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善扑营的建制

善扑营前身为善扑处，在顺治初已见踪迹。《啸亭杂录·卷四·领侍卫府》[1]95记载的清初宫廷侍卫中，有“尚虞、鹰鹞房、鹘房、十五善射、善骑射、善射鹄、善强弓、善扑等处侍卫，各有专司，统于三旗额内。”善扑处应当是为侍卫府之中，精于摔跤的侍卫所设的专门机构。

善扑营的正式建制则在康熙年间。据《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一》记载：“上久悉鳌拜专横，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系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2]177玄烨智擒鳌拜是清代著名的事件之一，事发于康熙八年，即公元1669年[3]。康熙皇帝向来提倡旗人应遵循“亲弓矢，习武备”的传统，他本人也爱好摔跤，加之摔跤手们在铲除鳌拜这段颇为传奇的事件中立下大功，因而，在康熙八年或稍后，改制善扑处为善扑营。自此之后，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善扑营作为国家级别的专业摔跤组织存在了两百多年，承担和履行着相应的职责，为摔跤这一古老的武技的传承和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2 善扑营的组织管理

2.1 善扑营的选才

较之于前代宫廷摔跤人员的选拔，善扑营对人员出身有明确要求。入选善扑营者称为扑户，出身旗人是基本要求。善扑营中技艺出众者可以入宫出任侍卫，称为善扑侍卫。早期的善扑侍卫要求非常高。因为八旗地位并不等同，其中“镶黄、正黄、正白为天子亲军（亦称上三旗）”，侍卫必须“选其中才武出众之子弟，及执事效力人等之可任者，命之分班入直”[4]471。即是说早期只有出自上三旗的扑户才有资格担当善扑侍卫。不过，自雍正后，为加强笼络下五旗，侍卫选材不再仅限于上三旗，下五旗也会挑选一定数额的侍卫分隶于上三旗中当差，善扑侍卫选材范围也相应放宽。到清代末期，善扑营选材逐渐宽松，回、汉等民族中有摔跤专长者，也能因技艺出众受特殊恩准获得扑户身份加入营中。

善扑营以两两分朋角逐为主要选拔方式，奉行无体重等级差别的竞赛原则，以力量和技巧致对手仆地即见胜负。康熙年间的诗人顾汧著《扑交行》一首，其中有云：“乍闻天语共悚惶，军中壮勇多激昂，辕门发令简阅忙，八旗仡仡腾龙骧，分朋角抵争济跄，就中选得好儿郎。”[5]描写参与者的竞技场面：“有若熊罴逞披猖，有若貔貅跃陆梁，时或痴肥压瘦狂，时或短黔踣晳长，最后两人齐坚强，撼持良久百炼钢，一军粲然咸悦康。”[5]诗文中将八旗士兵不分高矮胖瘦，两两相当、逐对相搏的摔跤活动之激烈和精彩描写得生动具体、淋漓尽致。这种以实力竞技选拔人材的形式，保证善扑营中储备了大量精于摔跤的八旗壮士。

2.2 善扑营的编制

《清会典·卷八十八》记载：“善扑营总统大臣，掌选能力之士各习其艺以供应。凡艺之别曰善扑，曰勇射，曰骗马……”[6]其中善扑额设200名，勇射额设50名，骗马额设50名。“皆以多时精练。设教习二十四名，内善扑教习十六名，勇射教习二名，委署教习二名；骗马教习二名，委署教习二名，分管训练”[6]。即是说，善扑营定额300人，其中包括善扑人200名、勇射人50名、骗马人50名。善扑人称“扑虎”，即扑户；勇射人，顾名思义为有勇力善拉强弓硬弩的射手；骗马人身手敏捷，骑术高超，能在马背或驼背上下翻飞。扑、射、骑这3类技艺都需要过人的力量、技巧和反应速度，是成为出色侍卫的先决条件，与满人尚勇力、善骑射的习俗正相吻合。善扑、勇射、骗马皆编隶于善扑营与其所行使的职责密切相关。

为保证善扑营的正常运作，营中另设档子人8名，职责为“管善扑人拉对档子”，即掌管善扑人的分级测试。又设拜唐阿（满语，清代衙门中管事而无品级者）54名，负责营中杂役事务。拜唐阿中表现优异者，会拣补6人为笔帖式，掌“章奏文移”。这些人员的缺额皆由满、蒙、汉八旗中挑选补充。早期清宫中的侍卫名额有固定编制，不过其后拔补往往不拘定额。善扑营也是如此，人员名额在后期多有变动。到辛亥革命前夕，由于资金紧缺，营中人员只出不进。

