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州故地敦煌
摘要
元末明初，沙州地区处于元朝察合台系后裔的统辖之下。洪武、永乐之间，蒙古在沙州地区的统治可能发生过明显断裂，新崛起的困即来家族归附明朝，成为沙州卫。然沙州卫实际存在的时间只有40余年。沙州卫内外矛盾的发展撕裂了统治集团，促使其被迫迁居内地，沙州卫实际废置。沙州卫降人先后经过甘肃河西走廊南山、山东东昌、南直隶，其记载最终消失于两广地区，是明代各类内迁案例中，迁徙次数最多、迁徙路线最远的一个。这一多次迁徙行为与明朝日趋保守的对内迁民族态度和政策改易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不可避免导致原沙州卫降人群体屡次离散，逐渐融入内地社会之中。在明代内迁民族研究中，涉及中国南方不多，但借助沙州卫降人内迁线索可以勾连穿索其他南方内迁民族信息，充实相关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
明代；沙州卫；内迁路径；中国南方
元末明初，今甘、青、新交界处的西北内陆地区大体处于察合台后裔的统治之下。元朝退居漠北后，短期内仍保持着对塞北、东北、西北的直接控制力和云南、“西番”藏区的间接影响力。在“复兴”愿望的驱使下，漠北汗廷在西北地区持续施加政治影响。明朝为追求“一统华夷”的政治蓝图，频频使用军事、政治手段强化对北元的打击，缩小其影响力，逼迫附元的和持观望态度的西北各部族集团尽快归附明朝。在洪武朝的三十年里，明朝西北用兵的规模一般较小，但战事频率较高，军事和政治招抚轮番使用，最终“建重镇于甘肃，以北扼蒙古，南捍诸蕃，俾不得相合”，实现了对河西走廊的完全占领和对西北诸族的控制。随着朱元璋西北经略的渐次推进，西北内陆荒原的隔绝平静状态被改变，原有各支蒙古宗王的实力大为削弱，不少王嗣断绝，新整合的部族集团取而代之。1388年北元覆亡之后，他们被悉数纳入明朝的边疆羁縻军卫体制之下。这是沙州地区区域变迁的政治背景。
明代关西七卫
一、洪武朝沙州与明朝关系
洪武五年（1372）明军大举征伐漠北，冯胜西路军攻入元甘肃行省境内，傅友德所部更是远及瓜、沙等处击败元军。虽然明军很快弃守甘肃，转而在西北边疆采取守势，但是它毕竟开启了沙州与明朝关系的序幕。
（一）洪武朝沙州内属
洪武中期，明朝对哈密及邻近地区的用兵势必影响沙州。洪武十七年凉州卫指挥使宋晟率师征讨西番，曾兵至亦集乃路。或许感受到明人的持续压力，“故元国公抹陀等四人自沙州来归”。《华夷译语》附有《撒蛮荅失里等书》蒙古文献一篇，文中涉及了迁住于沙州的蒙古部落及其与明朝的关系。蒙古史学家司律思考证此文书的时间在1384年11月之前。他将文书中的“木荅”（Muda）与《实录》中的“抹陀”（Mo-to）视为一人，提出不应将抹陀等“来归”理解为此时才归附明朝，时间应更早一些，值得重视。《撒蛮荅失里等书》里提到了沙州首领们与明朝的通使往来，文献里的“指挥古出克”不见于《实录》，但是他的官衔“指挥”在蒙古文书中却是以汉文直接出现，揭示了其所受职位来自于明朝的封授。古出克与撒蛮荅失里等人不像同属一个集团。他即使不是沙州的土著，至少也是在撒蛮荅失里之前来到沙州。如果承认洪武十七年之前撒蛮荅失里等人接受了明朝的领导，那么也只能说明他们是在取得明朝的官职后才徙居沙州地区。在留居沙州后的几年中发展了与沙州传统政治力量的关系。于是我们看到洪武二十四年正月有“沙州王子阿鲁哥失里等遣国公抹台、阿巴赤、司徒苦儿兰等贡马及璞玉”的记载。司律思认为此沙州朝贡者“国公抹台”（Mo-tai，一本作林召）与“国公抹陀”为同一人。它由反面印证了十七年“自沙州来归”的蒙古部落应为撒蛮荅失里集团。使者中的阿巴赤（Abaci）是迁居沙州的十位蒙古首领之一，此时代表沙州王子出使明朝意味着迁居沙州的蒙古集团与土著蒙古集团间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整合。到此，我们可以大体以洪武十七年作为沙州早期内属的标志。
世界中的蒙古帝国
（二）沙州之战与沙州“达人”首次强制内迁
尽管沙州与明廷建立了某种臣属关系，但这一关系没有获得很大提升。明朝既没有在沙州设立卫所，也没有对沙州首领们普遍封授武职。更为严重的是，洪武二十九年明朝竟然发动了军事进攻，矛头直指沙州集团。
《天潢玉牒》载：“二十九年丙子，肃王奏，遣甘肃都指挥陈晖等征沙州、昔耳丁达寇，平之。”此事不见于其他史籍。检《实录》，谓洪武二十九年二月陕西行都指挥使陈晖等上奏：“鞑靼有宗他力者，挈其家属十余口、马二十匹来降。臣等讯之，言：失剌罕之地有伪王撒力失结、伪国公完者不花；失包赤之地有伪国公末台并其属三千余人。于是，命晖及同知马溥率甘州等卫兵五千人讨之，以宗他力为乡导。兵抵其地，击败撒力失结等，获男女一千四百七十余人，杀院使乞力秃儿等一百三十余人，招降七百余人，得马驼牛羊七千六百。事闻，诏来降鞑靼送京师，马驼牛羊赐战士。”笔者认为这两条史料反映的是同一事，只不过史源不同。前者出自藩王上奏；后者出自地方军事指挥官报告。征伐沙州一事对应在《实录》中长期存在误读，以为在青海东北部，结合《天潢玉牒》的记载则有了新解。以下先就相关地名略作考证，以证此事。
