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传奇女子，你可能会想到很多人，比如宋家三姐妹、林徽因、张爱玲等等。而说起黄蕙兰这个名字，虽然不及前者几位有名，但她身上的头衔可都了不得！

她是南洋“糖王”最宠爱的千金，民国最有钱的小姐；她是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全中国最会穿衣服的女人；她比美胜过宋美龄，被誉为“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亚洲“糖王”千金

用“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来形容黄蕙兰的身世，一点都不夸张。

1893年，黄蕙兰的祖父前往南洋，凭借着过人的经商头脑，积累了700多万美元的财富。到了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这一代，更是钱生钱，一手打造了糖业帝国，成为爪哇的华侨首富，人称“糖王”。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

黄蕙兰的生母魏明娘，是爪哇中国城内第一大美女，虽然父亲娶了18位姨太太，有42个兄弟姐妹，但黄蕙兰是最受宠爱的一个。

因为母亲没有儿子，所以更是视她为掌上明珠，下定决心让姐妹两出人头地，将来要成为一枝独秀的名媛。黄蕙兰也不负众望，从小跟随母亲周游各国，会说6门外语，唱歌、跳舞、画画、社交、应酬，她都能够信手拈来。

而父亲对她也是十分宠爱，无论女儿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3岁时，父亲就送她一条重达80克拉的钻石吊坠，因为钻石太大太重，擦破了她的皮肤，母亲便让保姆收起来，等她长大些再戴。不过以后她就不常戴了，因为手头总是有新的。

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又陆续娶了几房姨太。母亲做为正房太太，也阻止不了丈夫的一次次背叛。直到后来，她厌倦了这种豪门深海的生活，决定带着两个女儿前往伦敦。

（黄蕙兰与母亲）

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

19岁时，黄蕙兰已经在社交界周旋起舞，名流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态度，直到遇见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

没错，正是那个于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绝在辱国条约上签字，创造“弱国也有外交”的奇迹，曾任驻英、驻法、驻美大使的顾维钧。

有一天，顾维钧在黄蕙兰姐姐家做客，看到钢琴上黄蕙兰的照片，对其心生爱慕。姐姐对顾维钧很满意，急忙给母亲写信，从中搭线牵桥。

正在意大利游玩的黄蕙兰，忽然就接到母亲的通知：“你赶紧来巴黎，来见一个人。”

（顾维钧与黄慧兰）

后来，两人便相爱了。1920年10月，他们在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了婚礼，许多外交使节出席送祝福，从此之后，黄蕙兰多了两个身份——顾太太和外交官夫人。

自掏腰包修葺大使馆

婚后，家境优渥的黄蕙兰，倚仗着夫君的显要，再加上出色的语言能力、得体的着装，在国际外交圈如鱼得水，外国使节公臣称她是“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黄蕙兰与英国伊丽莎白王后）

参加白金汉宫战后首次宫廷舞会、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与英国大使及国王握手，即便站在伊丽莎白王后身旁，气场也未减低半分。

此后，顾维钧的外交业绩也不断攀升，被人们交口称赞。而宋美龄也提醒大家：“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

（顾维钧与黄蕙兰陪同宋美龄华盛顿出席慈善活动）

不仅在社交方面游刃有余，黄蕙兰身上也极具爱国情怀。在那个年代，黄蕙兰不惜大掏自家腰包，斥巨资修葺中国驻巴黎大使馆，以维护对外形象。

而顾维钧在外应酬交际的费用，也多由她的家族出手赞助。丈夫回国，为了凸显其身份，她豪掷20万美金买下吴三桂一处府邸，装修后做公馆。

据说当时有人去问章士钊：“顾维钧能否组阁成功？”章士钊说：“以顾太太的财力，别说国务总理，就是总统也不难。”

伦敦大轰炸期间，她领着家人躲进防空洞，自己却在使馆楼上正襟危坐，坚持“不愿意使馆被炸时活埋在防空洞，要死也要体面地死在楼上”。

“中国最佳着装女性”

