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考证了一个从未引人关注的小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对理解为何19世纪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却意义重大！
摘要
在毒品史研究领域，学界有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一是罂粟在唐代传入中国，明代医家已经掌握了提取鸦片的方法；二是鸦片战争前所需鸦片几乎全部来自进口，土产鸦片是嘉道年间引入新罂粟种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关于唐代罂粟的种名和清代罂粟替换的原因却始终悬疑。本文用花色和吗啡含量两项标准考证出唐代入华品种确系鸦片罂粟种，而观赏为目的的人工栽培导致其生物碱成分的变化和鸦片产量的下降是清代罂粟替换的原因。
关键词
嘉道年间 ；罂粟 ；生物碱；鸦片
柔弱的罂粟花曾经转动了中国历史的舵轮，也吸引了几代学者的目光。既往毒品史研究可谓成果丰硕，然而时至今日，罂粟在华的传播过程依旧朦胧不清。其一，学界普遍认为罂粟在唐代便已传入中国，至明已知鸦片采集之法。其二，学界一致认可清代外贸商品结构中存在着中、英、印之间茶叶、纺织品和鸦片的连环三角贸易。在这一结构中，中国在1805年以前所需鸦片的全部、1805至1840年间所需鸦片的大部，均或合法或非法地取自国外。而土产鸦片则是在1805年之后，由国外引进罂粟种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何以不用国内已有罂粟熬制鸦片？抑或以往研究有所疏漏？这里不妨对两种看法的论据作一番审视。首先，罂粟入华的判断是基于《本草拾遗》等唐代医学著作和《米囊花》（即罂粟花）等文学作品，并未见到唐代以前有关罂粟的记录。而已知明代鸦片采集之法的判断是基于《医林集要》《本草纲目》等明代医学著作。也曾有学者试图将鸦片传入时间作更早的推断。先是一些学者将《旧唐书·拂林传》中所载“遣使献底也迦”作为鸦片入华的起点。吴志斌等随后提出“偶尔的零星含有鸦片的药丸作为鸦片输入中国的开端是不妥当的”。美国学者马丁·布思又臆断三国时华佗的“麻沸散”就是鸦片，但应者寥寥。1999年，龚缨晏在查阅《回回药方》后推断鸦片是元代时由阿拉伯医生引入中国的，但同时表示鸦片当时仅为伊斯兰的“回回”医生所使用，汉族医生对此并不了解。2009年，王宏斌依据国内医学典籍认为中国人在明代才掌握了鸦片采集方法。这一问题的讨论遂告一段落。其次，对于“鸦片战争前中国长期且大量地进口鸦片”的观点，人所共知，例证不胜枚举。而土产鸦片生产的最早记录是在嘉庆十年（1805），随后有大量官方文件可以证明内地“民人”从广东、云南等地购买“夷种”罂粟回乡种植，传播线路清晰可见。并在鸦片战争前夕，初步形成了以浙江为中心的东南各省和以云南为中心的西南各省两大鸦片产区。
如果这些论断无误，那么就有一些问题必须重新加以阐释。既然唐代时成都、汉中一带已经有大面积的罂粟，而明代医家业已掌握鸦片制取之法，为什么明成化年间还须在“近西域诸处收买之”且“其价与黄金等”？为什么在嘉庆之前鸦片价格高昂且可以合法种植时不去种炼取膏而宁肯取自国外；在此之后的严禁之时又甘冒违禁之罪而偏要购“籽种”于粤呢？很明显，土产鸦片逐渐兴起的过程伴随着罂粟品种的替换。那么，唐代传入的罂粟究竟是什么品种？
Martin Booth (1944-2004)
马丁·布思认为：“罂粟家族有28属、250多种，却只有鸦片罂粟与苞鳞罂粟能产生一定数量的鸦片。”嘉道年间引入中国的无疑是鸦片罂粟，那么唐代传入中国的必然是苞鳞罂粟吗？
一、“红者如火白如玉”与“石钵柳槌研乳细”——以花色和吗啡来判定品种
要判断布思的说法，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罂粟家族”。“罂粟家族”是以鸦片罂粟（Papaver somniferum L.）为核心，主观判断各种植物与其亲缘关系后形成的一个植物群概念。应当指出的是，作为“家族”代表的鸦片罂粟种并不是物种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人类干预自然的产物。最迟在公元前4000年，步入农耕社会不久的欧洲先民就开始驯化野生的刚毛罂粟（Papaver setigerum DC.），进而培育出这种一年生的鸦片罂粟。时至今日，它仍然不能像它的同类一样在真正的野生环境中生存。即使没有人类干预，它的生息之地也不会离开人类垦殖过的土地。其主要植物学特征为：“植株高30—150 厘米。茎直立，不分枝，具白粉。叶互生，叶片卵形或长卵形，基部心形，边缘为不规则波状锯齿，具白粉，叶脉明显，略突起。花单生，花梗长。萼片2。花瓣4，近圆形或扇形，白色、粉红色、红色、紫色或杂色；雄蕊多数，花丝线形，白色，花药长圆形，淡黄色；子房球形，绿色，无花柱，柱头呈扁平盘状体。蒴果球形或长圆状椭圆形，成熟时褐色。”在植物分类学中位置如下：