昔耳丁，亦写作昔儿丁，《明史·安定卫传》作“苦儿丁”。“昔耳丁”之具体地望，学术界认识一致。此地为今甘肃敦煌市以南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团结乡境内之大小苏干湖盆地一带。
明代前期地图及鞑靼瓦剌
失剌罕在史籍中出现的比较频繁。《（万历）临洮府志》称赵英于“寻以征失剌哈真地，擒伪祁王锁南功。”《武骧右卫选簿》载：“汪桶罕帖木儿，沙州卫达达人。宣德元年收充勇士。正统十三年（1448）失剌哈真等处擒获伪祁王锁南奔等，本年七月升小旗。”正统十三年，明军进攻罕东卫，抓捕锁南奔时，就到达此处。史称毛忠（毛哈剌）：“戊辰（正统十三年）三月奉敕征进罕东等处，至失剌哈真界。夜集虏营，生缚伪祁王锁南奔并部下二百余人，招降沙州等处土达七十余人，升右军都督府佥事。”《实录》中不见“失剌哈真”地名，而是称作“阿速兰山”，显然阿速兰山就在失剌哈真境内，大约是沙州东南方向的祁连山。上述地名均在沙州范围之内，“失剌哈真”实为“失剌罕”之异写。
失包赤，亦作失保赤。洪武八年正月明朝“置失保赤千户所，以答儿木为正千户，世袭其职，隶河州卫”。这里的“答儿木”有可能是迁居沙州的十首领之一。可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河州卫遥领了青海北部直至甘、青、新交界处的大片区域，在洪武初年明朝放弃河西走廊之后，实际上担负控御西北的重任。
陈晖进军沙州的情报来源是降人鞑靼宗他力提供的消息，即在失剌罕和失包赤盘踞了两股蒙古势力。《天潢玉牒》中所说的沙州和昔儿丁正好对应了两处地方。因此，失剌罕和失包赤肯定是位于沙州境内敦煌和色尔腾湖地区。因此，沙州集团当时控制了今敦煌、阿克塞的广大地区。此外，史料记载：当年五月，“甘州护卫将士廵边至供窝儿，获胡人乃哈歹等。询知逃寇祈者孙、乞奴往哈梅里，哈剌章往速剌讨来川，伪王撒户失加往朵工。事闻，诏陕西行都司及肃府护卫：祈者孙已远遁，宜勿追。哈剌章在讨来川，不可不捕。哈歹等二十人发戍沿海卫所”。笔者认为，逃亡朵工（朵甘）的撒户失加王就是在失剌罕被击败的撒力失结王，极有可能是元代察合台宗王豳王的后裔。陈晖此战基本消灭了沙州蒙古宗王集团。降人悉数遣送京师（南京），这是沙州第一次大规模的强制内迁行为。
《天潢玉牒》之《皇朝本记》
二、从沙州卫成立到整体首次内迁河西走廊
永乐初年，沙州与明朝关系迅速密切。沙州卫的设立始于永乐三年（1405）。整个永乐时代，沙州卫为藩屏明朝的西部边疆发挥了作用。随着永乐北征的结束，明朝对东蒙古的系列打击客观上帮助了西部瓦剌。瓦剌勃兴对明朝西北边境产生的压力也随之呈现。宣德以来，沙州卫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外部不断遭遇来自于哈密、罕东、赤斤蒙古，尤其是瓦剌的袭扰，深陷难以自存的困境。此时有一些沙州卫部众选择归附明朝。
（一）正统十一年前的沙州卫
处于强邻环伺中的沙州卫很早就表现出对自己处境的担忧，宣德六年（1431）适逢境内饥荒，困即来请求明廷赈济并帮助修建沙州城，遭到拒绝。明朝仅提供500石粮食，命困即来前往肃州领取了事。宣德九年，困即来再次提出为躲避罕东、西番的掳掠，要迁往“察罕旧城”居住，仍为明廷拒绝。所谓察罕城，汉译白城，一般认为地在今高台县东南。明初濮英曾经率军经略白城、赤斤诸处，后明军曾在此戍守。但是，这个位置并非困即来所指之“察罕旧城”。《大明一统志》云“白城子，在肃州卫城东北一百二十里。《元志》云：在黑水河之西。又瓜州北亦有白城子。”笔者认为当属后者，在今瓜州县北部。
困即来再度准备内迁恐怕仍然与连年灾荒有关，虽然明廷再次否决了其东迁要求，但是同意甘肃边将给予接济。沙州卫的迁离与罕东卫的扩张同步。正统四年，罕东卫都指挥率领部属即已进入沙州地方居住，沙州卫的都指挥阿赤不花率130余家也逃往哈密。对此，明廷下旨要求退回原地，哈密遣返逃人，后又遣使哈密，试图带回在那里的沙州逃人。明廷干预的结果是正统五年都指挥桑哥失力等84家被遣还，但是仍留有指挥哈剌苦木等68家。显然，罕东卫此时业已取代了沙州卫而与哈密卫接境，并开始袭扰哈密，抢掠人口牲畜。
《大明一统志》
正统七年，困即来第三次请求在甘肃近边筑城。在明朝甘肃边军的帮助下，沙州卫顺利修葺了苦峪城，作为躲避瓦剌、罕东等袭扰的据点。这就意味着沙州卫主体开始离开原居住地，移入苦峪城。《明史》称：“自是不复还沙州，但遥领其众而已。”
东迁的沙州卫仍然担负着护送往来西域和明朝贡使的重任，甚至远及莾来川、哈剌忽鲁烘地面。可是随着瓦剌的步步紧逼，沙州等卫对明朝的离心倾向逐渐增强，各番卫间的矛盾也更加激烈。为摆脱困境，沙州卫内部的一些头目开始对外寻求新的发展，其中的政治抉择之一就是归附明朝。自洪熙元年到正统十二年沙州卫整体内迁之前，大约有8批次沙州大小头目归附（见表1）。
明朝政府对于这些早期沙州归附者的管理仍沿袭传统方式，分别将西北河西走廊和北京作为主要安插地域，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政治意图。
表1 洪熙元年至正统十一年间沙州卫内属情况简表
明仁宗朱高炽像，在位期间年号洪熙
（二）沙州卫内迁的原因
