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逝世50周年，也是其来华访问100周年。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1970年），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罗素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
当代哲学家格雷林的《罗素》一书，开篇第一句话是“罗素活得很长，做了很多事”。这当然不仅指他的长寿——享年97岁，更是指他生命的活跃和多产。他一生的故事之多，令他自己不得不用三卷本700多页的大部头自传才能讲完。
从1895年发表第一篇署名文章，到1970年去世前四天，他一直笔耕不辍，共出版了70本书，发表了超过2000篇文章。关于罗素的一生，我们在格雷林的话之后，显然可以再补充一句：“名声很大。”这种名声，当然包括各种荣誉，但也涉及某些负面的“坏名声”；既可以指他在世时的名气，也可以指他对后世的影响力。不管从何种角度看，罗素的一生都极为丰满。
撰文｜张留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1
思想文化界
“孤独的精神”vs“疯癫的灵魂”
对于当今大众读书人或知识分子来说，罗素作为一位哲学家或思想家的名声，可能主要（或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身份。1950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授予罗素这一奖项时给出的官方解释是：“表彰其在多样且重要的作品中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关于罗素的工作，诺贝尔奖官网上的介绍是：“罗素在涉及逻辑和数学的哲学分支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然而，他的著述领域涉足相当广阔。他的作品轻松幽默，同时又拓展了大众读者的科学和哲学知识。此外，他还就社会和道德问题写作，他的诸多立场常常引发争议。罗素一生倡导理性和人道主义，他是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坚定捍卫者。”
1950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授予罗素诺贝尔文学奖。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项文学奖，而不是和平奖，更不是诺贝尔奖项中没有的“哲学奖”。所以，一般读者冲着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名号，自然想着去查找和阅读他的文学作品。然而，读者很可能找不到他的什么小说作品，所看到的大多是散文或短论之类的文集，甚至有人会推荐读《西方哲学史》这样的作品。一开始，这似乎会令人感到有些奇怪：一位文学奖得主最出名的作品中竟然没有小说。
其实，罗素曾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试着发表一些短篇小说，却尴尬地遭到冷遇，甚至连一向崇拜他的那些人也不欣赏这些“纯文学”作品。不过，任何读者只要试着读下去，就会发现罗素那些“非虚构类”畅销作品中独特的“文字魅力”：很多时候，他不是讲故事，也没有诗歌，却能打动你，激励你，引你深思，让你爱不释手。当他简洁凝练的语言、轻松宜人的幽默与他那博学的知识和敏锐的思想结合起来时，尤其具有吸引力。连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曾夸赞：“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罗素在下国际象棋。
事实上，罗素作品中的很多句子，早已成为广为引用的格言警句。譬如，“幸福的秘密在于保持尽可能广泛的兴趣，尽可能友好而非敌对地对待那些引起你关注的事和人。”（《幸福之路》）“好的生活是由爱所激励、并由知识加以引导的。”（《我相信什么》）“愚蠢的人在报告聪明人说过什么时，从来都做不到精确，因为他会无意识地把所听到的话翻译成他能理解的内容。”（《西方哲学史》）“麻烦的一个根源是：现代世界上，在聪明人充满疑虑时，蠢人却自以为是。”（《凡人及其他》）“如果有一种与你观点不同的意见让你生气，这表示你下意识里明白你并不具有正当理由坚持自己的想法。”（《非通俗散文》）“哲学的要义是：从一种简单得看似不值得讲的东西出发，达到某种悖论性的没人会相信的结果。”（《逻辑原子论哲学》）而在所有格言之中，传颂度最高的当数他在自传序言中关于“我为什么而活”的一段美文：“有三种质朴而异常强烈的激情一直支配着我的生命：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求索，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无限怜悯。”
