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田制导源于西汉，至三国曹魏时形成完整制度，其基本内涵是国家强制征发军民耕种国有土地，同时征收一定租税，主要形式有民屯、军屯和商屯，而以军屯为主流，一般推行于边疆地区。
曹魏屯田最早且史料丰富，故研究最多；孙吴屯田虽有特色，但只有高敏、陈连庆、林志华、陈玉屏等少数学者进行研究。至于蜀汉屯田，则迄今未见专文，察其缘由，一方面是其政权在三国中规模最小、时间最短，另一方面则因史料奇缺，难以深入。
蜀汉屯田材料虽少，但并非全然无存，且前人已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本文不过铺衍排比现存史料，试探蜀汉屯田始末。
一、屯田之缘起
三国期间，诸雄并起，但许多军队囿于粮谷不足，往往无故自破。蜀汉屯田主要在诸葛亮时期施行，孔明殁后，姜维继其志，一直到被西晋侵并，直接原因是前线军粮不足，《蜀书·诸葛亮传》叙述甚详:“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
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分析魏、蜀、吴情况后提出:“盖蜀本天府，颇无屯田之必要也。”此语甚要紧。三国之中，论户籍土地、兵士军马，蜀汉最次，但却能与曹魏、孙吴抗衡近四十年，与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关系甚巨。蜀汉约有三条防线，其中北线以汉中为中心；东线以永安为外层，江州为内层；南线主要是柯、越、朱提等郡，时称“南中”。犬牙交错的复杂地形为蜀汉立国奠立雄厚根基，所以邓芝敢对孙权言:“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吴、蜀各有天险，而论坚固程度，毕竟蜀胜于吴，只是崎岖地形既让蜀汉获益，也让其损耗不少。
特殊的地理环境不仅给蜀汉政权带来军事特色，同时也使其经济发展别具一格。战国秦昭襄王时李冰任蜀郡太守，“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都江堰的修建使成都平原大获其利，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到了西汉时期，蜀地仍然“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后又开凿望江源，引郫江灌广都农田。到了东汉桓帝元嘉时，“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紧接着诸侯鏖战，更是生灵涂炭。然而蜀地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小，到刘备建国时，仍是“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原隰坟衍，通望弥博”，“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都江堰其时名“都安堰”，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故诸葛亮“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主护之”。蜀汉的农业和手工业极其发达，蜀锦尤名动一时，当时织锦业“魏则市于蜀矣，而吴亦资西蜀也”。正如王仲荦所言:“在当时蜀汉地区，要形成一个割据的政治局面，经济上各方面的条件是完全成熟的。”同时也由于蜀汉相对于魏、吴两国，人口稀少，农业发达，一般情况下实在无屯田必要。
只是当时处于三国争持状态，尽管是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要筹集“决敌之资”，随时动员十万以上军民与曹魏作战，不得不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再者，刘璋治蜀时，奢侈风气颇盛，刘备入蜀后即贯彻“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政治方针，极力削减民生开支，使财政重心逐渐倾斜到军事方面去，并最终建立了日人柿沼阳平所阐发的“军事最优先经济体系”。
一方面是特殊的经济环境使屯田之事并不显得急切，另一方面则是军事压力迫使其不得不实行屯田。这两种关键因素的纠缠磨合，使蜀汉屯田的政策与情形与他国迥乎不同。
二、屯田之施行
诸葛亮为刘备说隆中对，拟想“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只是夷陵一役，荆州为孙吴所取，发展空间更显局促。蜀汉经济重心在成都平原，法正言“计益州所仰”，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继任益州牧，“南方诸郡，并皆叛乱”，平叛耗资甚巨。在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感叹:“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次年十一月也说道:“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此时蜀汉财力匮乏，已不可与昔日富庶同日而语。诸葛亮曾于建兴五年“出屯汉中”，张泽咸谓此正为蜀汉屯田之始，而高敏则认为“屯”有屯田和屯驻两义，不可据此确认蜀汉实行军屯。查孔明曾与其兄诸葛瑾书云:“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按赵云逝世于建兴七年（229年），之前与邓芝败于箕谷，退军时烧毁赤崖以北栈道。之所以烧毁栈道，似是为了保护屯田所得粮草，《通鉴》胡注“赤崖即赤岸，蜀置库于此，以储军资”一语可证。