宣德年间，瓦剌脱欢拥立脱脱不花为主，击灭了阿鲁台。也先继立之后，瓦剌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向东控制了兀良哈、女真，向西压服了关西诸卫，造成了元亡以来漠北政治力量第一次大规模整合的局面。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对于明朝西北羁縻诸卫的政治倾向产生了直接影响。
明廷也立即注意到了沙州卫政治上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性。正统九年，明人了解到瓦剌也先向沙州都督授职，下旨告诫，随之加紧了对沙州各卫的笼络和情报搜集工作。年底，明朝一方面将沙州主要首领桑加失里、乃儿不花、只孙、彻米彻、滕吉思等人加升一级官职，另一方面直接针对沙州卫进行劝说。明朝声称瓦剌并不可信，要求沙州拒绝瓦剌拉拢，甚至许诺了军事支持。
《明史》
面对明朝和瓦剌的步步紧逼，沙州卫内部分歧很快表面化。正统十年，明廷传来了沙州卫指挥使乃儿不花等邀结瓦剌也先，可能引兵劫掠沙州的消息。沙州卫首领喃哥也开始倾向瓦剌。在明与瓦剌对沙州的争夺中，瓦剌无疑凭藉天时、地利、人和抢占了先机。正统十一年七月甘肃总兵官任礼上奏朝廷，声称沙州卫都督佥事喃哥等“阴有叛附瓦剌之意，恐构成边患”。于是，明朝下决心以强制方式解决问题，“上敕礼等相机收捕，回甘州居住，善加抚恤，毋致失所。果有怀异心者，起送来朝，密奏处置，毋令蛊惑众心”。
沙州卫在明与瓦剌的抗衡斗争中处于非常尴尬的艰难境地，不得不以首鼠两端的形式维持政治平衡。但这种平衡不可能长时间维系，在瓦剌通过联姻、明朝通过敕谕的和平方式都不能确保沙州卫对自己完全臣服后，双方均不约而同地诉诸武力。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沙州卫在困即来死后，内部的矛盾斗争激化和公开化了。这个矛盾除了体现为附明（如桑哥失力）或投靠瓦剌（如乃儿不花）的政治选择外，还表现为沙州统治家族内部的权力争夺。沙州都督困即来死后，明英宗下旨：“朕以尔喃哥系嫡长子，命袭父职为都督佥事，掌卫印信；尔克罗俄领占系第三子，特除都指挥使，协同管事。”在事实上形成了沙州卫的二元领导体制。任礼曾言：“沙州卫都督喃哥兄弟乖争，部众离贰。”当与这一体制的不稳定性所造成的结果有关。
赵朴初题字“沙州”位于今敦煌
（三）沙州卫的第一次内迁
明代前期，朝廷往往将“归附者”们先安排在缘边地区（主要是北部边境），等到确认他们在明朝境内的生存状态趋于稳定之后，常常会将其再度迁入腹里地区。明正统朝对待沙州卫内迁问题也延续了这一方式。
正统十一年适逢沙州卫发生饥荒，明朝在给予救济的同时，甘肃总兵官任礼提议“欲乘其饥窘，迁之塞内”，加之喃哥来称欲入居肃州小钵和寺。肃州以西有不止一个叫做“钵和寺”的地名。概言之，大钵和寺应在今嘉峪关市大草滩水库以西到玉门市交界处一带。小钵和寺约在嘉峪关以北长城以外。任礼遂派遣都指挥毛哈剌（毛忠）、赵哈剌不花随同喃哥先行招抚，大军继至。众人至沙州卫后，喃哥动摇，部众意欲投奔瓦剌。但在任礼大军的胁迫下，全卫迁入甘州，共计205户，1230余人。明廷的意见是：“所议欲以甘州南山一带给之耕牧，俟其志向安定，收为土官土民，随军操调，皆姑从尔议。但安抚远人，须在经久。今其来附，恐非得已，且向背不齐，实情叵测，不可不防。议者谓果无异图，置之边州无不可者。如或不然，必须徙之内地，庶无后虑。此二策何者为便，其审计以闻。”《明史》于此后补充说“然自是安居内地，迄无后患。”研究者往往据此认为沙州卫被明朝留居于张掖南山，后来成为裕固族的先民之一。
然则揆诸当时形势，将上千强制内迁的所谓“达人”就地居住河西走廊，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尤其是瓦剌曾经屡次与沙州等卫筹划缔结姻亲，不得不使明朝对沙州卫上层高度警惕。正统八年，也先遣使欵哥伯准备娶困即来之女为弟媳，赤斤卫且旺失加之女为儿媳。明廷表面上没有明确反对。瓦剌则进一步封沙州、罕东、赤斤蒙古三卫首领为平章，恢复了元代甘肃行省的名号，被明廷视为“意在邀结夷心”。此举引发明朝强烈不满。事实上，自正统九年以后，沙州卫就处于两属状态。困即来死后，也先再次派遣欵哥伯出使沙州卫结亲，并要求喃哥亲自前往瓦剌送女。这一次明朝公开反对，命令喃哥不得离开驻地。上述瓦剌与沙州卫的互动，以及喃哥在明朝和瓦剌之间曾犹豫不决的事实，始终使明朝对其政治不确定性怀有疑虑。因此，明朝最终基于边境安全的考虑，采纳了甘肃边将的意见，选择将其悉数迁居腹里内地。此后，沙州卫作为羁縻军卫已经废置。
明英宗朱祁镇像，在位的第一阶段年号正统
正统十二年三月，迁入河西走廊不及半年的沙州降人再度迁往山东境内。山东东昌地区具备何种条件，使其成为明朝抚置内附沙州部众的目的地，应当分析。
（一）迁居山东原因
首先，从明朝处置“降人”的传统看，山东地区自明初以来就是次重点区域之一。史料显示，东昌地区早在洪武二年已经迁入了“北口子”降人。归附人较大规模的迁入应在洪武二十年以后，史称：“赐东昌等府新附鞑靼官军钞：指挥十锭、千户八锭、军士五锭。”“新附鞑靼官军”的说法无疑与前一年大批内迁的纳哈出金山降众有关。《文登县志》载，清初收回成山卫军屯地时，里面也包括了“达官达军”的土地，表明直到明末，山东沿海军卫中还有达官军。简言之，自明朝初年开始，山东就已经成为安插漠北降众的备选地区。