2.3 善扑营的管理

善扑营分设左右两翼，即善扑东营和西营。东营位于北京市交道口南大街大佛寺内，西营位于北京西四牌楼北报子胡同旃檀寺。营中根据布库的技术能力分设3个等级，即头等扑户、二等扑户、三等扑户。另有不入等的侯选者，称为“他希密”，俗称“侯等儿”。善扑营归隶于侍卫处，设总统大臣1人，正副统都数人。以下又设协理翼长2人、副翼长6人，由侍卫章京等担当。翼长满语称“钢儿达”，直接负责扑户的日常训练与管理。总统大臣和正副都统必须由王公贝勒担任，正所谓“以近臣领之”。

善扑两营之间每年会举办对抗比赛，以抽签方式分组对抗。比赛以一跤定胜负，不分体重级别，以胜负决定升迁和降职。每个等级的扑户可向上级扑户发起挑战，获胜者便可升级。若有本领特好者，亦可生等比赛，也就是越级挑战。然后由皇帝依本领之好坏加以褒奖，升级加等[7]。每3～4年，宫中会由领侍卫大臣主持从善扑营的扑户中，选拔正式定期当班大清侍卫的比赛。入选侍卫的扑户为善扑侍卫，有资格进宫当差，并且会根据各自不同的品阶，享受不同的俸响。清代一等侍卫为正三品，俸银130两，俸米65石；二等侍卫为正四品，俸银105两，俸米52.5石；三等侍卫为正五品，四等侍卫为从五品，俸银皆为80两，俸米40石[4]471。侍卫待遇按品颁发，与同品在京文武官员岁俸一致。扑户除日常收入外，还可得到宫内的例赏和帝、后的三节两寿的宴庆表演、外巡随扈、行围狩猎等赏赐[8]。可以说，如果能进入善扑营成为扑户，甚至通过对抗选拔荣升为善扑侍卫，跤手的报酬和地位并非常人可比。

善扑营中各个等级扑户的地位和待遇虽有不同，但因有适当的时机允许他们通过技艺展示来升迁晋级，因而保证了扑户们始终处于一种竞争状态，以防止他们因生活安逸而技艺退化。

3 善扑营的职责

3.1 宫廷安保护卫

善扑营是清代郎卫制度的有机构成，承担宫廷安保和护卫是善扑营的主要职责之一。据民国摔跤名宿、扑户后人沈友三叙述：“摔跤，本为一种武术，在昔掼跤人，在宫中应差，名为扑户，亦作‘扑护’。扑护之意，以相扑之武技，护卫皇上也。扑护系一种官职，听从宫中传唤，偶有外邦来使，朝参皇上，则如扑护，入宫护驾。皇上接见外邦来使时，扑护则分立于皇上左右。扑护之装束，亟为奇特，戴大帽，上缀暗白、亮白、亮蓝之种种顶戴，随其品级而异。其袍褂礼服，则披于身上，不系纽扣，足下则着螳螂肚靴，内则赤身披褡裢。若来使有异，欲行刺皇上，扑护即卸下外衣，与来使搏斗。”[9]每次皇帝赴木兰围场行猎，随从的亲兵侍卫由数千乃至上万人不等，“但他们大多为设围和在外围执役的差事，真正能在收围时直接近侍皇帝的随猎者，只有宫中侍卫和虎枪营、善扑营及尚虞备处的少数侍卫官兵”[8]。清帝在行围狩猎时，善扑营“每巡幸有应”，“照例随扈”。“如遇安设，（善扑营）大营则于北面设堆，拨二分，与护军一体进班”[6]。清帝对善扑营的倚重可见一斑。

另外，从历任善扑营总统大臣的人员上也可以窥见善扑营在宫廷护卫中的重要地位。据载，和硕兄礼亲王代善的嫡孙杰书、辅政大臣索尼之子索额图、乾隆之孙安定亲王永璜之子绵恩、怡亲王载恒、定端亲王奕绍之子定敏亲王载铨、克勤郡王晋祺、礼亲王世铎、庆王奕劻、礼王、端王、伦贝子溥化、涛贝勒戴涛等都曾先后主事过善扑营[10]。以亲王、贝勒掌管善扑营事务之目的，显然在于保证善扑营能全心效命于天子，保证宫廷安全。