除了在语言文字上的美誉，罗素之所以在思想文化界备受欢迎和尊重，跟他的贵族出身以及传奇的悲喜人生不无关系。1872年5月18日，罗素出生于英国威尔士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祖父约翰·罗素勋爵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父亲是安伯雷子爵，母亲还是一位男爵的女儿。著名哲学家密尔是小罗素的“教父”。然而，不幸的事情随后接连发生。在罗素两岁时，母亲和姐姐先后死于白喉。之后两年不到，他的父亲死于支气管病。1878年，也就是在罗素六岁时，他祖父也去世了。留下他和他的哥哥，由祖母伯爵夫人抚养监护。至于他的教父密尔，也在罗素出生后一年去世。罗素的少年时期，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一直在家中接受辅导。他曾在自传中提到：自己当时非常孤独，经常想到自杀，是他对于数学的学习和热爱才阻止了他。
《罗素》,作者：（英）A.C.格雷林,译者：张金言,版本：译林出版社,2017年11月
这种孤独感一直持续到他18岁进入剑桥三一学院学习应用数学和数理物理学。他在《我的心路发展》一文中回忆：“剑桥为我开启了无限光明的新世界。有生第一次发现，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时，人们似乎认为值得加以考虑并愿意接受。”他加入剑桥著名的秘密学社“使徒会”，结交了摩尔等挚友，并受到数学家怀特海的关怀和指导。1894年毕业后，他在剑桥大学获得研究员职位。三年后，他出版了第一部数学著作《论几何学的基础》。1903年，撰写完成了《数学原理》。两年后，又在著名哲学杂志《心灵》上发表影响深远的重要论文《论指称》。这时，他才33岁。旁观者或许正期望罗素的人生从此沿着宁静纯粹的数学和哲学研究道路稳步攀升，殊不知他的生活中一直存有另一种深沉的关怀。
小时候，在祖母的教育和影响下，罗素对于社会正义和改革抱有坚定的信念。他曾在自传中写道：“她当时给我一本圣经，扉页上写着她所喜爱的一些文字。其中一句是‘勿随众人作恶’。是她对这句话的强调，使得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不怕成为少数派。”1896年，他公开出版自己的第一部政治著作《德国社会民主》。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和反战活动家，他经常参与各类社会改革团体和反政府示威活动。
一战期间，罗素曾因参与和平运动遭受6个月的牢狱之灾，并遭到剑桥三一学院辞退。作为一名无神论者，他在性、婚姻、道德、宗教等问题上经常发表一些在当时社会被认为激进的言论。二战后移居美国，曾在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也曾被纽约城市学院任命为教授，但鉴于他的激进言论，该任命被当地法院判决为无效。一段时间内，很多报纸和出版社不愿意发表他的作品，他的生活一度陷入窘迫。幸亏，费城的巴恩斯基金会邀请他做了哲学史系列讲演。这些讲演，在1945年结集为《西方哲学史》出版后大卖，该书稿费成为其余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罗素由美国回到英国后，剑桥大学重新给予他研究员职位，但他仍旧四处讲演、参与政治活动，在广播节目中纵论时事政治。1961年，89岁高龄的罗素被指控煽动他人非和平参与反核示威，为此被判两个月监禁。
中国诗人徐志摩曾说：“罗素是现代最莹澈的一块理智结晶，而离了他的名学数理，又是一团火热的情感，再加上抗世无畏道德的勇敢，实在是一个可作榜样的伟大人格，古今所罕有的。”这种评价或许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崇拜罗素之人的印象。然而，传记作家蒙克却形容罗素前半生是“孤独的精神”，后半生是“疯癫的灵魂”，这大抵也是准确的概括。毕竟，对于一位伟大的思想者而言，“孤独疯癫”与“作品受欢迎”算不上彼此矛盾的评价。
《罗素自传》,作者：（英）伯特兰·罗素,译者：胡作玄、赵慧琪,版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1月
2
职业哲学圈
“他改变了哲学路线，并赋予其新的性格”
不同于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萨特，罗素哲学在当时代表着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进路，而不只是一些新的断言。这是职业哲学家之外的读者可能不熟悉的，但这也是更能显示罗素人生之丰满的一个特别之处：他不仅是一位受到知识大众热烈欢迎的思想启蒙者或哲学普及者，更是一位能满足严苛学术标准的、当代意义上的伟大哲学家。如哲学家艾耶尔所言，“罗素比我们时代的任何其他哲学家都更接近于一种受欢迎的哲学家形象，即能把普遍学问与人类行为导向很好地结合起来。”关于“普遍学问”，他在职业哲学圈内最为公认的成就，是通过把数学和逻辑引入哲学分析，开启了一种引领二十世纪乃至今天英美哲学主流的新风尚——分析哲学。
