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好言“入蜀”，然“蜀”何谓也？张仲裁的观点较具代表性：“唐五代文人所入之‘蜀’，意同今之‘巴蜀’，其地理范围即今四川（不含唐代吐蕃之境）、重庆两省市的行政区域，而不包括唐代山南西道之凤、兴、梁、洋诸州（今陕南地区）。”学界诸家持说近同，多将唐籍之“蜀”视同“巴蜀”。

前贤卓论，诚详审矣，然以唐人所言的“蜀”为今之四川、重庆，其说可商。唐人所入之“蜀”，果同于今之“巴蜀”耶？或言，当唐人谈论“蜀”地时，其脑海中所指涉的地理区域究竟为何？窃以为，以今人之见识，体古人之思维，倘起时人于重泉，未必允然。论者之中，唯谢元鲁所称近是：“唐五代时期的蜀地，即大体上相当于唐代剑南道的区域。”惜未详加阐发。故此，笔者兹不揣浅庸，试就唐人心目中“蜀”之地望略申管见，尚祈读者不吝赐正。本文所称的“唐代”，即取政治意义上的唐王朝（618－907年）作为研究和讨论的断限，先明于此。

一、历史与文化：唐代“蜀”的两种语境

有唐方制天下，先后裂地为十道、十五道等，无有以“蜀”名者。唐人每称言“蜀”，多不出两种时空意涵：以时间向度言，一为先唐，一为唐代；以空间维度言，一为历史存在，一为文化想象。唐人作文，依语境不同，或用专名，或作泛指。讨论唐代“蜀”之范围，为免滋生歧义，须先知其语义背景，请分述之。

1.历史语境：先唐之“蜀”

唐人论史用典，多本之前代，此时“蜀”为专名，含义有三。

其一，先秦国族之名。卜辞已见“蜀”族，后又列入随从武王伐纣的八国。两周之际，“中国”之外，又有“四夷”，蜀居其中。《吕氏春秋·简选》载：“吴阖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庳、庐、齐、晋，皆国名，是知此巴、蜀亦为国名。杜甫《石镜》：“蜀王将此镜，送死置空山。”用武都山精传说；卢求《成都记序》：“秦遗蜀王五美女，蜀亦遣五丁迎之。”则用五丁开山故事，二者中的“蜀”，均乃先秦蜀国。

其二，秦汉蜀郡之称。秦并蜀，置郡，汉沿秦制，又“分巴割蜀，以成犍、广”，遂有“三蜀”之名。杜甫《石犀行》：“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是用秦郡之名。韦庄《赠峨嵋山弹琴李处士》：“晋朝叔夜旧相知，蜀郡文君小来识”，是用汉郡之名。

其三，蜀汉贬称之号。刘备王西南，自号为“汉”，曹魏则丑之云“蜀”，《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载曹芳诏曰：“太尉体道正直，尽忠三世，南擒孟达，西破蜀虏，东灭公孙渊，功盖海内。”后世言刘备政权，常以“蜀”代。唐人徐夤有诗题《蜀》，中有“能均汉祚三分业，不负荆州六尺孤”句，知所吟咏“蜀”者乃蜀汉。胡曾亦有《咏史诗·南阳》云：“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蜀汉刘备。

2．文化语境：唐代之“蜀”

“蜀”在唐代虽无对应区划，却于时人诗文中被频繁提及，或称“三蜀”、“蜀国”、“蜀川”、“蜀中”等，其地一也。试看下列文句。

蜀中夫子时开卦，洛下书生解咏诗。（王维《古人张諲工诗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隶顷以诗见赠聊获酬之》）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李白《听蜀僧浚弹琴》）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杜甫《三绝句》）

岁八月壬子，旅游于蜀。（王勃《涧底寒松赋》）

征镇之大，实惟蜀川，西距于戎，南渐于海。（白居易《除李夷简西川节度使制》）

易见，上例之中的“蜀”皆非前文所揭之历史性表达，而是一个在唐代行政版图中无法查考的“不存在”的区域。然唐籍又屡见“游蜀”、“归蜀”、“入蜀”等语汇，可知时人脑海中确然存在一个“蜀”地，且此“蜀”是可以感知、可以进入的。此乃唐人普遍存在的对空间、区域之体认和构拟。

