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时，深知中西实力差异的地方督抚以及部分主和大臣极力反对开战。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等五人，因反对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向列强宣战的主张，被慈禧下令正法，后来在列强的压力下得到平反。

光绪帝推动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西方各国对慈禧太后废黜光绪帝不满，与慈禧的关系骤然紧张。在此背景下，以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为主的义和团运动迅速壮大，京津一带民间反洋声势尤为浩大，慈禧决心利用义和团报复洋人。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进言“拳民忠贞，神术可用”，庄亲王载勋，光绪帝的两位堂兄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载漪说，义和团都是出万死不顾一生，以赴国家之难的义民。载漪这样夸赞义和团，其实是出于私心，光绪帝被囚后，他想让自己的儿子当皇帝。但是，西方各国不能容忍另立新帝，让载漪对洋人十分痛恨。

1900年6月17日，西方联军攻陷天津大沽口炮台。消息传到北京，载漪奏请慈禧“攻打使馆区”。在决定是战是和的御前会议上，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联元、太常寺卿袁昶都认为，“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他们都说：“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启。”这些话让慈禧很不入耳，也引起载漪等主战派的愤怒。

义和团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围攻北京外国使馆区，进而引发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徐用仪等五人都是得力能干的肱股之臣，除了御前会议，他们还利用其他场合反对开战。联元向光绪帝进言：“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傥战而败，如宗庙何？”许景澄与袁昶联名上疏提出，“以一国敌各国，是关系国家存亡之大事”，解决危局的唯一办法是保护外国使馆，同时围剿作乱拳民，诛纵匪祸首，以此来退洋兵。

就在此时，慈禧太后得到一份“勒令皇太后归政”的虚假情报，说西方列强让她下台，还政于光绪帝，一生视权力如性命的慈禧最终勃然大怒，决定不惜与洋人一战。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保护使馆区时，竟在北京街头被清军枪杀，大战的最后一根导火索被点燃。事件发生后，徐用仪十分震惊，他说：“祸始此矣！”并劝告庆亲王奕劻，厚葬克林德，希望挽回局势。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帝名义发诏对十一国同时宣战。诏书辞令颇为激昂：“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随后，联军对清军和义和团开战。

7月14日，联军占领天津，北京危在旦夕。彼时，朝中主战派已占据绝对上风，主张和谈的大臣则被视为卖国贼。

慈禧为了解除掣肘，杀鸡儆猴，下令处死许景澄和袁昶，罗织的罪名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宣战，主要是妄议朝政：“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多语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

7月28日，许景澄与袁昶被押赴北京菜市口刑场处死。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一幕提前上演。观望的义和团拳民和无知民众高兴得像过年一样，他们为看到“卖国贼”被处死而欢呼。

攻占北京后，八国联军指挥官合影。

许景澄、袁昶被杀后无人收尸，徐用仪出面含泪收尸。自知难以幸免的他在家书中写道：“许袁二公无端被逮，不问口供，猝遭奇祸，邸钞皆莫须有之词……原该见机而作，惜时已晚，以老年而处此危地，生死在所不计，只可听之于天。”

果然，徐用仪被义和团拳民逮捕并拥至庄亲王载勋府邸，他没有辩驳，只是说：“天降奇祸，死固分耳！”8月11日，徐用仪、立山和联元三人又在菜市口被慈禧下令处死。

仅仅过了三天，8月14日，八国联军就攻陷北京，而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逃往西安，留下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列强乞和。

在外国公使团的压力下，徐用仪等五大臣后来得到平反。1901年2月，清政府应各国公使要求，颁发一道上谕为五大臣平反，开复原官，以示昭雪。这一要求被列入《辛丑条约》第二款，条约称他们因“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

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本、奥匈帝国、法、意、等11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慈禧太后对列强开战是为了维护自身权力，载漪等借义和团对抗洋人也是出于私利，而五大臣死谏却是担忧黎民百姓之安危，国家社稷之存亡。

120年来，人们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他们是祸国殃民的拳匪，也有人认为他们是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因为“列强入侵，欺凌平民在先，平民（义和团等）反抗在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主张剿灭义和团、反对与列强开战的庚子五大臣的评价也没有定论。有人认为他们是理性爱国的忠贞之士，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勾结洋人的卖国汉奸。

但不管如何，庚子五大臣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反对清政府联手义和团攻打外交使团，是符合国际法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慈禧太后贸然对十一国开战，给国家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