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传奇女子,你可能会想到很多人,比如宋家三姐妹、林徽因、张爱玲等等。而说起黄蕙兰这个名字,虽然不及前者几位有名,但她身上的头衔可都了不得!
她是南洋“糖王”最宠爱的千金,民国最有钱的小姐;她是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全中国最会穿衣服的女人;她比美胜过宋美龄,被誉为“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亚洲“糖王”千金
用“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来形容黄蕙兰的身世,一点都不夸张。
1893年,黄蕙兰的祖父前往南洋,凭借着过人的经商头脑,积累了700多万美元的财富。到了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这一代,更是钱生钱,一手打造了糖业帝国,成为爪哇的华侨首富,人称“糖王”。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
黄蕙兰的生母魏明娘,是爪哇中国城内第一大美女,虽然父亲娶了18位姨太太,有42个兄弟姐妹,但黄蕙兰是最受宠爱的一个。
因为母亲没有儿子,所以更是视她为掌上明珠,下定决心让姐妹两出人头地,将来要成为一枝独秀的名媛。黄蕙兰也不负众望,从小跟随母亲周游各国,会说6门外语,唱歌、跳舞、画画、社交、应酬,她都能够信手拈来。
而父亲对她也是十分宠爱,无论女儿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3岁时,父亲就送她一条重达80克拉的钻石吊坠,因为钻石太大太重,擦破了她的皮肤,母亲便让保姆收起来,等她长大些再戴。不过以后她就不常戴了,因为手头总是有新的。
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又陆续娶了几房姨太。母亲做为正房太太,也阻止不了丈夫的一次次背叛。直到后来,她厌倦了这种豪门深海的生活,决定带着两个女儿前往伦敦。
(黄蕙兰与母亲)
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
19岁时,黄蕙兰已经在社交界周旋起舞,名流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态度,直到遇见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
没错,正是那个于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绝在辱国条约上签字,创造“弱国也有外交”的奇迹,曾任驻英、驻法、驻美大使的顾维钧。
有一天,顾维钧在黄蕙兰姐姐家做客,看到钢琴上黄蕙兰的照片,对其心生爱慕。姐姐对顾维钧很满意,急忙给母亲写信,从中搭线牵桥。
正在意大利游玩的黄蕙兰,忽然就接到母亲的通知:“你赶紧来巴黎,来见一个人。”
(顾维钧与黄慧兰)
后来,两人便相爱了。1920年10月,他们在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了婚礼,许多外交使节出席送祝福,从此之后,黄蕙兰多了两个身份——顾太太和外交官夫人。
自掏腰包修葺大使馆
婚后,家境优渥的黄蕙兰,倚仗着夫君的显要,再加上出色的语言能力、得体的着装,在国际外交圈如鱼得水,外国使节公臣称她是“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黄蕙兰与英国伊丽莎白王后)
参加白金汉宫战后首次宫廷舞会、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与英国大使及国王握手,即便站在伊丽莎白王后身旁,气场也未减低半分。
此后,顾维钧的外交业绩也不断攀升,被人们交口称赞。而宋美龄也提醒大家:“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