如果说，在社会大众看来罗素的很多散文作品读起来还算轻松的话，那么，对初入哲学课堂的大学生而言，读他的“指定”作品很可能一点也不轻松。那是因为哲学系的这些学生正在从罗素入门，第一次接触分析哲学。罗素的《论指称》被誉为当代分析哲学的典范，他的《数理哲学导论》《哲学问题》《逻辑与知识》等著作，也经常是哲学系的必读书目。要驾驭这些著作，往往需要经过艰难的学术训练。然而，一旦入门，这种一开始的“不轻松”很快让人觉得是值得的，因为借助于必要的逻辑符号和细致的论证过程，会对哲学思维拥有一种全新的判断：哲学不仅可以深刻，同样可以像数学和科学那样严格和清晰。
罗素对于逻辑严格性的强调，使得他成为艾伦·伍德所说的那种“富有激情的怀疑论者”。他坚信“怀疑”具有“解放心智”的作用，并将其视作哲学的真正价值所在。在《哲学问题》一书的结尾处，罗素写道：“哲学之所以要被研习，不是为了对哲学问题给出某种特定答案，因为通常来说，没有任何特定答案是已知为真的。研习哲学是为了哲学问题本身，因为这些问题能放大我们对于可能之物的构思力，丰富我们在心智上的想象力，削弱那种会阻止心灵沉思的教条式自信，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经由哲学沉思所面对之世界的伟大，我们的心智也将变得伟大，变得有能力与该世界相融合。这种融合对于我们的心智而言乃是最高的善。”艾耶尔把罗素的名言“如果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某一命题是真的，就不要去相信它”（《论怀疑主义的价值》）作为自己终生的座右铭，并把自己在工作上与罗素的关系比作莎翁戏剧中的哈姆雷特与霍雷肖，他坚定地追随和捍卫罗素的哲学理念。后来的很多哲学家，包括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奎因等，也大多是因为罗素革新的哲学观念而被吸引到哲学这一职业。
1950年，罗素在普林斯顿大学得知荣获诺贝尔奖后留影。
当然，从历史上看，分析哲学的奠基者并非罗素一人。在罗素之前，曾有弗雷格的创造性工作；在罗素同时代，还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后来还有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为样本的分析哲学。然而，正如《剑桥指南：罗素》一书的编者格里芬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很难过度评价罗素思想支配二十世纪分析哲学的程度：实际上其每一条发展线索要么肇始于罗素，要么经由他的传递而得以转变。”就实际影响来看，弗雷格作品当时是被埋没的，是罗素对于其相关思想的阐释和发挥，才令哲学界注意到弗雷格。维特根斯坦是罗素在剑桥的学生，即便其后期对于罗素思想有所发展，但罗素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至于斯特劳斯、赖尔等日常语言学派学者，他们很多工作都可以看作对于罗素逻辑分析思想的一种回应。因此，在不贬低其他人贡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像格雷林那样评价罗素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他改变了哲学路线，并赋予其新的性格。”
对于罗素，职业哲学圈内的评价也有贬低的。最常被提到的，当数其学生维特根斯坦关于他“肤浅轻率”的说法。按照罗素所设定的严格标准，他自己后期某些作品或在这些作品中的某些地方似乎不够谨慎和细致。这既包括《西方哲学史》这样虽然市面上很畅销却被认为不够可靠的哲学史教材，也包括《人类的知识》这样的作品，后者在哲学家马尔科姆看来带有“变戏法之人的风格”：语言风格上自信而有活力，总想着逗乐和迷惑观众，让观众为他倾倒。当然，还有对于他关于政治、社会、道德等通俗作品的哲学批评。
据蒙克记载，维特根斯坦曾向人讲：“罗素的著作应该装订成两个颜色的封面，那些涉及数理逻辑的用红色的装订，是所有学哲学的人都要读的；那些涉及伦理和政治的要用蓝色的装订，任何人都不允许去读。”如果我们把读者限定于职业哲学圈，罗素本人似乎也能接受这样的评论。因为他曾在回应对于他《社会改造原理》一书的批评时说：自己并不是作为“哲学家”去写这本书的。“要理解这样的书，必须把我的技术工作忘却。倘若我是一名登山运动员，写了一本登山方面的书，我可能会提到日出。我并不指望有人提醒我，根据哥白尼理论，太阳其实并未升起。一些对于我社会和政治类著作的批评，在我看来似乎就是类似这样的提醒。”
即便是《人类的知识》这样通常归为哲学的书，罗素在序言中也说：“该书主要不是面向职业哲学家的，而是写给对哲学问题感兴趣但只愿或只能花少量时间考虑哲学问题的大众读者的。”
3
逻辑分析
“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
尽管，大众读者很少钻研他逻辑及哲学方面的专业论著，而职业哲学家也不怎么看重他的通俗作品，但罗素作品在大众读者那里留下的“好读”、“理智”印象与他作为职业哲学家所树立的“严格”、“清晰”范本，二者并不是毫无关联的。逻辑性强，可谓是思想文化界和职业哲学圈对其作品的共同评价。