除了社交才能，黄蕙兰当时每次亮相的穿衣搭配，也都会引得争相模仿，社会名媛对她的时尚迷恋程度可以称为盲目和疯狂。

她曾在自传《没有不散的筵席》中，讲述到自己引领的“光腿穿旗袍”的风潮。

有一次，黄蕙兰因皮肤病不能穿袜子，只好在大冬天光着腿穿旗袍去上海，也没有告诉别人原因。没想到第二天，上海的女子们接二连三的在大冷天也把袜子脱掉了，只为追捧这一“冷天光腿”的新时髦。

不仅普通女子追捧，连宋庆龄都对她很是欣赏 。宋庆龄住进黄蕙兰家里时，她向黄蕙兰请教穿衣秘籍，经过对方的点拨，宋庆龄从此找准了自己的风格定位，那就是旗袍装，优雅、美丽、端庄。

1920-1940年间，美国著名杂志《Vogue》，评选中国“最佳着装”女性，黄蕙兰更是力压群芳，摘得桂冠，她的着装引领了一时风潮。

错爱一生，36年婚姻分道扬镳‍

很可惜，在岁月流逝中，黄蕙兰的锋芒始终太过耀眼，并逐渐让顾维钧感到不适。这段看似天作之合的婚姻，开始慢慢出现裂痕。

顾维钧一直不喜欢黄蕙兰珠光宝气，要求她“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外什么也不戴”，取消母亲为他们订购的汽车，坚持使用前任公使使用的旧车。

而黄蕙兰认为在外交场合有必要装潢门面，这才助于让外国人明白中国并非如他们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有权受到国际的尊重。

（黄慧兰、顾维钧、严幼韵）

于是两人之间的隔膜日渐加深，此时顾维钧也恋上了“麻将搭子”严幼韵。相比黄蕙兰，这个女子少了一些锋芒，多了一分温婉，成全了顾维钧男人的自尊心。

知道这件事后，黄慧兰怒不遏，冲去兴师问罪，不顾在场的张学良等人，拿起茶水往顾的头上浇下去，结果顾还气定神闲的打牌。

（黄慧兰与顾维钧的孩子）

心灰意冷的黄蕙兰深知无论如何也挽回不了这段感情了，1956年，55岁的黄蕙兰向68岁的顾维钧提出离婚，结束了这段形合神散的婚姻。

离婚后，黄蕙兰已失去了青春美貌，独居于纽约曼哈顿的公寓里。

不久，黄家三代财富遭受冲击，爪哇财产被日本人侵占，巴黎的房产被德国人抢走，北京的豪华公馆也悉数充公，纽约价值25万的珠宝被洗劫一空。

然而此时已年近六旬的她，已经无力再去挽回，只能靠父亲留给她的50万美金的利息养老。

那时她只是位孤身一人的老太太，子女、佣人都不在身边，去邮局寄信、买菜下厨等从未做过的“苦差事”，都要亲力亲为，但她却以此为乐。

1993年12月，黄蕙兰在自己百岁寿辰当天离开了人世。

对于晚年的黄蕙兰来说，曾经的风光都如同清风吹散，已成烟云。

很多人说她放下了一切，但是从她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她放下的只是所谓的钱财荣华，却唯独放不下对顾维钧的感情，以及对他的怨。

她依旧固执地称他为“我的丈夫”，始终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名正言顺的顾太太，公寓的墙上也贴满她和顾维钧出访各国的照片。

在自传中，黄蕙兰曾写道：一个英国学者问我，中国最冷酷的成语是什么，我凄恻地回答他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最终，黄蕙兰拿这句话做了书名，因为这是她与顾维钧之间的命运。

谈及自己的一生和顾维钧的恩恩怨怨，她只有怨气，没有半点恶语，甚至连那位横刀夺爱的女性的名字都只字未提，轻描淡写一句话，却也很心酸：“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