(顾维钧与黄蕙兰陪同宋美龄华盛顿出席慈善活动)
不仅在社交方面游刃有余,黄蕙兰身上也极具爱国情怀。在那个年代,黄蕙兰不惜大掏自家腰包,斥巨资修葺中国驻巴黎大使馆,以维护对外形象。
而顾维钧在外应酬交际的费用,也多由她的家族出手赞助。丈夫回国,为了凸显其身份,她豪掷20万美金买下吴三桂一处府邸,装修后做公馆。
据说当时有人去问章士钊:“顾维钧能否组阁成功?”章士钊说:“以顾太太的财力,别说国务总理,就是总统也不难。”
伦敦大轰炸期间,她领着家人躲进防空洞,自己却在使馆楼上正襟危坐,坚持“不愿意使馆被炸时活埋在防空洞,要死也要体面地死在楼上”。
“中国最佳着装女性”
除了社交才能,黄蕙兰当时每次亮相的穿衣搭配,也都会引得争相模仿,社会名媛对她的时尚迷恋程度可以称为盲目和疯狂。
她曾在自传《没有不散的筵席》中,讲述到自己引领的“光腿穿旗袍”的风潮。
有一次,黄蕙兰因皮肤病不能穿袜子,只好在大冬天光着腿穿旗袍去上海,也没有告诉别人原因。没想到第二天,上海的女子们接二连三的在大冷天也把袜子脱掉了,只为追捧这一“冷天光腿”的新时髦。
不仅普通女子追捧,连宋庆龄都对她很是欣赏 。宋庆龄住进黄蕙兰家里时,她向黄蕙兰请教穿衣秘籍,经过对方的点拨,宋庆龄从此找准了自己的风格定位,那就是旗袍装,优雅、美丽、端庄。
1920-1940年间,美国著名杂志《Vogue》,评选中国“最佳着装”女性,黄蕙兰更是力压群芳,摘得桂冠,她的着装引领了一时风潮。
错爱一生,36年婚姻分道扬镳
很可惜,在岁月流逝中,黄蕙兰的锋芒始终太过耀眼,并逐渐让顾维钧感到不适。这段看似天作之合的婚姻,开始慢慢出现裂痕。
顾维钧一直不喜欢黄蕙兰珠光宝气,要求她“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外什么也不戴”,取消母亲为他们订购的汽车,坚持使用前任公使使用的旧车。
而黄蕙兰认为在外交场合有必要装潢门面,这才助于让外国人明白中国并非如他们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有权受到国际的尊重。
(黄慧兰、顾维钧、严幼韵)
于是两人之间的隔膜日渐加深,此时顾维钧也恋上了“麻将搭子”严幼韵。相比黄蕙兰,这个女子少了一些锋芒,多了一分温婉,成全了顾维钧男人的自尊心。
知道这件事后,黄慧兰怒不遏,冲去兴师问罪,不顾在场的张学良等人,拿起茶水往顾的头上浇下去,结果顾还气定神闲的打牌。
(黄慧兰与顾维钧的孩子)
心灰意冷的黄蕙兰深知无论如何也挽回不了这段感情了,1956年,55岁的黄蕙兰向68岁的顾维钧提出离婚,结束了这段形合神散的婚姻。
离婚后,黄蕙兰已失去了青春美貌,独居于纽约曼哈顿的公寓里。
不久,黄家三代财富遭受冲击,爪哇财产被日本人侵占,巴黎的房产被德国人抢走,北京的豪华公馆也悉数充公,纽约价值25万的珠宝被洗劫一空。
然而此时已年近六旬的她,已经无力再去挽回,只能靠父亲留给她的50万美金的利息养老。
那时她只是位孤身一人的老太太,子女、佣人都不在身边,去邮局寄信、买菜下厨等从未做过的“苦差事”,都要亲力亲为,但她却以此为乐。
1993年12月,黄蕙兰在自己百岁寿辰当天离开了人世。
对于晚年的黄蕙兰来说,曾经的风光都如同清风吹散,已成烟云。
很多人说她放下了一切,但是从她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她放下的只是所谓的钱财荣华,却唯独放不下对顾维钧的感情,以及对他的怨。
她依旧固执地称他为“我的丈夫”,始终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名正言顺的顾太太,公寓的墙上也贴满她和顾维钧出访各国的照片。
在自传中,黄蕙兰曾写道:一个英国学者问我,中国最冷酷的成语是什么,我凄恻地回答他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最终,黄蕙兰拿这句话做了书名,因为这是她与顾维钧之间的命运。
谈及自己的一生和顾维钧的恩恩怨怨,她只有怨气,没有半点恶语,甚至连那位横刀夺爱的女性的名字都只字未提,轻描淡写一句话,却也很心酸:“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