3.2 宴会演武竞技

自秦创角抵以行“讲武之礼”，历代宫廷重大宴请设摔跤表演几成定律，清代此风尤盛。《啸亭续录·善扑营》称：“凡大燕享皆呈其（善扑营）位。或与外藩部角抵者争较优劣，胜者赐茶缯以旌之。纯皇最喜其伎。”[1]395“燕”即宴会。《养吉斋丛录》上记载过圆明园山高水长楼前的宴会：“每岁正月十九日，例有筵宴，率宸实司其事。是日，侍卫处请派大臣管西南门，善扑营进撩跤名单，掌仪司造玩艺名单，有西洋于秋，罗汉堆塔，哔音曲，善扑营花跤，隅晒跟头诸名目，占出某项预备。香山等营亦有呈进。其地为楼九间，楼下设御座，楼上为内廷主位坐次。内廷王公大臣及朝正外藩、各国陪臣，皆得赐观。”[11]在此种场合之中，善扑营出场的目的当然是要将布库“用相夸视”的功效发挥无遗。所以此类摔跤在献艺名单中直接称为“花跤”，表演多于实战，类似于古代的角抵戏，因而又被称为“演布库”。英国使臣斯当东[12]也曾记述：“（乾隆）皇帝晚年喜欢经常召集各省大吏、领兵将军和属国代表齐集首都，一方面听取他们的奏禀，一方面对他们显示自己的威严……皇帝在廷臣侍奉之下亲自参加了若干游艺节目……掼跤是唯一带有比赛性的节目。掼跤是中国最古老的技艺之一种。表演者不顾长袍和笨重靴鞋的拖累，运用体力和巧劲，设法把对方扔起来摔在地上。”这类表演也常见于“木兰秋狝”的全程。在每次前往木兰围场途中，以及在到达围场后款待随驾的王公大臣之时，善扑营都要“陈布库”[13]13。

除表演性质的花跤之外，一些宴会之中安排有善扑营的摔跤竞赛。每年12月23日，清帝于内廷养心殿前看躀交。参加人员主要是各级扑户，以跤技献艺，接受皇帝检阅[14]。此时比赛关系到扑户的扬名、受赏以及升阶提拔，常常由皇帝亲自主持或指认的王公、贝勒代为主持，扑户场面比“演布库”更为激烈。另外，每年正月初九在中南海紫光阁设有宴会，其间扑户与外客相搏，名曰“客灶”。比赛要求“与外藩部角抵者争较优劣”，竞技对象主要以蒙古人为主。原因在于“蒙人好武好斗，帮于进贡之余，必演此技以相夸示”[15]238。这类比赛为了强调竞赛公平性和体现竞赛双方的真实实力，有时会改以往一仆定输赢的方式为“以三跤分胜负”，比赛结果向来非常受君王的重视。“客灶”演武是清代外交惯例，它既是摔跤技艺的交流，也是政治力量的博弈。因比赛具有锦标意义和政治目的，各民族跤手间的对抗往往十分激烈，会有大批的王公贵族与外蕃使节到场观摩。

3.3 摔跤技艺培训

善扑营的300人定员名额中，有教习一职数人，由翼长统领下指点和督促扑户们练习摔跤技术。八旗之中有筋骨出众者，招收进入营中成为“他希密”后，必须在善扑营中勤学苦练，接受翼长、教习的培训。其他各个等级的扑户也同样要在营中接受日常的训练和比赛。演练的内容除摔跤之外，还有骑射、骗马、跳骆驼，即弓、刀、石、马、步、箭。

由于存在激烈的竞争，扑户们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摔跤的练习之中。他们的训练十分刻苦，从事者自称为“捐弄”。《北平指南》曰：捐弄者，个中之行话，俗称谓之“练习”也。其技纯以臂、脚、腰三工为胜。其练臂工以“抖麻辫”为工具；练脚工，则以踢白木杆子为工具。内中行话，大杆子三百六，小杆子如“牛毛”，谓工夫之深者也[14]。实际练习方式更为多样。训练臂力时以抖麻辫为主要手段，兼习石杠铃、石锁、掷石头掷子，以此来锻炼上肢力量。踢白木杆子和木椿子是扑户练习脚力的常用方法。正因此，《天桥一览》记载，传说中的神力老王爷跶木苏王，每天上朝下朝都要踢十八根木椿子，以致腿力非凡，在躀交比赛中击败蒙古摔跤高手大小蒙牛[7]。其他如沙袋、滑车、吊桩、花砖等器械在善扑营中也有配备，用来加强全身锻炼，从而使受训者在力量、速度、耐力、爆发力、敏捷性上达到相应的要求，能够胜任职责。

3.4 皇城相关差役

善扑营扑户在其他一些重要场合需要接受相关差役。《清会典》中规定善扑营侍卫必须参与武进士选录事务。对此，《养吉斋丛录》有详细记载：“武进士殿试，上阅马步射于紫光阁，坐大幄次西阶下。侍班者皆东向，惟见步靶，不能回顾马射。又阅技勇在景运门外箭亭。诸臣侍班者，领侍卫内大臣二人得赐坐左右，以此侍立最久故，有善扑营十人立于起居注官之后，备搬移刀石之事。”[11]在国家最高层次军事人才选拔过程中，由力量超群的扑户负责应试械器如大刀、石硕等物件的搬移，同时贴身护卫在皇上左右，可谓人尽其材。另外，据《郎潜纪闻·二笔·圣祖处置俄国贡使》记载：“康熙间，俄罗斯贡使入京，仁圣令选善扑处有力者在馆伺候。凡俄国一使一役出外，必有一善扑者从后随之。俄人虽高大强壮，而两股用布束缚，举足不灵，偶出扰民，善扑者从其后踢之，辄仆地不能起，以此凛然守法。”[16]如此这般特殊情况下，扑户接受役使，以自身长技来整治外国无礼壮汉，维护了国家尊严。