有唐一代，文人或游历，或赠别，时常与“蜀”发生联系。其中，有生长于斯者，有亲过羁留者，抑有不曾履迹者。不论为何，文人在称言“蜀”之同时，无一例外地在脑海中进行了空间的汰选。此等由某种共同体验、想象、知识等混合而成，未在地图上标明的空间单位，即现代地理学所称之感觉文化区。该理论认为“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区域的印象和概念，这种知觉依赖于我们的积累，即头脑中关于这种区域的‘知识库’。”在学界，已有学者对探讨唐人的地域感知和精神图景做出过积极的尝试。

作为感性认知建构出的空间，感觉文化区并无一定的划分规则，其界域亦可随时地人事变化，移动或稳定，扩展或收缩。然而“蜀”地在唐既为一通行概念，上至谕旨奏疏、下到歌诗唱和，频繁用之进行沟通，从未出现认知上的混淆。这证明唐人头脑映射中，“蜀”乃是带有共识性的地理单元。这种空间构拟具备相当的稳定性与独立性，此乃唐代“蜀”地可被讨论与研判的前提。

二、空间体验：唐代之“蜀”与剑南道

1．辨唐代“蜀”即“巴蜀”之说

持唐朝“蜀”为“巴蜀”之论者，当以张仲裁说最详，兹移录于下：

唐五代文人入蜀，“蜀”的地理范围就是……巴蜀合一，以蜀统巴意义上的“蜀”。……就唐代而言，虽然朝廷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以“犬牙交入”的原则把蜀地一分为三（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山南西道），但是这并不妨碍当时人在文化地理感觉中将巴与蜀视为一体。比如李白《宣城见杜鹃花》诗云：“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重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这里三巴也就等同于蜀国了。再如唐宋文人进入夔、忠等州而不到蜀地腹心地带，也常称“入蜀”或以“蜀”名其地。白居易量移忠州刺史时，有《山枇杷花》诗云：“万重青嶂蜀门口，一树红花山顶头。”刘禹锡出牧夔州时，有《竹枝》云：“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春。”“山红桃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陆游授夔州通判，次年自山阴启行，述其沿途所经，亦名之曰《入蜀记》。更有甚者，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说：“余尝论归为州僻陋，为西蜀之最。”竟以归州（今湖北秭归）为西蜀之地。鉴于以上原因，同时也考虑到“自古诗人皆入蜀”这一说法最后形成于宋代以后巴蜀合一的历史时期，故唐五代（618－965年）文人只要进入今四川、重庆两省市行政区域者，即在讨论之列。……有时称作“蜀地”，有时称作“蜀中”，有时称作“巴蜀”……其外延和内涵是相同的。

张书为研究之便，合巴、蜀一观，自无堪厚非。至其云唐人以“蜀”为“巴蜀”，则恐非是。今考张说，实有未密之处，其所举例证凡二，皆似是而非。

其一，以“三巴”代“蜀”证“蜀”即“巴蜀”，逻辑有误。对于太白“三春三月忆三巴”句，清王琦解释道：“三巴，巴郡、巴西、巴东也。……太白本蜀地绵州人，绵州在唐时亦谓之巴西郡。”说疑未安。“三巴”之名，起于东汉末刘璋分巴郡为巴东、巴西、巴郡三郡。其中，巴西郡的治所在阆中，辖境大致在阆中以东，宣汉、宕渠以西，垫江以北。而唐之巴西郡，乃天宝、至德时改绵州为之，绵州在后汉时为涪县，属广汉郡。两“巴西”非是一地，王注郢书燕说，过于迂曲。唐人确有以“三巴”代“蜀”者，如骆宾王《饯郑安阳入蜀》：“地是三巴俗。”武元衡《送温况游蜀》：“游人西去客三巴。”北周梁睿曾主政益州，杨炯赞之云：“导文翁之遗训，学富三巴。”以上“三巴”均指称“蜀”，张氏解读不误。