综上，知蜀汉屯田必在建兴七年前，且建兴六年（228年）时诸葛亮出兵北伐，令赵云、邓芝为疑军，此时应无时间进行屯田，故又可上推两年，恰好是出屯汉中之时，张泽咸所言应为确论，诸葛亮正是为了北伐，才在汉中屯田一年，惜铩羽而归。
要分析蜀汉屯田，须注意到“督农”一职。《蜀书·吕传》载“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蜀书·蒋琬传》载:“督农杨敏曾毁琬曰:‘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又《三国职官表》谓“蜀置督农供继军粮，屯汉中，他郡无考”。督农职责在供应军粮似无疑问，但是否即为管理屯田的官员呢？初“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吕）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可知诸葛亮北伐之初兵粮草征调于诸郡，后来徙吕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估计即为屯田。《后主传》载诸葛亮曾于建兴十年（232年）“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木牛流马毕”，而据《水经注》载:“汉水又东，黄沙水右注之，水北出远山，山谷邃，人迹罕交，溪曰五丈溪，水侧有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诸葛亮开黄沙屯正为农耕，同书又云“汉水右对月谷口，山有坂月川，于中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知汉中地区土壤肥沃，适合农作。故基本可以肯定诸葛亮在汉中实行屯田，吕为其助手，“督农”一职确为屯田事务官，证明《三国会要》“蜀有督农之官，主屯田供给军粮”所言非虚。
然汉中屯田为军屯抑是民屯？此甚易解，在刘备占领汉中前，曹操早已把大部分百姓迁走，刘备攻汉中前曾询周群，群对曰:“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慎之。”张裕亦谏曰:“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刘备执意征伐，果得地而不得民也。既然不得其民，汉中屯田定以军屯为主，且“因拥有大量的屯田而成为国外徙民的目的地，并迅速发展成能够驻扎十万士兵的计划性军事都市”。
汉中应为蜀汉最早且最重要的屯田点，此外有屯田迹象的地点还有以下这些:
赤崖。孔明云:“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渭南。《晋书·宣帝纪》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蜀书·诸葛亮传》载:“十二年春，（诸葛）亮悉大众出斜谷口，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此次屯田明显为军屯，直接目的是为持久对抗司马懿做准备。
兰坑。此处屯田与渭南军屯有关，《魏书·郭准传》载:“青龙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兰坑。”按青龙二年（234年）即建兴十二年，当时“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八万士兵每月轮换，且耕且战，为军屯无疑。
涪县。《蜀书·后主传》载:“（延熙）五年春正月，监军姜维督偏军，自汉中还屯涪县。”汉中一直为军屯重地，姜维从汉中还屯，知涪县应为军屯点。
南中。《水经注》言:“仆水又径宁州建宁郡。州，故康降都督屯，故南人谓之屯下。”既有水利，又派都督节制，似为军屯。
沓中。《蜀书·姜维传》载姜维于景耀五年（262年）“率众出汉、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注引《华阳国志》，谓:“后主敕（黄）皓诣（姜）维陈谢。维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耳。”大概是屯田效果显著，魏少帝称:“蜀，蕞尔小国，土狭民寡，而姜维虐用其众，曾无废志；往岁破败之后，犹复耕种沓中，刻剥众羌，劳役无已，民不堪命。”可知动用了不少羌人进行劳作。据胡三省议论，司马昭从此决计困姜维于沓中以伐蜀。
蜀汉屯田点大概为以上所列，下面探讨一个重要问题:究竟有无民屯存在？
一般而言，有军屯即有民屯，曹魏、孙吴都是如此，而蜀汉屯田既与军事活动紧密相关，且土地狭小，人口稀疏，故钱穆、张泽咸等认为并无民屯踪迹，而高敏、刘静夫等则坚称存在民屯。笔者赞同后说，略加申述。
不错，蜀汉屯田确实与其军事活动紧密相关，史念海甚至认为南征和北伐的目的都在确保军粮，但既然可以发动军士屯田，为何不能发动民众？按民屯要素有二，人口与土地，下面试作分析。
