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时间5月23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Haas商学院发布消息称，“我们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个男人的名誉退休奥利弗·威廉姆森教授的逝世表示哀悼。威廉姆森（Williamson）昨晚在伯克利（Berkeley）逝世，享年87岁。”奥利弗·E·威廉姆森因其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与卓越贡献（特别是在企业边界方面的研究）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凤凰网文创频道编辑团队案头的重要参考书，威廉姆森教授的著作对凤凰网文创频道博物馆社交货币、书店夜间经济等选题起到了很大的理论指导作用。以下为其弟子陈耿宣的悼文。

得知威廉姆森教授辞世消息，虽然对于他的离开也并不觉得突然，因为他近两年的身体状况一直都很糟糕，但仍非常之难过。记得是在2018年3月，跟威老还通过电话和邮件就交易成本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传播进行交流，4月最后一次邮件交流后，就突然没有了回音，通过联系他在伯克利的助理，才得知已经住院，并且当时告诉我情况都很不乐观，后面我有试图联系他，始终没有音信。同年12月，霍姆斯特罗姆到来中国，霍也提到威老的身体状况很不乐观，那时就觉得他的时间可能也不多了，只是盼望这一天能晚点到来。

晚年的威廉姆森一直致力于交易成本经济学（TCE）的梳理，那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因为交易成本经济学本身无论涉及内容还是应用领域都很广阔。他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并且逐渐形成相对完善的体系。与罗默、席勒等诺奖得主更多参与社会活动不同，威廉姆森数十年如一日的沉浸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世界中。

斯人已逝，对他最好的纪念是把他最宝贵的遗产继承和发扬。威老留下的学术遗产非常丰富，在这里，我想写以下四个方面。

一、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

作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开创者，其研究始于1971的论文《生产的纵向一体化》，通过对纵向一体化和反垄断问题的研究，开启了对经济组织治理理论的探索，并进一步发展延伸到对经济组织的一般化分析。1975年的《市场与层级制》和1985年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两本书开创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所运用的一般方法和基本框架，1996年的《治理机制》则进一步扩展了比较经济组织的分析，并展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通过治理机制来缓解风险——更为广泛的有趣应用。

行为人的假定。交易成本经济学强调两个关键性的行为假定：（1）有限理性，即西蒙所说的“有意图，却又是有限制的理性”，有意图意味着具有经济取向，从交易来看，就体现为通过节约而获利。（2）机会主义。不同于简单追求私利，这里更加强调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包括以精心计算的误导、欺骗、混淆或制造混乱和敲竹杠。

交易与缔约。威廉姆森接受康芒斯的主张将交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行为的最终单位本身一定包含三个原则，冲突、相关性与秩序，这个单位就是交易”。同时，对于交易，他提出这样的含义：交易之发生，源于某种产品或服务跨过在技术上可分清的边界的转移，一个行为阶段由此结束，同时另一个行为阶段宣告开始。这样，交易不再局限于所有权的转移，使组织内部或组织间的相关活动也纳入交易范畴；同时交易活动更加具体化，更具可分析性。

为将处于经济治理分析范围的交易进行区分，威廉姆森使用三个关键维度对交易进行描述：（1）资产专用性，（2）不确定性，（3）交易的频率。由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对于具有资产专用性的交易而言，契约存在于风险之中，也也不可避免是不完全的。所以契约达成中，当事人就会将事前的契约达成内容与事后契约执行保障进行整体的考虑，即不完全整体缔约。

治理结构的匹配。威廉姆森把治理结构分为三类不同治理模式：（1）市场制，（2）混合制，（3）层级制。进而比较其特征和成本。他借用哈耶克的观点，将“适应”看作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同时综合哈耶克和巴纳德分别通过市场和组织对适应问题的研究和主张，提出两类具有替代性的调适方式：（1）自发式调适，（2）协作式调适。而后，他将市场制与层级制看作两个极端的模式，通过各方面特征分析和比较：（1）激励，（2）控制，（3）调适。（如下图所示）

威廉姆森认为，资产的专用性在交易的治理分析中扮演核心的角色，它使得双边交易是有利可图的，从而产生了双边依赖，进而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人性背景下，引发了缔约风险。他将治理成本表述为资产专用性的一组外生变量的函数形式，从而使各种治理结构成本差异的关键特征得到清楚地展现。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应用。威廉姆森一直呼吁，交易成本经济学不仅在产业组织领域，而且在劳动、财政、比较经济制度、经济发展和改革等经济学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在企业管理中，其表现在战略、组织行为、营销、财务、运营管理和会计等领域。在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法律等方面,该理论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如此广泛的覆盖范围，是因为任何问题都源于或可以转化成一个契约问题，并可通过对交易成本做出比较分析，实现一般化的应用。