张先生论证之疏在于，“三巴”为“蜀”之代称，仅可推导出，在某些情况下“当时人在文化地理感觉中将巴与蜀视为一体”。诚如马强先生所言：“虽然巴与蜀大致各有地理分野，但在唐诗中‘巴蜀’已经是一个常用组合语汇，一般皆泛指汉魏以来的益、梁一带。”无可否认，就地区间某些共性而言，唐人有时连言“巴蜀”，但这种关联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不可分割的？唐人之区域表达多样，除“巴蜀”外，尚有“巴楚”、“巴汉”等，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巴、楚、汉各自作为独立的感觉文化区有所差别。换言之，“三巴”代“蜀”不构成“蜀”即“巴蜀”这一命题的充分条件，故于作者所证无补。

其二，以所谓非在蜀而言蜀证“蜀”即“巴蜀”，例证有误。张氏所引白居易忠州诗为《山枇杷花二首》之一，在乐天《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之中，朱金城系该组诗于元和四年。白居易元和十四年才调任忠州刺史，所以此诗并非作于量移忠州刺史时。是时乐天尚在长安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未曾履蜀。此诗为和作，可从两方面得证。首先，诗中“蜀门”，即剑门。彼时元稹出使剑南东川，地近剑门，往来鞍马间赋得《使东川》组诗，乐天应是和此。其次，《山枇杷花二首》另一诗中有“推囚御史定违程”句，“推囚御史”正指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赴东川鞫狱而言。故此诗绝非乐天自况，更非以山南道的忠州为“蜀”。

“蜀江”者，盖唐以降，长江自岷江而下，皆可称“蜀江”，是江之泛称，非在蜀地之谓。《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沔州汉阳县“鲁山”条云“其山前枕蜀江，北带汉水”，但唐人不至以楚之汉阳为蜀地。更有甚者，《北梦琐言》“洞庭湖诗”条：“湘江北流至岳阳，达蜀江。夏潦后，蜀涨势高，遏住湘波，让而退溢为洞庭湖，凡阔数百里。”如此，则五代人以湘作蜀乎？以江名判断地望，实不可靠。类似者尚如“楚江”，韦应物有诗《赋得暮雨送李胄》曰：“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则是以江南之建业为楚地耶？此说显然无法成立。

至言陆、范“入蜀”义为“入巴蜀”，则甚是。自宋以降，“蜀”之范围逐渐扩展，指涉地域区于今之“巴蜀”，但放翁、石湖皆南宋人也，正处于作者自谓“巴蜀合一的历史时期”，以此徵唐人之心，实难据信。

综上而言，虽然巴、蜀在唐代有时被视同一体，但唐人心智中，“蜀”则别有专指，当详论之。

2．论蜀、巴人之地域认同

作为感觉文化区，“蜀”之地理范围既应得到区域内部民众之承认，也须包含体认区域之外人士的观感，先就前者述论。

陈子昂，剑南梓州人。其《白帝城怀古》云“川途去无限，客思坐何穷”，在夔而自云为“客”。又《万州晓发放舟乘涨还寄蜀中亲友》诗题亦可证山南之万州非在“蜀中”。唐求（球），蜀州青城县味江镇人。其《舟行夜泊夔州》曰：“故园何日到，旧友几时逢。欲作还家梦，青山一万重。”知夔州在剑南人的体验中，去蜀远矣。凡此，皆蜀人旅巴而不以之同于蜀也。

那么，唐代巴地之人对此又作何种认识？唐李远有《及第后送家兄游蜀》：“玉京烟雨断，巴国梦魂归。若过严家濑，殷勤看钓矶。”关于李远的占籍，明《玉芝堂谈荟》“历代状元”条云：“五年状元李远，夔州人。”清《嘉庆一统志·夔州府》亦载：“唐李远墓，载云阳县西五峰麓。”《云阳县志·人物》有远名，且曰“字求古、肖元，咸通进士，有诗集行于世”。可确认李远为山南道夔州人，称家兄“游蜀”，显以夔州非“蜀”，其中透露出的地域认识，存在着明显的界分。