关于三国户口，陶文牛已有详细考证。《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据《中国人口通史》推算，此时蜀汉应有两百万人口。两者数字的差异是由于统计方法的不同，能录入户籍的只是负担主要赋役义务的自耕农，而军士、官吏入士簿，其他依附人口如奴隶、部曲等并不入籍，还有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也并无统计入内。事实上，蜀汉对户籍管理是颇为重视的，早在荆州时，诸葛亮就对刘备说:“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刘表），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建国后留心平叛，多能令其“枝党星散，悉复民籍”。蜀汉虽长期与曹魏作战，但内部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少，故招募流民进行屯田很困难。同时，诸葛亮提倡“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所以农业非常发达。但奇怪的是，到蜀汉灭亡时，在籍人口与建国时差别不大，排除大规模战乱影响，很可能只有一个原因，脱籍。
《蜀书·吕乂传》载:“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诸葛）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吕）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馀口。”经劝导后自首的就有一万多人，瞒报的更是不计其数了。尽管诸葛亮“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但长年累月的征战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赋役，官民矛盾不断激化，便产生了严重的逃籍现象，致许多人口失载。笔者推测，逃籍人员多成为依附人口，要么隶属豪强；要么归附官府，复籍，或是成为屯田客。
假设蜀汉能有足够人口进行民屯，民屯地点会在哪里呢？前述成都平原为经济重心，理应最有可能在此屯田，但《蜀书·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载:
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令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今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
刘备归还田宅给民众，承认原有土地占有情况，足证并无太多政府公田，同时益州内部稳定，应该也不会有大量荒地以供屯田之用。
从上述对军屯的分析，可得三点印象:一、屯田点几乎都在蜀魏交冲地带；二、屯田与军事活动紧密联系；三、屯田最大目的是实现军队粮食自给。如果蜀国有民屯存在，想必不会偏离这三个特点，而同时符合条件的，怕只有一个地方:汉中。
如前所言，刘备攻占汉中不过是“得其地不得其民”，既然人烟稀少，且处于边界，可以肯定会有相当荒地，但屯田客从何而来？当地编户齐民已基本迁出，蜀汉国内又不存在大量流民。援引史例，汉武帝曾“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曹魏也曾“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那蜀汉徙民于汉中以屯田也并非全无可能。史载:
（张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
（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
（姜）维乘胜多所降下，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
这些降民和徙民可能成为屯田客，又南中“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而安氏由是兴焉。”让少数民族贡献金银、丹漆、战马不足为奇，贡献耕牛则值得注意，再联系官府对铁器的垄断，可以推测蜀汉在推行公共生产，安氏靠贡献发家，知耕牛数量肯定很多，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民屯的存在。
《蜀书·刘敏传》载:
“刘敏，左护军、扬威将军，与镇北大将军王平俱镇汉中。魏遣大将军曹爽袭蜀时，议者或谓但可守城，不出拒敌，必自引退。敏以为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若听敌入，则大事去矣。”
刘敏认为若听曹爽侵入汉中，则农谷尽失，这“布野”的“男女”，其中会有屯田客吗？
回溯上文蜀汉“督农”一职，查《宋书·州郡志》知孙吴典农校尉别称“督农校尉”，清人俞正燮在《魏典农说》称曹魏典农校尉，“蜀谓之督农，吕乂杨敏为之”。再者，孙吴典农都尉和典农校尉既为民屯事务官，又往往领地方官，而吕正是任汉中太守兼领督农，类似东吴制度，故蜀汉“督农”很可能为民屯事务官，汉中应该存在民屯组织。此节约略勾勒蜀汉七处屯田点，强调其与军事联系，并着重揭示可能在汉中存在的民屯痕迹，以证蜀汉屯田形式不止军屯。
三、屯田之作用
三国屯田，魏国最先，吴国其次，蜀国最后。早在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毛王介就向时任兖州牧的曹操建议:“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宜奉天予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胡三省称赞毛王介目光锐利，谓曹操统一北方，不外“迎天子都许，屯田积谷而已；二事乃王介发其谋也”。孙吴正式推广屯田，应至少不晚于黄武五年（225年），其时孙权下令:“曰:‘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蜀汉屯田则应从诸葛亮建兴五年出屯汉中开始。所以从屯田看，也许蜀汉与孙吴时间仅差数年，但与曹魏相差十年以上，这其中的差距基本是不可弥补的。