二、经济分析中的实用主义方法论

四个基本原则。威廉姆森曾以应用微观经济学践行者的身份探讨实用主义方法论，并建议即使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之外，其他关于经济组织的理论也应采用同样的做法。他援引索洛关于“经济学家认为自己所做的是什么”论述时体现的三个训谕：（1）保持简单(keep it simple)，即去掉不重要的部分，专注于一阶效应，也就是主要矛盾，然后再讲限定条件、改进和延伸；（2）使其正确(get it right)，即逻辑清楚；（3）让其合理(make it plaussible)，即把握好事实，避免基于想象的推论。同时，增加他认为另外至关重要的一点：（4）得出可辩驳的含义（refutable implications）,并能得到相关（通常为微观分析上的）数据支撑。否则，就会像交易成本的概念刚被接受的时候发生的“皆因交易成本”解释的滥用。

可修复性（remediableness）。威廉姆森反对“黑箱中的”福利经济学在零交易成本中分析政策效率的做法，应该研究箱子里面机制的运作方式，希望用可修复性标准重塑研究的视角。可修复性准则认为，既然（1）找不到一个比现有组织模式更可行的组织形式,（2）并能实现预期的净收益,（3）那么现有的组织形式就应被看作有效的。第一个条件把假设的理想状况从相对比较中去掉了；第二个条件考虑到了政治（现实政治）和经济（建设成本）的实施阻碍。因此,可修复性准则不接受基于实际（被认为是错误的）模式和假设模式相比较之下的效率低下的说法,并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者更尊重真实世界的程序。缺乏可修复性的考虑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当下，我们看到很多“媒体经济学家”哗众取宠的言论，他们总是以人民的福利、私人企业的利益为噱头，以理想化或简单化地片面比较为标准对政策妄加指责。

三、威廉姆森与新制度经济学

威廉姆森被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和将交易成本概念分析可操作化的领军人物。威廉姆森之所以将他们的研究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源于他借用马修斯对于当时“制度经济学已经成经济学中最活跃领域之一”的回应：新制度经济学提出的两个命题（1）制度很重要，（2）制度的决定因素可以用经济学理论工具进行分析。

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威廉姆森的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1）以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提出一个可辩驳的分析范式，让交易成本的概念得以实现一般化应用。（2）从制度环境和治理制度两个方面梳理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两个方向，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厘清了更加清晰的框架和脉络。（3）发起新制度经济学会创办《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通过他的积极组织，大力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典礼上的发言专门指出，如果不是威廉姆森等人的工作，他甚至怀疑自己研究的价值。

四、对青年学者的影响、帮助与关怀。

记得第一次与威老见面，在见面前一天，我把研究想法专门以一个PDF文件的方式邮件发给了他，其实不是一个正式的研究计划，只是为了让交流的重点能不被忘记或忽略。结果，见面时他把文档打印了出来，还在上面对语法上的错误、口语中简写的单词进行了修改。值得一提的是，我到伯克利时，他已经82岁高龄，但仍然在积极帮助和指导年轻人。

当我告诉他交易成本经济学在中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么被忽视，要么现有流传内容的也存在很大的误区，基于此，我希望编辑和翻译一本《契约、治理与交易成本经济学》论文集，他当即表示非常的支持，而且告诉我他的文章是有些晦涩难懂，在我编译过程中，如果有什么困惑可以及时找他交流，然后认真地向我推荐了重点文章。就在他辞世前几天，该书刚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完成出版。

对于我在地方政府企业化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他鼓励我从自己的兴趣点出发去研究它，并建议我开发一个框架，就像类似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这种标准化设置，那样可以使得“分析”更加容易。“Keep it simple; keep it plausible; have an active mind.”是我一直遵循并向很多更年轻的学术路上同行者们分享的威氏箴言。

威廉姆森开创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毕生都致力于这一理论的发展与应用。虽然他已经离开，他的学术思想和学者精神仍将活跃在经济学研究之中和后来者们的心里。

谨以此文，纪念恩师奥利弗·威廉姆森教授。

陈耿宣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20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