对于此则考论，或许有人会质疑说，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言远“蜀人”。如是则“家兄游蜀”、“巴国魂归”之说不可解矣。又或者说，远有《送人入蜀》，全诗云：“蜀客本多愁，君今是胜游。碧藏云外树，红露驿边楼，杜魄呼名语，巴江作字流。不知烟雨夜，何处梦刀州。”论者或谓“刀州即益州，代指其故乡”，如是，则李远为益州人。首先，本文前已言明，宋以后“蜀”之认识不同于唐，至元代辛氏时，已略同于“巴蜀”，《唐才子传》云此，非以远为唐之“蜀人”。其次，对远诗之解读有误，“梦刀州”，或曰“梦刀”，刀州即益州，甚是，但索诸文意，末句显就相送之人而言，与李远籍里无涉。

3．宦游客巴之空间体验

上文已证巴、蜀之人并不认同“蜀”即“巴蜀”，以下继而考察客居巴地之人的空间感受。

长庆元年冬，刘禹锡除山南东道夔州刺史，二年正月至夔州，在夔三年而去。其诗《别夔州官吏》自云为“三年楚国巴城守”。《竹枝词二首》之二：“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亦言居巴楚。《始至云安寄兵部韩侍郎中书白舍人二公近曾远守故有属焉》：“天外巴子国，山头白帝城。波清蜀柹尽，云散楚台倾。”易见梦得确认所居夔州在空间上属巴楚之地，与蜀无涉，可知山南夔州非蜀。类似者如白居易为忠州刺史，属山南东道。其《感春》云：“巫峡中心郡，巴城四面春。”《戏赠萧处士清禅师》云：“三杯嵬峩忘机客，百纳头陁任运僧。又有放慵巴郡守，不营一事共腾腾。”由此可知，乐天之区域体验，略同于梦得。

又元稹，论家多言其两度入蜀。案，《旧唐书》本传载其以监察御史身份“奉使东蜀，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稹《使东川》诗序云：“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御史使东川，往来鞍马间，赋诗凡三十二章。”其《寄赠薛涛》之序云：“稹闻西蜀薛涛有辞辩，及为监察使蜀，以御史推鞫，难得见焉。岩司空潜知其意，每遣薛往。洎登翰林，以诗寄之。”是言此去东川为入“蜀”也。后元微之移通州司马，该地为山南西道所领，其《酬乐天赴江州路上见寄三首》其一：“昔在京城心，今在吴楚末。”《酬乐天见寄》：“三千里外巴蛇穴。”《酬乐天春寄微之》：“我随巴蟒瘴烟中。”《虫豸诗七首》“巴蛇”、“巴蜘蛛”、“巴蚁”、“巴山谷间”等。综上，元稹在通州之体认为巴楚之地，在元稹心目中，实在仅有一次入蜀。

4．论有唐之“蜀”在剑南一道

爬梳唐人有关诗文，可知所谓“蜀”地指向且仅指向剑南道，证据有三。

首先，唐人习惯以蜀地等同剑南道。

唐代话语中，“蜀”以及同义的“蜀中”、“蜀川”等皆同义于剑南。譬如，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天恩前史右丞宋爽按察蜀州者，乞早发遣，除屏贪残，则公私具宁。……以前剑南蠹弊如斯。”前云蜀州，后云剑南，知陈子昂以为一地。案，宋爽，遍索唐籍未见。惟史乘有宋玄爽，《新唐书·突厥传上》记中宗拜“文昌右丞宋玄爽为长史”，又有宋元爽，《旧唐书·姚璹传》：“时新都丞朱待辟坐赃至死，逮捕系狱。待辟素善沙门理中，阴结诸不逞，因待辟以杀璹为名，拟据巴蜀为乱。……则天又令洛州长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献可等重加详覆，亦无所发明。”则知元爽曾为上使蜀。《新唐书·姚思廉传附璹传》記此事，作“洛州长史宋玄爽”，知是一人。玄爽为洛州长史，又赴蜀中，正与伯玉所言相合。作宋爽、宋元爽者，疑刻书避讳而剜改。如是，“蜀中诸州”在剑南无疑也。又陈伯玉《上蜀川军事》言：“臣伏见剑南诸州，……愚臣窃见蜀中耆老平议：‘剑南诸州，比来以夫运粮者，且一切并停。……蜀川百姓，永得休息。’”文中既称“剑南百姓”，又言“蜀川百姓”，二者混用，则以剑南为蜀甚明。