“综观魏、蜀、吴三国的屯田制，在规模和数量上，魏国最大最多，吴国次之，蜀国又次之”。
《魏书·武帝纪》称:“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尽管不全属实，但普兴屯田是没有疑问的，据西定生研究，至少有许昌、洛阳、颍川、魏郡、邺、汲郡、河东、野王、襄城、弘农、睢阳、原武、河内、长安、宜阳、列人、荥阳、沛等。孙吴屯田，则至少有寻阳、皖城、毗陵、丹阳、豫章、鄱阳、江夏、宣城、陆口、沙屯、江津等。至于蜀汉，穷尽文献也不过汉中、赤崖、渭南、兰坑、涪县、南中、沓中，且有几处存在时间极短。
形式上，曹魏、孙吴军屯与民屯并举，蜀汉基本全是军屯，有无民屯仍待考。只是蜀汉人口和土地均稀缺，所以前期并没实行屯田，而是着力发展自耕农经济。建安廿二年（213年），蜀郡太守法正劝刘备攻伐汉中，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吞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虽然后来只得到一座空城，但也在前线赢得了一个良好据点。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因（曹）丕多务，且以闭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一心准备北伐事宜。
其实，与其说蜀汉屯田要解决的是粮食问题，不如说是转运问题。《华阳国志》云雒县与绵竹“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收获不可谓不丰硕。但屡次因道路不通而缺粮:
“六年冬，（诸葛亮）复出散关，围陈仓，粮尽退。”
“春二月，（诸葛）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夏六月，亮粮尽退军。”
“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远运艰，竟不能克。”
“（李）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
“夏，（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魏雍州刺史陈泰解围至洛门，维粮尽退还。”
蜀地特殊的地形与气候条件给转运带来极大麻烦，连司马懿也推算:“（诸葛）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尽管诸葛亮采取精兵政策，消耗不多，“远征时甚至考虑到了曹魏方面的军粮问题”，可一旦北出，粮食运输顿时困难，容易遭受敌军袭扰。为了击碎这个瓶颈，蜀汉采取了屯田与西征两个策略。屯田在诸葛亮时期已经实行，但总体来说效果不甚显著，只是稍微缓解前线窘境。故“练西方风俗”的姜维逐渐调整战略，重点经营陇右，招降了一大批羌人，史载“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耳毛及义谷裨军粮，国赖其资”。
兵法有云:“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姜维竭力征抚陇右，汉中由之前的“错守诸围”变成“敛兵聚谷”，骤觉空虚。国内多思偏安，不愿远征，姜维“每欲兴军大举”北伐，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将相不和，体现了军政合一的霸府体制趋向瓦解；加之宦官黄皓与尚书令陈祗弄权，更加深了国内腐败。吴人薛王月入蜀，归后言“主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正始二年（241年），曹魏遣邓艾于在淮水沿岸大举屯田，任姜维沓中种麦效果再好，也不过是强弩之末。蜀汉政权已日薄西山。
马植杰坚认蜀汉极度重视屯田，但即如推行最力的曹魏屯田，黎虎也提醒不可对其作用估计过高，况国力绵弱如蜀汉乎？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即同时要实现三项目的: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或者可供选择的可行的安全），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增长。显然蜀汉在这三方面均表现不佳。屯田之于蜀汉，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用以化解北伐军粮转运问题，但由于地理、内政、强敌三面掣肘，卒至覆亡。
麦金德说:“一个特定的历史进程，不论是政治、社会或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的，不仅是环境，而且也是以前所取得的动量的产物。”三国时期的屯田也是如此，其兴衰与各国内政外交息息相关。蜀汉屯田推行最晚，规模最小，败亡最快，纷纭乱世中，最终获胜的不是标举“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蜀汉，而是懂得“高筑墙，广积粮”的曹魏。
作者简介：谢国升，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区域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文//来自于《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