其次，明朝前期的东昌地区地广人稀，一直是移民的迁入区。移民的来源有二：一是山西“狭乡”的农人；二是山东半岛的无地农人与流民。复经靖难内战、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东昌人口再度流失，这样在永乐朝又出现了新一轮迁民潮。永乐九年、十年两次将“青、登、莱”等沿海三府民再迁东昌等地。明朝早期东昌地区人口稀少，土地空旷，遂成为内地重要的人口迁入目的地。
第三，新增军卫，兵员不足，需要调入有战斗力的人员补伍。宣德五年，武昌左护卫调入东昌，改为东昌卫。据《山东通志》，平山卫卫治在东昌府城东，有五千户所，嘉靖中正军并军余约4 057人。东昌卫在府治南，亦设五千户所，嘉靖中见在正军军余约1 064人。此外尚有“濮州备御中左千户所，在州治西，属东昌卫。正统六年建”，嘉靖中见在军约445人.考虑到两卫，尤其是东昌卫军伍失额严重的情况，可以认为在改卫之初，东昌卫就不是满额的军卫。那么，从军卫补伍的角度讲，迁徙沙州民众来东昌从军屯田也是必然之举。
《文登县志》内页
（二）沙州卫降人迁居山东
明朝指派沈翼负责沙州卫内迁山东事宜，史载：“（正统）十二年沙州达官南哥内附，敕翼徙置东昌、平山，升郎中。”此次内迁还有一些遗留问题尚待解决，主要是少量原沙州卫余众未能跟随整体内迁。困即来在世时，沙州不断遭遇哈密掳掠，部分民众散处哈密。喃哥归附后，这些人的家属全部入塞。因此，他们趁跟随哈密入贡的机会留居内地，如沙州卫遗众矮尔丁、把剌亦等人就是这种情况。他们主动内附后，明廷“还其妻子，分隶东昌、平山二卫”。再如正统十四年，嘉峪关所获“亦巴户免列二户系投降达官都督喃哥部下人，合随喃哥于东昌、平山二卫安插拨田，支给月粮优养”。
当然明朝最关心还是喃哥之弟锁南奔的下落。明朝强制沙州卫内迁后，并没有见到锁南奔的名字。据任礼报告，他已成为瓦剌的祁王，逃往罕东。《毛忠传》的说法是：“时闻沙州都督喃哥偕弟却领占潜通瓦刺，将谋内寇。其弟锁南奔已密受为（伪）封祁王，逸去。”正统十一年九月喃哥内附之际，向明朝报告称其弟锁南奔早年曾聘罕东卫指挥撒巴之女为妻，此时正在罕东成婚。甘肃总兵官任礼也称：“臣访得锁南奔曾受瓦剌伪封祁王，恐有他变。”为此，明英宗专门派人前往罕东卫招抚锁南奔。可是，明朝在罕东的招抚遇到了麻烦，罕东卫都指挥阿黑巴拒绝遣返。正统十三年任礼加兵罕东，终于擒获锁南奔，兵部要求将其处死。明廷认为：“朝廷先因沙州系近边卫分，每被瓦剌逼胁欺害，已准都督喃哥等奏移其全卫头目人民于境内安居优恤。锁南奔不感朝廷大恩，潜窜瓦剌，私受伪职；又拒官军，不听招抚。论其叛逆之罪，固当处死。但念其父兄忠顺年久，特屈法伸恩，免其死罪。待其到时，兵部与通事明白谕以恩意法度，连其家属，送东昌卫与其母兄完住。”此时，原沙州卫的全体部众都被安插在东昌。另据史料中反映的内迁沙州卫户数和人数（200余户、1 231人）看，迁出河西走廊进行的比较彻底。
《山东通志》
四、故沙州卫的第三次迁徙——南直隶
山东东昌、平山诸卫，青平、博平二县并非沙州卫民众在内地的最后落脚地。正统十二年八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史濡认为：“平山、东昌二卫安置达官都督喃哥等部属，恐后生养蕃庶，泛滥为非，难以制服，宜分遣往各都司卫所安置。”但他的提议未获允准。
（一）三度迁徙之原因
“土木之变”发生后，北直隶及其邻近地区居住的所谓“家达子”乘势而动，杀人劫财，扰乱社会治安。于是又有人提出南迁沙州达官军的意见，如户科给事中王竑言：“原取沙州达官于东昌府卫安插者，其人素习凶犷，平居无事，常为盗贼。今虏寇犯边，尤宜堤备。乞设法俵散各人于江南远方，庶不乘机为患。”“土木之变”的严重败局给明朝上下造成了深刻的心理恐慌，民族猜忌的不信任情绪和防范意识迅速抬头。王竑之言得到朝廷的认同。
景泰间，提督辽东军务副都御史寇深就提议将开原等处的400余户归附人移入内地，并成为定制。兵部担心出现意外，要求再行斟酌。这说明明廷开始认真考虑将归附者起赴遥远南方的可行性。尽管此前有许多归附人被安插在南京锦衣卫，但多是考虑到归附者的主观意愿，而没有明显的防范意图。景泰朝之后，除了个别情况的反复以外，来降人迁居南方已成为基本趋势并最终成为定制。
王竑（谥庄毅）像及其书法
尽管代宗同意南迁沙州降人，但在整个景泰朝并没有公开实施。原因在于明朝用另外一种调兵南方征战的替代方式造成沙州达官军主力脱离山东的事实。调兵镇压南方少数民族“叛乱”，表面上看是作为明朝军队组成部分的达官军的职责，也是达官军“报效朝廷”的主要途径，实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掩盖事实上的南迁，以及“以夷制夷”的政治企图，且又不容易引发原沙州降众的不满。
明朝自从永乐迁都北京之后，南直隶人口较少的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获得真正改观。至少在正统初年，南直隶人口较之明初仍未有明显起色，这就为军卫南迁提供了客观条件.
