奸？
把日本子白送回去，不要粮食的，那才叫汉奸呢！
粮食谁种的？咱中国人种的。
咱种出粮食来让日本子白吃了？我从他嘴巴里给抠出来咱们吃了！
这叫汉奸？天底下有这样的汉奸？
这套逻辑的背后，还是马大三不想再握着那两个烫手山芋，却要全村人一起担责任的出发点。
所以，在《鬼子来了》里面，你根本看不到这些村民有什么凝聚力。
主角马大三也没有那种振臂一呼，让村民意识提高的能力。
反而，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每个人为了自己所打的小算盘。
“我”扔了两个俘虏过来，大家护着，就怕到时候俘虏没了，全村人遭殃。
大年三十，“我”没来领人，村民一来想要扔掉烫手山芋，二来又怕后面“我”回来了，有个闪失。
所以，讽刺的这一点在于：
一群村民，反而被两个手无寸铁的俘虏，耍的团团转，还养了对方半年。
但可悲的一点是，没人看到那个环境下，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局面。
说回来吧，其实在片中设定的语境下，这些村民应该也是看不到那样的大局的。
这点，我认为才是《鬼子来了》中，黑色幽默下的可悲之处。
片中这场闹剧的一个转折点，在于日军到村子举办了联欢，邀请了全村人民参加。
而联欢会上，八大婶开心地跳出来说道：
俗话说得好啊，人怕见面，树怕剥皮，今天这老脸我也不要了，我也（給大家）唱一个！
但之前，八大婶在马大三等人面前却是嚷嚷着：
谁要咱全村人的命？让他来，我坐炕头上等他，他要我的命，他敢？
日本人来咱村八年了，他敢动我一根汗毛？
我行的端，走得正，我走到哪，他都得高看我一眼！
还有那村长五舅老爷，联欢会上，对着日军，也愚蠢地用文绉绉的古板话说道：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适才呀，皇军奏了曲，唱了歌，我等村民何以对之啊？
那么的，老叟我甘愿献个丑，和上一曲。
联欢会是在日军屠杀村民中落幕的，小孩都不放过。
那一刻，村民们还没想明白，刚一起坐着喝酒联欢的日军，怎么一下子就杀人了？
他们也没有机会知道，我们啥也没做错，怎么就成了刀下亡魂？
当年，鲁迅这样写道这样的中国底层人民：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03
姜文说过，他在中戏的时候，认识几个日本同学。
大家当时关系还特别好，那时候姜文觉得奇怪了：
怎么他们和我小时候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日本兵说一样的话，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那么不一样？
后来，姜文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抗日战争者的讲述，也看了很多资料。
然后，他用了毛骨悚然一词来形容：
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依然还是环境使然。
之前那场联欢会上，日军的残暴转变，如果是正方向的话。
那么，对被俘虏的花屋小三郎这个角色，姜文则是把人物性格的转变反方向扭。
一开始，花屋小三郎是有着那种为皇军牺牲，宁死不受侮辱的决心的。
甚至还让翻译官董汉臣教他骂人的中国话，以期激怒马大三，让马大三等人杀了自己。
所以，才出现了片中那段经典的“大哥大嫂过年好。”
但是，这样的形象逐渐地，也被姜文撕下了那块遮羞布。
经过几次误以为就要走上黄泉路的花屋小三郎，在最后那一次，终于蔫了。
那次，马大三等人请来前朝的神刽子手一刀刘（陈强饰）来解决两名俘虏。
一刀刘，江湖传言，他砍人头只要一刀，又快又准，受刑者不受痛苦就升天。
但那一次，一刀刘的一刀下去，花屋小三郎却还活蹦乱跳。
至此，鬼门关走了一回的花屋小三郎，终于掏底了：
他让翻译教他骂天皇，教他给村民说好话，做什么都行，他不想死。
他叫道：我不是战士，我是农民！
甚至，极为讽刺的一句话，却也在那时候从花屋小三郎嘴里说出：
我恨你这种受过教育的人，你怎么这么阴毒！
他骂的是翻译官，因为翻译官终于将“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的真正含义告诉了他。
2002年，《鬼子来了》在日本公映前，发行公司曾经收到威胁传真，上书：
如果本片上映，无法保证片中日本演员的生命安全。
但后来，本片却在日本引起了关于人性的思考和讨论。
据说，还有位曾任二战日军教官的日本老人看完本片后惊呼：
这到底是资料片还是电影？
04
后来，抗战胜利了。
戏中，国民党进了村，日军全部成了战俘。
《鬼子来了》则将这一场闹剧式的荒诞，进行到了最后。
国民党高少校在台上，身后摆设的是两个嚼着口香糖的老外。
而高少校一番大义凛然的演讲之后，是村民们的笑声。
因为，那时候刚好有一只猪被拱了出来。
马大三就是在此时回来，意欲找当年的仇家报复。
但是，马大三却在复仇的过程中，被高少校的人拿下。
高少校下令斩首马大三，理由则是一堆他所认为的人道主义观点。
而一番演说之后，高少校问马大三：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马大三无语，只是冲天高呼。
旁听的四表姐夫说，那是马大三在仰天长啸。
而台上的高少校却说：
马大三在学驴叫，你跟畜生没有分别，不能因你玷污了我们的手。
于是，高少校让日本人执行斩首。
而行刑者，恰好就是花屋小三郎。
刀挥下，马大三的头飞了出去。
电影画面转为彩色。
最终马大三的头落地，嘴角却略微上扬。
这时，或许会有人想起，当时有人对马大三这么形容一刀刘砍头的技术：
不但不嫉恨，（被斩之人）还得感恩，那是手起刀落如清风吹过，脑袋瓜落地之后转上九圈面向六爷微微一笑～～嘛叫含笑九泉？介就是含笑九泉！！！！
但显然，马大三这嘴角上扬并不是在感恩。
或许，那说的是：
当时没被日本人弄死，胜利了反而被日本人斩了。
这个荒诞的世界，我不和你们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