4 善扑营的历史贡献与影响

4.1 善扑营在国家意识促动下推动了摔跤的兴盛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条件下，体育往往与国家意识紧密联系，“既要从属于政治，又要服务于政治”[17]。自唐代出现相扑朋开始，体育团体组织的政治目的便用意明显。到清代的善扑营，统治阶层的国家意识更为强烈和直接。

善扑营建制在八旗郎卫制度之中，它担负着从八旗勇士中选拔精才的重任。在清代统治者眼中，善扑营布库决不是简单的身体运动方式，而是体现满人卓绝武功的表现形式。史学家赵翼在《檐曝杂记》[13]14中记载：“上每岁行猎，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之畏威怀德，弭首贴伏而不敢生心也。”赵翼另有《相扑》[18]诗描写善扑营，称：“由来角抵古所传，百戏中独近戎务。技逾蹴毱炼脚力，事异拔河供玩具。国家重此有深意，所以习劳裕平素。”熟谙历史的赵翼用蹴毱和拔河这两项发端于军事训练的身体游戏与善扑营摔跤类比，以表明清代对摔跤军事用途的重视。

在国家意识语境下，摔跤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善扑营是承担摔跤活动的专业团体，成为摔跤发展的重要组织基础。摔跤得以依托皇权在相应的群体中传承和发展，清代中国摔跤进入空前发展阶段。

4.2 善扑营推动中国摔跤内容与形式的演进

特殊的团体性质，使善扑营集聚了大量研习摔跤的专业人士。在长期与蒙古等北方民族的摔跤对抗交流，并吸收了中国传统武术技巧的基础上，善扑营摔跤经过融合和创新，推动中国摔跤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演进。

就攻击技巧而言，摔跤之“跤”的出现，较之于角抵、相扑，并非只是字面上的简单变化，更是清代满族摔跤技术发展的结果[15]255。善扑营摔跤吸收众长，将摔跤的手、脚、腰胯等技术融会贯通，创造出更为丰富的攻击技巧，运用勾、别、坎、顿、压、抡、打、拧、蹳、绊、得合勒等方式，利用人体的各个部位的熟稔配合来实施攻防，以破坏对手平衡达到摔倒对方获取胜利的目的，缔造了中国摔跤的独特技术体系。

从外在形式看，善扑营扑户仿制蒙古跤衣并加以改造，创造出比赛时身穿的硬质棉布短袖开胸的褡裢。褡裢的出现不仅带来了以抓握跤衣而采用的众多别、勾、蹦、揣、搓等技法变革。同时，由褡裢而来的中国跤衣已经成为一种迥异于其他摔跤类型、个性鲜明的文化符号。

此外，善扑营中以树枝、桐油刨花、沙土等垫底，上铺毡子的摔跤场地，制作简便、硬度适中，可以在尽量保护跤手身体不受伤害的情况下保证训练和比赛[8]。它们与现在的摔跤场地的设计目的与原理非常接近，是善扑营留下的重要摔跤文化遗产之一。

清代的跤衣、规则，以及大量的技术动作和术语等文化基因之所以得以传承至今，善扑营建制后两百多年的运行和活动可谓功不可没。

4.3 善扑营影响了中国民间摔跤的传播进程

在清代，除宫廷掌控下的善扑营“官跤”外，民间摔跤称为“私跤”。由于“彼时清廷亦用此道震慑彼邦，乃广蓄力士，以备酣斗，必使其惨败折服而后已，由是躀跤之风民间习尚日多”[19]304。许多志在靠摔跤技艺进入善扑营成为扑户的摔跤练习者，聚集于私跤训练场中，寻求机会参加善扑营扑户的选拔。但“私跤场虽由私人集合，便亦须干过扑户者承头组织”[19]305。扑户的参与，使私跤场实际上成为善扑营后备力量的外围培训场所，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的摔跤发展；另一方面，摔跤毕竟是一种武技，在“禁习拳棒”被明确写入《大清律例》的背景下，善扑营对“官跤”与“私跤”的把持，实际上是将摔跤作为一项特殊的资源垄断在特定的群体和区域之中，限制了摔跤的民间扩散。除京城附近有限的私跤活动外，清代民间摔跤很难形成规模。譬如，号称创始于宋金时期的山西“挠羊跤”，清代之前和民国期间的历史记载较为丰富，而在整个清代却近乎寥寥[20]。穿衣着靴的摔跤在“南方各地尚不多见”，即使是在民国初年，除北平、保定等地外，练习摔跤之人也是“寥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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