再度迁移沙州部众的直接原因是山东西部地区自永乐朝以降，灾害频仍。在1415年至1458年的44年间，山东东昌地区发生各类自然灾害不下20次；而自沙州降人内迁后的13年中，各类灾害超过11次，发生频率更高。特别是景泰末天顺初年的水灾，出现大规模的流动饥民，需要政府赈济，税粮蠲免也达到创纪录的数额。山东东昌等地的社会动荡形势加剧，当时的山东当地官员说“山东都司所管卫分多有安插夷人，又兼旁海，居民好乱”，请求朝廷派遣得力官员前来任职。
明代宗朱祁钰，在位期间年号景泰
天顺二年（1458）三月，英宗在给镇守临清平江侯陈豫的敕谕中说：“朕念山东连岁荒歉，人民流离，困敝已亟，诚为可虑。其东昌、青、莱等府又多安插夷人，第恐因而相聚为非，未然之患，不可不防。敕至，尔宜不妨镇守往来巡历，整饬兵备，振扬威武，潜消意外之患。如遇盗贼生发，即为捕灭，毋令滋蔓。”沙州卫降众居住山东已超过10年，明英宗再度关注他们的原因更主要的是自然灾害导致连年歉收，人民生活无着落，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这一年，年富一直在山东活动，沙州部众的南迁与他有一定关系。年富早年对于明朝的内迁民族政策颇多微词，并公开声称“国家可忧，戎狄为甚”，对永乐以来的招抚政策猛烈抨击，要求将归附人“遣返故土”。类似的观点，李贤早年也曾提出过。不过明政府的主要官员，如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认为：“缘此乃朝廷一视同仁之心，怀柔远人之法。若从富言，恐非良策。上命如议勿遣。”遣返“远人”之争才算告一段落。虽然笔者认为年富要求软禁罗秉忠的提议未获支持，但是他表现出对山东沙州达官集团的忧虑不能不影响朝廷决策。年富巡抚山东之初，明英宗向他强调：“及有安插达子亦宜谨慎防闲，加意抚恤。”他“奏徙降虏之居东昌者，用销未然之患”，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促使朝廷下决心再度南迁沙州部众。
这年六月，原居平山卫的喃哥之弟克罗俄领占（罗秉忠）提出希望与其弟琐南奔及家属居住北京，明英宗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将他在东昌的部属送往南京。同月，“命都指挥佥事武忠等管送山东东昌等府住坐夷人赴南京安置”，英宗特别指出因为山东连遭灾荒，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特念降夷度日艰难，恐致失所，故遣官送赴南京有粮之处安置，俾皆生遂”，要求武忠等人将这番道理告知所有待迁者，以消除抵触情绪。又命令：“凡所经军卫有司，皆令应付舟车，给以廪食；在途加意抚绥防闲，如或疏虞，及因有扰害，必尔罪不宥。”最终在天顺二年故沙州卫人又由山东迁居南京地区。
年富像
（二）明朝对南京“达人”管理的调整
明英宗复辟后，在南直隶大规模调整了官僚机构，天顺元年六月全部更换了南京五军都督府的掌事官员。此前，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吕贵声称：“本卫安插达官指挥千百户头目等二百五十八人，虽称归顺，其心难测。且汉人不晓其言语，乞选在京达官内素有名望，谙晓夷语者一员，以抚恤之。”明廷随即指派达官都督佥事高通接替张通前往南京后府理事，“兼抚在彼达官头目人等”。自正统初年以来，边外归附的外族人士越来越多地被明廷安插在南京锦衣卫，到高通接手管理南京达官头目之前，根据《明实录》所作统计，大约有43个批次的至少135位达官头目被明政府安插在南京锦衣卫。这无疑增加了管理的难度，所以才有新的任命。高通就职之后直至天顺末年仍有约13批次，66名达官头目被安插在南京锦衣卫。直到成化年间，明朝才不再将境外归附者安插在南京地区。
天顺二年，沙州卫民众被迁至南直隶后，也归高通管辖。三年，高通请求朝廷令南京太医院为达官治病时，曾提到自己的职责是“奉敕抚安各卫新旧达官头目人等”。因此高通除了管理南京后府属卫事宜之外，更有监管南直隶各卫达官头目的重任。“新旧”无非指原来安插居住和新近迁调而来的两种情况，沙州卫无疑属于后者。由于原沙州卫部众数量远远高于那些零散归附者，因此给高通的监管带来了很大压力，为此，天顺三年，南京守备等官员上奏朝廷请求加派协助高通管理“夷人”的达官官员。但是，南京的奏章遭到兵部驳斥并受到英宗的“切责”。问题的症结不是地方和中央对于增派管理官员的必要性产生分歧，而是围绕官员推荐权、任命权出现了矛盾。南京地方官员推荐的吴良虽然“老成练达，谙晓夷语”，却最终未获任命“抚夷”，中央仍要求南京方面“于久住达官内会选谙晓夷语，老成谨厚者三四人以闻”。不过朝廷反复权衡的结果还是从北京调人前往南京协助管理。九月“命京卫带俸都指挥同知廉忠往南京管理新附夷人”。除了廉忠以外，还有“抚管夷人都指挥”韦兴。这一系列措施，尤其是天顺三年后形成的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由达官都督佥事和都指挥出任“抚管夷人”要职的制度在客观上保持，乃至强化了明廷对南迁沙州降人的控制。
今人绘制的锦衣卫官服
截止天顺元年，南京锦衣卫见载达官头目数是258人（这里应涵盖了正统前的数字），再加上天顺朝的66人，南京锦衣卫带管达官头目总数约324人以上。计入刚刚调入的故沙州部众官舍数量约70名，约占南京锦衣卫达官目舍的1/6强。这应是南直隶原沙州卫达官的基本情况。
锦衣卫官服
（三）南京地区沙州降人寻踪
沙州卫部众主体再迁南直隶之后，史料中仅有一鳞半爪的线索：