肃宗年间，剑南分东西二川，《旧唐书·地理志》：“至德二年……分剑南东川、西川各置节度使。”《新唐书·方镇表》至德二载：“更剑南节度号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增领果州。以梓、遂、绵、剑、龙、阆、普、陵、泸、荣、资、简十二州隶东川节度。”在此背景下，《太平广记》引《北梦琐言》阙文反映了世人对东西川的认识：“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节度柳仲郢闻之，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尤堪玩味的是，两川之人虽相互攻诘，然其前提为“蜀东西川之人”。此种认识，还见于杜甫之诗。少陵《去蜀》自述云：“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闻一多系该诗于永泰元年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时，此后杜甫前往渝州、忠州等地，而自认为已离开“蜀”地。又《春日江村五首》其二：“迢递来三蜀，蹉跎又六年。”二者时间相合，则杜甫以出东西二川为离蜀。

此外，唐人认识中，山南道不在“蜀”境。《旧唐书·高适传》载高适之奏：“剑南虽名东西两川，其实一道。……临边小郡，各举军戎，并取给于剑南。其运粮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犹不举。”先曰“全蜀”，次言“山南”，则后者不在前者之域明也。类似之例如《旧唐书·李绛传》：“（唐文宗大和）二年，检校司空，出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三年冬，南蛮寇西蜀，诏征赴援。绛于本道募兵千人赴蜀。”此即山南西道不包于蜀之证。

其次，安史之乱中，玄宗自京入蜀，史言“幸蜀”，此“蜀”即剑南道。

《旧唐书·肃宗纪》：“（天宝十四年）六月，哥舒翰为贼所败，关门不守，国忠讽玄宗幸蜀。”又“七月辛酉……裴冕、杜鸿渐等从容进曰：‘今寇逆乱常，毒流函谷，主上倦勤大位，移幸蜀川。”同书《韦见素传》云：“十五年六月，哥舒翰兵败桃林，潼关不守。……杨国忠以身领剑南旄钺，请幸成都。……凌晨将发，六军将士曰：‘国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请之河、陇。’……上意在剑南，虑违士心，无所言。”此处行文以“剑南”等同于“蜀川”。再看《新唐书·崔圆传》：“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引圆为左司马，知留后。玄宗西出，次扶风，迁御史中丞、剑南节度副大使。……帝次河池，圆疏具陈‘蜀土腴谷羡，储供易办’。帝省书泣下曰：‘世乱识忠臣。’即日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兼剑南节度使。”崔圆为剑南节度，其自言“蜀”，当指剑南道。

复次，唐时有“镇蜀”一称，用为剑南节度专名。

德宗贞元元年，韦皋“拜检校户部尚书，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剑南西川节度使。”廿年后的顺宗永贞元年，韦皋去世。薛逢《君不见》咏此事云：“君不见，韦太尉，二十年前镇蜀地。一朝冥漠归下泉，功业声名两憔悴。”此“蜀”显指剑南西川而言。武元衡元和年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韩愈作有《奉和武相公镇蜀时咏使宅韦太尉所养孔雀》，以剑南西川节度之职为“镇蜀”。李德裕亦曾节度剑南西川，故韦绚《戎幙闲谈》记云：“赞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语古今异事。当镇蜀时，宾佐宣吐，亹亹不知倦也。”又，段成式《酉阳杂俎》有关于“镇蜀”的谶应故事：“相国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老姥，言：‘郎君……当镇蜀土，某此时不复见郎君出将之荣也。’……及李公镇蜀日，……洎相国崔郸来镇蜀……”案，《旧唐书·李固言传》称其大和二年“以门下侍郎平章事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旧唐书·宣宗纪》有“剑南西川节度使崔郸”之语，是知李固言、崔郸都曾出任西川节度，故皆得曰“镇蜀”。

剑南并含东西两川，剑南东川节度亦称“镇蜀”。严武曾“迁东川节度使。上皇合剑南为一道，擢武成都尹、剑南节度使。”还京后“与宰臣元载深相结托，冀其引在同列。事未行，求为方面，复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等使”，故岑参有《送严黄门拜御史大夫再镇蜀川兼觐省》。此处，“镇蜀川”义同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同样，唐宣宗《授崔慎由剑南东川节度使制》也称“剑南东川”为“东蜀”。

