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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照片

2007年9月20日，九十岁，沈宝祥/摄

又到5月10日了。

2020年5月10日，是胡耀邦同志创办的《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42周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所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际就是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宣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剖析“两个凡是”，推倒“两个凡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本语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高度评价这场讨论，并将这场讨论称之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那么，是谁针对当时的现实，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理的呢？是谁提出以此为题撰写文章的呢？

是中央党校的哲学家吴江，是他提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文章，

本人这篇短文要讲的，就是吴江同志提出并指导，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文章的历史事实。

对于这个历史事实，本人在2011年撰写的《拨乱反正中的吴江》一文，作了简要记载。下面摘录此文。

1978年1月，吴江主持的小组写出了供中央党校学员讨论的关于“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文件初稿。依据胡耀邦的思想，这个学习文件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吴江发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有不少模糊认识。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即使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人，对实践的理解也不很清楚。吴江同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商量，要写文章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吴江决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写一篇文章，他让孙长江执笔。

孙长江刚写出文章初稿，正在征求意见准备修改的时候，《光明日报》送来《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修改稿），要求帮助修改，并要求在《理论动态》刊登，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吴江让孙长江将这两个文稿“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原定的。孙长江很快搞出一个稿子，吴江作了修改后，即报送胡耀邦审阅，时间在1978年的4月底。胡耀邦于5月初审阅批回这个文稿。吴江开列校内外专家名单，让孙长江征求意见，再作修改。吴江对这个修改稿又作了不少修改。5月6日，在胡耀邦家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冯文彬、吴江参加），胡耀邦再次审阅这个文稿，并同大家一起研究，由胡耀邦拍板定稿。

（以上史实参见《沈宝祥论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454-456页）

吴江手迹

写于2012年1月，九十五岁。

（本人日记2012年1月20日记载：“收到吴江寄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题字。”）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吴江同志的贡献很突出。现就《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列出以下几点。

他首先在关于“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文件初稿中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他提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文章。

《光明日报》送来《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并强调，“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将这一观点提高到基本原理的高度。但吴江没有采纳《光明日报》的观点，他嘱咐孙长江，“题目还是用原定的”，坚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

他两次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是这篇重要文章的指导者和主要修改者。

他顶着强大压力，以巨大的勇气，撰写《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长文（孙长江协助），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日发表。此文系统批驳了持“两个凡是”立场那些人的指控，进一步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有力地推进了讨论的展开。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在《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书中说：“这篇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吴江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观点的概括和表述。这句话，简练，准确，鲜明，通俗，排他性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标准。“唯一标准”，是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

胡耀邦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那个文件、那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他排除了当时盛行的文件标准，特别是排除了语录标准，实际就是讲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表述，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又深化了胡耀邦的思想。

有人用轻佻的口气说，唯一标准，不就是加了“唯一”二个字吗！其实，“唯一标准”，恰恰是问题的关键。

当年的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说，“唯一”二字，“颇为重要”，因为有些人不反对实践标准，却反对“唯一标准”。

知名学者于光远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人都是比较熟悉的，如果平铺直叙像哲学课时那样去讲，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地排他地提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就不是‘老生常谈’，而有很强的现实性了。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就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当时我很清楚党内不同看法争论的政治背景，一看到这两个字就叫好。” （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152－154页，于光远对“唯一”标准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讲得很透彻。）

“文革”中，大家必须天天学“最高指示”，用来“衡量一切，批判一切”。“最高指示”，实际成了最高标准。在拨乱反正中，“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模糊认识仍然流行，成为思想僵化的突出表现，也是一系列僵化思想的主要源头。

“一切真理”与“唯一标准”两个提法，似乎相差不大，但含义不同。“一切真理”，强调的是实践标准的普遍性；“唯一标准”，强调的是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正是当时争论的焦点。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过去了四十二年。那篇引发大讨论的文章的具体内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淡忘了。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却被历史留下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认识论原理，已经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辨别真伪、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题字。著名书法家启功、沈鹏（前后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和许多书法爱好者都题写。哲学家倡导的这句话，受到如此广泛书写，是历史新时期仅见的现象。

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来说，吴江同志的作用和贡献，超越参与那篇文章写作和修改的所有理论工作者。

吴江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贡献，是很突出很明显的，应当得到充分肯定。但是，他却遭遇“莫须有”，在一些人眼里，入了另类 （给吴江同志加罪的那些事，本人是身历者，知道得比吴江还具体，完全是诬陷）。

历史是混不过去的，历史也是不可糊弄的。我坚信，历史老人是严肃的，公道的。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成了历史，有特定涵义的“两个凡是”，早已被推倒。

但是，在我国，“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政治范式，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

几千年来，从诸侯国的专制到中央集权的专制，都是要求绝对服从，都要神化统治者，都要制造迷信，其影响根深蒂固。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片面强调服从，在不少党内，都出现个人迷信（又叫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个人迷信曾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影响更不能低估。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认识论原理，远没有，也不会过时。

注：吴江简况

1977年6月，经党中央批准，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1978年2月，又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1979年3月，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1977年10月，任胡耀邦为书记的中央党校临时党委委员。1977年12月，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委托吴江协助他办《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