当然，有人会指出两个群体所说的“逻辑性”并非一回事：思想文化界的是非形式的“逻辑”，职业哲学圈内的是形式化的“逻辑”。当我们说一个人作品逻辑性强时，有可能是指它符合日常言语中的逻辑规范，也可能是指它应用了现代数理科学意义上的形式逻辑或符号逻辑。罗素本人的《数学原理》，以及后来与怀特海合著的三卷本《数学原理》，乃后一种“逻辑”的经典之作，作为一种“新逻辑”，它们超越了过去长期支配西方文化的那种严重依赖日常言语经验的“旧逻辑”——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
如罗素所言，“旧逻辑束缚了思想，新逻辑却能为其插上双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罗素说现代新逻辑超越旧式亚里士多德逻辑时，并不是说现代逻辑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引入了现代数学的符号记法，而是说它能够成功地处理旧逻辑无法分析的很多问题，尤其是那些表达复杂关系的词。换言之，在罗素那里，尽管研究现代逻辑时需要借助一些数学技术，但当我们运用现代逻辑思想去分析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时，并不一定要在作品中充斥数学符号，其要义在于坚持从逻辑的视角分析问题和推进讨论。这或许可以解释罗素作为一位数理逻辑学家，为何一方面能在职业哲学圈内成为“合乎逻辑的哲学讨论”之榜样，另一方面又能让大众读者折服于他作品的逻辑性。
罗素与第三任妻子海伦-帕特里夏·斯彭斯，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康拉德。
其实，即便是罗素对于哲学专业问题的逻辑分析，也并非一定要借助于数学符号才能得以理解。以他提出的分析哲学史上的经典命题“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为例。这句话中的棘手问题是“当今法国国王”这种限定描述语（或曰摹状词）。通常人们将它视作一个名词短语，当用作句子主语时，一定是指称所存在的某种对象，否则的话，这句话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谈到。这正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处理方式：任何一句表达命题的句子都是主谓结构的，主语交代所谈论的对象，谓语表示该对象可能具有的某种属性。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今法国不再实行君主制，因而并不存在什么国王。由此所产生的另一个哲学难题是：如果我们认为一个陈述句要么真，要么假，根据逻辑上的排中律（逻辑学的基本规律之一，指同一个思维过程中，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不能同假，必有一真），“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与其矛盾陈述“当今法国国王不是秃子”至少得有一个是真的，因为当我们说前者为假时，等于说后者为真。可是，既然当今法国并没有国王，我们怎么可以断言他不是秃子呢？
面对这种困难，罗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但却更为清晰的“逻辑分析”：“当今法国国王”之类的限定描述语（甚至包括“圣诞老人”、“上帝”等貌似人名的词语）其逻辑功能跟专名完全不同，并不直接指称个体对象，它们倒是跟谓语“秃子”的地位一样，都是表达某种性质或关系的。由此，“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背后的逻辑含义是：存在一个个体对象，它是当今法国国王而且是秃子。考虑到当今法国并不存在被称作国王的个体对象，这句话表达的就是假命题。相应地，用来反驳这句话的说法“当今法国国王不是秃子”，根据反驳者的实际用意，其逻辑含义可能是：存在一个个体对象，它是当今法国国王而且不是秃子，也可能是：并不存在一个个体对象，它是当今法国国王而且是秃子。前一种情况下为假命题，后一种情况下为真命题。但不论怎样，逻辑排中律都不会因为当今法国不再有国王而丧失效力。
如此来看，罗素在专业哲学论著中的“逻辑分析”，与他在通俗作品中对于日常或热点问题的“逻辑分析”，并无本质不同。有学者指出，罗素在通俗作品中对于道德、政治、宗教等热点问题的讨论带有某些偏见，但类似偏见的某种东西同样也体现在他的哲学作品中。当代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已经指出，他关于专名一定得指称个体对象的说法，只是一种预设而已。
毋庸置疑，不论其通俗作品还是其哲学论著，罗素的某些具体观点或结论正在被今人所抛弃或超越，甚至其当初用以分析问题的“逻辑理论”，已被其他逻辑学家扩充或修正。不过，敢于并善于用既有逻辑直面和分析问题，并凭借“逻辑分析”去探寻另一种可能性，从而确保我们不轻信不盲从，这或许是罗素最大的贡献，这也令其作品保有恒久的价值。
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作者：张留华；编辑：徐伟；张婷；校对：卢茜。未经新京报书评周刊授权禁止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