据上可知，唐人心目中“蜀”主要指剑南一道，而并非学界通常认为的并含“巴蜀”。

三、边界指认：唐人感觉中“蜀”之

北、西、南缘

1．北

四川盆地北部为秦巴山地之南翼，米仓山、大巴山等高峻险拔，横绝在此，为蜀之北端屏障。历代蜀地政权几乎均以大巴山为凭，大一统政权体国经野，亦多以山川形便划界。加之翻山越岭的空间体验及气候风物的明显差别，造就了唐人意识中“蜀”的北部边界。

有唐一世，入蜀北道，皆经金牛，而剑门山又扼陇蜀咽喉，“趋蜀之路，必由是山”，为蜀之北塞，有“蜀门”之称。唐李德裕《剑门铭》：“群山西来，波积云吞，地险所会，斯为蜀门。”柳宗元《剑门铭》：“井络坤垠，时为外区。界山为门，环于蜀都。”顾名思义，唐人过剑门方觉入蜀。表达类似体验者，如郭湜《高力士外传》：“及出剑门到巴蜀，井邑、气候、风云，与中国而颇疏。”杜甫《鹿头山》亦描述此种空间转换：“游子出京华，剑门不可越。及兹险阻尽，始喜原野阔。”

2．西

唐代西山，泛指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西山历为戎汉分界，亦即唐代“蜀”地西界。

岑参诗《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得霁字》云：“兵马守西山，中国非得计。不知何代策，空使蜀人弊。”可见西山作为蜀地西界，由来已久。以政治地理而言，唐时剑南道隔西山接于戎羌。《新唐书·吐蕃传下》云：“剑南尽西山、大渡水。”《旧唐书·高适传》：“（剑南道）茂州而西，经羌中至平戎数城，界于吐蕃也。”《旧唐书·张镒传》录建中四年李唐与吐蕃盟文曰：“……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文人感觉亦复如是，杜甫以“西山、邛、雅”为蜀界，《西山三首》其一云：“夷界荒山顶，蕃州积雪边。……蜀将分旗鼓，羌兵助铠鋋。”诗题下有公自注：“即岷山，捍阻羌夷，全蜀巨障。”公在蜀作《登楼》有“西山寇盗莫相侵”句，亦是云此。

3．南

蜀之南境，西邻吐蕃，后南诏崛起，频遭兵火。蜀、蛮之界不居，略在大渡河一线，此即时人感觉中蜀地之南疆。

文宗太和三年，南蛮举兵攻陷西川，掳蜀人数万南归。有关此事，唐雍陶有《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其二《过大渡河蛮使许之泣望乡国》云：“大渡河边蛮亦愁，汉人将渡尽回头。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察其文意，是过大渡河即出蜀界也。证以《旧唐书·杜元颖传》：“蛮驱蜀人至大渡河，谓之曰：‘此南吾境，放尔哭别乡国。’数万士女，一时恸哭，风日为之惨凄。哭已，赴水而死者千余，怨毒之声，累年不息。”再如前引《旧唐书·张镒传》叙汉蕃之盟曰：“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旧唐书·高适传》亦有“剑南……自卭关、黎、雅，界于南蛮”之语，亦可证蜀之南界在大渡河附近。

案，汉域或至大渡河以南，《新唐书·李德裕传》载其镇蜀时，“复邛崃关，徙巂州治台登，以夺蛮险”。上引雍陶诗其四《别巂州一时恸哭云日为之变色》：“越巂城南无汉地，伤心从此便为蛮。”两国交攻，边界浮动，大渡水以南间或为汉壤，然时人似未以之为蜀川也。

综括上文，唐代虽无“蜀”之区划，然屡见称名。唐人所谓“蜀”地，其界域可由时文载籍推知。然则代远难稽，多所省阙，况复感觉分区，人殊异辞，故寻章摘句之间，未敢自必以析毫厘。唯可言唐人心目中，“蜀”地之囿大体在剑南一道，东与山南分野，北达于大巴山及剑门，西至于西山，南以大渡河为限。

作者简介：陶禹，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从事俗文化文献与西南史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