天顺八年十二月，猛哥帖木儿，年二岁，达达人。有父鬼力，系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带俸指挥同知，征进两广，杀贼阵亡，例升一级。
弘治九年七月，赛因孛罗，沙州卫达达人，系南京锦衣卫镇抚安插带俸故达官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嫡长男。
明代《武职选簿》中都要记载每位武职世袭辈次，脚色名目，获功来历，袭替降绝缘由。上引材料反映出该家系出自沙州卫的“达达人”。初辈名唤鬼力，是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带俸指挥同知，应是死于天顺八年前的两广征战中，为此追授指挥使承袭。检《实录》有：“命故都指挥佥事苦出帖木儿子瓦失加袭为指挥使，指挥同知锁南子莫罗孩、指挥佥事翁失台子鬼力俱袭职，从本卫都督困即来奏请也。”《选簿》与《实录》中之“鬼力”无疑是一人，早在正统八年已袭职为指挥佥事。沙州降人自山东迁居南京是在天顺二年，那么这个鬼力一定是自山东调职南京锦衣卫的沙州达官。《南京锦衣卫选簿》明确记载沙州达官仅此一家，且在嘉靖年间绝嗣。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收录了大量《武职选簿》
另有一疑似沙州达官的记载。先是，附明的沙州卫首领罗秉忠（克罗俄领占）曾跟随陈友征战湖广，大约是在此时，他的带俸卫籍出现了变动——由平山卫改调辰州卫。《实录》载，天顺元年“赐湖广辰州卫带俸达官左都督克罗俄领占姓名罗秉忠，从其所请也”。该资料几乎不见其他学者提及，主要因为《明实录》正文文本在此处存在严重脱漏，须依照《校勘记》恢复原始内容。罗秉忠等人被抽调赴湖广征战的时间是正统十四年，有理由推测其卫籍就在此年被改注为“辰州卫”。政府调整卫籍的目的是准备在其镇压叛乱后就地驻扎镇守。到景泰四年，总兵官保定伯梁珤奏称克罗俄领占等“今仍留在彼操守”。另，景泰五年，“户部奏：湖广布政司调去征进达官，今该安置于彼。请移文本布政司，令月给米二石养赡其家。从之”。可知沙州达官军留居湖广地区至少有5个年头。基于此看《南京锦衣卫选簿》中之“指挥同知宗辅”条，二辈宗失加兀力加下载：“景泰六年二月，宗失加兀力加，年三十二岁，系辰州卫中所故达官正千户火脱赤嫡长男。”三辈宗色塔儿下载：“成化元年五月，宗色塔儿，年四岁，山后人，系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带俸达官指挥佥事宗失加兀力加遗腹嫡长男。父于两广杀贼获功一级，例升指挥同知。未升先故。”首先，该武职系达官，先于辰州卫带俸，后调南京锦衣卫，与沙州达官军活动轨迹吻合。其次，前三辈武职人名，尤其是二辈、三辈的译名用字特点与包括沙州卫在内的西北“西番”地区惯例相近。笔者认为，该武职出自沙州达官的可能性很大。
查看现存南京各卫《选簿》，没有发现更多沙州达官的证据，甚至连天顺二年由平山、东昌二卫调入的记载也未出现。这一现象与理论上70名沙州达官南迁后必定会出现于南京各卫《选簿》的预期大相径庭，尤其在“达人”数量较多的南京锦衣卫《选簿》也出现如此情况的确难以解释。分析导致巨大反差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
明代《武职选簿》
第一，沙州达官征伤逃亡数量太大，人数急剧减少，遂无法反映。征伤故绝在明代世袭武职中并不鲜见，军伍失额50%也是正常现象。但即便如此，沙州达官至少也应有约30名左右出现在南京各卫《选簿》中，这与仅有一例的记载差距过大，很难成为唯一原因。
第二，南京军卫《选簿》并不完整，影响了对沙州达官的记载。南京军卫中，锦衣卫是安插“达人”的主要军卫，这在南北两京是通例。所以锦衣卫中达官数量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南直隶各卫某一类型达官的存在状况。从《南京锦衣卫选簿》中的孤证来看，沙州达官在锦衣卫中几乎没有踪影，所以南京其他军卫也很难再有更多的沙州达官。
第三，南京地区不是沙州达官的最终留居地，而仅是曾经迁居地。这是解释南京沙州达官数量稀少的最后原因了。根据现有资料追踪分析，南京沙州达官军出现了“官”与“军”的分离。“达官”“达舍”多数最后离开了南京，驻扎到两广地区。
《明实录》
五、故沙州卫的第四次内迁——两广地区
（一）明中期的两广危机与达官军南征
成化初年，明军用兵两广，再次征调两京达官前往作战。提督两广军务的都御史韩雍曾上奏：
查得景泰年间，海宁伯董兴征剿广东反贼黄萧养。事平之后，曾奏留在京达官在于广东安插居住，遇警调用。今看得调来随征南京达官都指挥使廉忠所统达官都指挥你里哈荅等四百余员名，见在广东地方截杀流贼，俱各弓马熟闲，又肯当先杀贼。今广东地方流贼虽已会兵剿灭，倘后或有生发侵犯。若留达官相兼官军截杀，必至贼徒风闻敛息，免致再劳动调官军征进。况前项达官安插在于南京，虚费廪粮，无益于事，合无将都指挥使廉忠并领达官你里哈荅等四百余名俱存留在于广东城安插居住。内廉忠仍于原带俸衙门带俸，达官都指挥于广东都司带俸，指挥等官于广州前卫带俸。俱着落广东三司等官踏勘空闲地土，起盖房屋，拨与居住。内有家小者，乞敕南京守备官差官拨船，沿途应付行粮下程，起送前来完聚；无家小者，着落三司设法措办官钱，代为聘娶。俱定与则例，按月厚其廪饩，供给下程柴草；冬夏给与绢布、衣服、靴帽，并着落廉忠加意抚治，不许剥削科害。但遇两广地方贼情警急，听调杀贼有功，照例升赏，诚为有益。
两广地方志中涉及达官军迁居当地缘由的解释往往都追溯到这份奏折。
景泰初年，广东黄萧养（1410 —1450）起事。明廷派军镇压，当时就曾“调南京官军二千，付（董）兴领统之”开赴广东。事平之后，董兴所部曾在广东就地驻扎，但为时不久，景泰四年董兴所部被取回。虽然南京军士留居广东不过4年，却形成了南京军因征战移驻广东的模式。景泰间广东驻扎的南京武装既有武官，还包括普通士兵。根据韩雍的说法，留居者以达官为主，这是其特点。
韩雍
然而另外一条资料显示，景泰四年之后，广东地区仍然驻留有一些达官。天顺元年七月，“兵部奏：近有旨，令查云南、广东等处征进达官达军数目。自正统七年至景泰七年共调去一千八百人。上曰：此达官达军多与朝廷效力，始因地方未宁，就留彼处住札，听调杀贼。中间亦有不挈家室者，在彼年久，恐致失所，俱仍取回原安插地方，听其休息。沿途有司照例应付，毋得生事扰人”。首先，“自正统七年至景泰七年共调去一千八百人”的说法表明景泰四年之后，包括广东在内，仍然陆续有达官奉调前来驻守。其次，与翁信奏折中提法相似的是许多达官达军征进之际有“不挈家室者”，有的人已经“娶妻生子”，基本上定居于此。那么，坚持将达官取回原安插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虚费廪给，且生事扰人”，于家室分离日久“恐致失所”。本质上是，征战的局势趋于稳定，地方军政部门试图减少经济和管理的负担。更兼朝中权贵借此拉拢达官，壮大自身政治基础，所以才出现大规模的达官返回原卫现象。
反映黄萧养起事的素描画
天顺初年，广东再次动乱，明廷仍采用了景泰间调京军镇压传统措施。五年，南京守备太监怀忠招募“安插夷人”从征，得466人。朝廷指定南京抚管夷人都指挥同知廉忠从征，都指挥韦兴留南京继续“抚管”“夷人”。除了南京达官军之外，北京方面也征调了和勇为首的在京达官军，两相合计有950余名。天顺七年，廉忠被升为都指挥使。那么，韩雍奏折中提到廉忠率领南京达官留驻广州事应在七年之后。实际上，廉忠留驻广东不在天顺年间，而是在成化年间。成化元年广西侯大狗军已深入广东、江西、湖广等地。广西当地守臣的意见是“自来官军取胜，全藉达军骑射，乞调达军，委都指挥廉忠统领”。明廷派遣赵辅、和勇、韩雍前往镇压，廉忠则再次随和勇出征。二年，明廷认为两广战事平息而撤军，留“游击将军右都督和勇统达军留广东驻札”。这即是说最初是由和勇在广东管领达官军。成化三年，明廷设立十二团营坐营官，和勇在效勇营坐营，“和勇所领两广杀贼达官军，令都督佥事廉忠代领杀贼”。随后，廉忠被命为游击将军，取代了和勇。成化五年，镇守广东太监陈瑄等提出将达官军分班操守。明廷否决了此议，反复讨论的结果是：“今既有家业不愿者听，其达军从征，日久艰苦，仍令镇守等官量给官钱赏劳，待贼平之日具闻。”同年八月，以冯昇代替年老有疾的廉忠。根据兵部对陈瑄陈奏的意见，在两直隶有家属田产的达官军应该返回驻地，导致两广征进达官军数量下降。所以，成化六年，新任两广总兵官陈锐又请求获得“达官舍余”100名（原请求300余名）随征。但是上述调往两广的达官军并未真正长期留驻。成化七年陈瑄上奏要求增调达官军，最终确定由南直隶、浙江、福建抽出200名赴广东安插。成化十一年两广事态基本平静后，冯昇返京。
整体来看，在京达官迁居两广地区的做法始于景泰年间。天顺至成化初，参与两广战事的两京达官军确曾一度留驻广东。其中来自南京的达官数量有466名，超过了南京锦衣卫达官数的总和，因这里面包含了绝大多数沙州达官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期间出现了多次反复，毕竟从成化二年到八年，经过6年终于将大部分南京达官（包括沙州达官）调入两广军卫。从此，迁居内地的沙州部众内部完成了“官舍”与普通成员的彻底分离。作为沙州集团上层的官舍头目迁居两广，而普通“达军”（或“达民”）则散布于南直隶地区。由于《选簿》仅仅包含试百户以上武职，所以沙州达官再也无法出现在南直隶军卫的《选簿》中了。
南直隶地区及其地理详图
（二）留居两广的南直隶达官
两广事平之后，南直隶随征达官就驻扎在广东各地。史称：“我朝成化初，廵抚韩襄毅公征剿广西诸蛮洞，断藤峡八寨，及广东高雷等处流贼。奏调达官达军千余名，专命都督佥事一员领之。两广猺獞岀入山林，利用镖枪、牌刀诸短兵，不能当骑射。故达军所向辄胜，贼畏之。乃奏留调拨，月给廪饩、下程、柴薪，予冬夏衣帽，子孙亦许承袭。”南京达官在广东具体分布于广州四卫以及雷州、廉州、神电三卫。广东“达官”的数量据《岭海舆图》称：“见在达官指挥、千百户、镇抚共一百七十一员，总小旗、头目、达舍共七百九十四名。”但是分别涉及各地达官旗目舍数目时，又出现了矛盾，如广州四卫计376员、肇庆卫德庆所40员、神电卫28员、廉州卫39员、雷州卫35员。其他地方志所载为雷州卫四所21名；廉州情况不明；神电卫大约26名。很可惜，广东达官主体的广州四卫目前尚无更多的数据。到嘉靖时代，分布于广东各卫所的达官见在仅有285名；从广东最初安排了不少于400人计算，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到嘉靖间，失额至少已达28.75%，也就是减少了约三分之一达官数目。再据《德庆州志》所载，德庆所自成化八年调来安插55名，嘉靖中见存12名，失额更高达78%。尽管数据分歧无法弥合，但是广东达官数量持续下降的趋势还是明显的。
两广地区在洪武时期就曾安插过纳哈出的降军。天顺元年明英宗“命兵部凡来降达子回回俱留在京安插”。但这一命令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成化五年，广西副总兵右军署都督佥事夏正直接提出“乞后有降虏，及谪戍者俱发广西补役”的要求。弘治六年（1493），明廷强调，“惟达官有犯，押发广西边卫立功”；广西作为达官谪戍地的规定在正德朝才开始有了变化，“正德元年令，达官犯罪，应调极边卫所者，北方非宜，两广太重，俱编发山东边海等处带俸差操”。然而武宗朝，仍认为“故事，夷人归义者皆送两广安置”，这一传统没有太大的变化。
《德庆州志》
（三）故沙州卫残众流徙两广辨
在两广安插居住的达官中，虽然从理论上看应该有沙州达官的后裔，但是现存档案与地方志中零星的达官记载中却没有原籍沙州的说法出现。其原因有必要作一分析：第一，存世两广《武职选簿》的数量很少，而广州四卫、雷州、廉州等重点安插达官的军卫竟付阙如，无法依靠档案材料进行探讨。第二，史料中安插达官的两广主要卫所相关记录内容有限：一种情况是根本没有提及原籍问题，如《雷州府志·兵防志一》虽然记载了四家达官指挥使、千百户、镇抚的姓名和承袭，但均未涉及原籍。另一种情况是虽著录了原籍，但没有沙州籍，如《廉州府志·附达官》中记载的三位达官佟瑛、朵纶、哱啰等人。第三种情况是原籍记录发生过变化，如《柳州卫选簿》载指挥佥事闻盛家族的祖先定住之父“原系同纳哈出归附”的达官，但是在其原籍项下却记作“密云县人”；再如《桂林右卫选簿》载指挥使麻凤家族的祖先是“大都驴，系金山达军，洪武二十年归附”，也将原籍记作“宝坻县人”。所以，在两广地区的军籍记载中，达官原籍的记载至少是有缺漏、不完整，甚至改动的情形，这样在客观上为追溯两广地区沙州达官原籍明确记录增加许多障碍。这一点需要强调。第三，两广达官的确存在数量急剧下降的现象，其原因还可从明朝政策的变化来解释。明武宗即位后，御史王仕昭在“抚安边方三事”中提出“广东达官子孙其材力无异于土人，而支给靴帽、柴薪等银物犹如父祖时，似为太滥。宜查其承袭三辈以后者裁减”，得到武宗肯定。对广东达官后裔的裁汰使得见诸方志记载的达官数量极为稀少，自然也很难再看到沙州达官的身影了。
这说明沙州达官历经迁徙、征战之后，与土著居民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开始融入当地社会与文化之中。籍属已变得无关紧要，不再引起重视。
图1明代沙州卫内迁示意
六、余论
正统十一年沙州卫集体内迁后，沙州卫故地旋为罕东卫所据。学者立论往往忽视了两者间的明显差异。毕竟在沙州卫内迁后，明朝仍有“沙州卫”的提法，不免混淆视听，从而将明代早期内迁的沙州卫和明代后期由沙州故地内迁的其他边卫混为一谈。实则明人对沙州卫废置问题的认识是清楚的，如《裔乘》中明确指出“其先置后废者曰沙州”，同时还解释说：“是时，喃哥以困瓦剌，率部属二百余户，一千二百三十余人来归。命居之山东平山、东昌二卫，自都督而下给粮及耕地有差，沙州遂废。”至于沙州卫名称长期存在的现象，《一统志》认为：“本朝初置沙州卫，以首领困即来为都督治之。正统中徙其众于内地，但名存而已。”在成化十五年九月，明朝明确于沙州卫故地新立罕东左卫以取代故沙州卫。所以，明朝中期以后明人称沙州和裕固族历史传说中的“西至沙州”都是沙州卫故地，准确地讲是罕东左卫。明朝后期，来自沙州地区的少数民族确实被安置在甘州南山一带，成为今天裕固族的族源之一，但是它与早期内迁的沙州卫毫无瓜葛，不可不察。
今敦煌成为了沙州卫故地
更重要的是，“土木之变”后，明代宗上台，致力于在北部边疆全面推行防御政策，对内对外的防范意识空前高涨。那些自洪熙朝以后对内附民族政策怀有不满的声音，通过土木之变的严重败局获得了印证，于是舆论环境出现了一边倒的喧嚣。某种程度上，内附“达官军”生存环境的恶化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由于不信任情绪的蔓延，明政府倾向于对外一度关闭招抚的大门，对内倾向于将南迁“达官军”的提议毅然付诸实施。但是，“达官军”的军事价值不仅明朝不能忽视，甚至极为倚重。所以明廷一度陷入选调“达官军”南征的现实抉择和充斥着“降夷”的怀疑情绪的两难境地之中，呈现出明景泰朝内附民族与政府关系的特殊景观。
“土木之变”示意图
15世纪，漠北政治力量再度复兴与明朝立国近百年来国势转弱形成对比，地处两大政权夹缝中的塞外各卫压力空前增加，于是在两个层面构成了沙州卫的生存困境：“土木之变”前南北争夺中的撕裂困境和明朝空前军事失败后的疑忌困境。屡次内迁成为摆脱困境的实现途径。明政府无疑是内迁的主导性因素，但必须指出沙州卫官兵民众自身在配合明朝政策变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政治环境常有剧烈变化，但它毕竟在相当程度上坚定了明政府对内迁民族的总体认识，维系了抚置政策的传统。在此背景下，原沙州卫部众在内地迭经辗转，最终经南直隶留居两广。达官迁居两广之后，处于汉文化优势包围中，自身民族特点逐渐消失。到明朝末年，他们中的大部分应该转化为汉族。
《大明一统二京十三省图》
最后，从史料使用的角度看，明代武职档案资料在张鸿翔先生之后长期未能引起治民族史学者的足够重视，因此尚未被真正利用，其史料价值也没有凸现出来。新刊《武职选簿》中确有涉及内迁故沙州卫人员活动的内容。与《实录》相参证，获益良多，亦有助于深入分析沙州卫内迁史实的探讨。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作者：周松，系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编辑：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