“罂粟家族”的范围要根据各植物与鸦片罂粟的亲疏关系来判定。如果以中文名称而论，以罂粟命名的最大分类单位为“罂粟目”；如果以拉丁名而论，以Papaver为词根的最大单位为罂粟亚目。不过，植物学以植物进化的角度探索自然分类系统；历史学从人与自然的关联寻求社会影响因子。罂粟对于人类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源于其所含生物碱的医药价值和毒品特性。而罂粟目下的许多科属植物与鸦片罂粟品质迥异。紫堇科植物自不待言，甚至是同为罂粟科罂粟族的绿绒蒿属植物也只是产生黄色液汁，花根和花柱的形态也与鸦片罂粟有很大区别。如其中的红花绿绒蒿，它所含的生物碱就与鸦片罂粟大相径庭。因此，我们在历史学中将罂粟目，甚至是罂粟科植物纳入“罂粟家族”都是没有意义的，“罂粟家族”的范围应该扩大到罂粟属约100种植物为止，至少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具有乳白色带有恶臭的汁液”。
从这个意义上讲，布思错了，因为所有的罂粟属植物都可以产生“鸦片”，又岂是鸦片罂粟与苞鳞罂粟两种而已。情非得已，只能再去纠缠“鸦片”的定义。鸦片罂粟中所提取的“鸦片”被视为标准，包含糖、蛋白质、脂肪、水、袂康酸等基本物质和大量的生物碱。这些生物碱可分为10类29种。其中，吗啡被认为是最能反映鸦片特性的生物碱。可除鸦片罂粟外，含有吗啡的罂粟属植物还有刚毛罂粟和虞美人（Papaver rhoeas L.）。此外，同是罂粟科罂粟族但归于花菱草属的墨西哥花菱草（Eschscholtzia mexicana Greene）和罂粟科古罂粟族蓟罂粟属的墨西哥蓟罂粟（Argemone mexicana L.）也含有吗啡。在罂粟科以外，桑科的啤酒花（Humulus lupulus L.）和防己科的金线吊乌龟（Stephania cephalantha Hayata）亦有吗啡成分。以此论之，布思确实错了。因为并非是两种、而是三种罂粟可以产生含有吗啡的鸦片。
Morphine
其错尚不止如此。《鸦片史》译本中的“苞鳞罂粟”注明原文是Papaver bracteatum。苞鳞是指裸子植物雌球花上珠鳞背面基部的一个薄片，而罂粟科属于被子植物门，此处bracteatum当译为“苞片”更为合适。不过，这种植物通用的中文名是大红罂粟，因其可达20厘米直径的猩红色大花朵而得名。大红罂粟也叫大猩红罂粟、伊朗罂粟或波斯罂粟，与东方罂粟有较近的亲缘关系。该种是一较为耐旱的多年生罂粟，花朵单生枝顶，在花瓣基部还有明显黑点，其生物碱总含量的95%是蒂巴因，但没有吗啡。可见，如果说大红罂粟能产生鸦片，那么试问罂粟属下植物哪一个又不产鸦片？
这样，我们必须抛弃布思提供的前提，不设条件地重新审视唐代入华的罂粟品种。据史料记载，这种罂粟刚入中土时，见者甚少。医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只能引用嵩阳子的话说，罂粟“其花四叶，有浅红晕子也”。陈藏器：《本草拾遗》，尚志钧辑释，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317页。另，李时珍在转引《本草拾遗》时表述为“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花有四叶”的描述显示该花单瓣，尚为半野生种，至少不是为观赏而刻意驯化的品种。唐人雍陶提到“马前初见米囊花”也表明这时的罂粟并非生于园圃，可以作为辅证。花色是野生半野生品种相对稳定的植物特征。从唐代诗人吴仁壁的“蒲草薄裁连蒂白，胭脂浓染半葩红”，到宋代唐慎微的“花红白色”和苏颂的“花有红白二种”，种种描述毫不例外地指明此花在刚刚传入中国时只有红白二色。此外，因为吗啡具有镇静、镇咳、镇痛、麻醉作用，还可抑制肠胃蠕动而导致便秘，从而具有止泻作用，而中国古代医药典籍中不止一次提到罂粟可以止痢镇咳，说明这种罂粟含有吗啡。综合这些因素，可以确定“花开单瓣、红白二色并含有吗啡”是唐时入华罂粟的基本特征。
自然界中含有吗啡的植物不多。啤酒花和金线吊乌龟并非罂粟科，料古人不会混淆。墨西哥花菱草和墨西哥蓟罂粟原产北美，不可能在唐代传入中国。现已查明的含吗啡而又属于罂粟科植物的只有虞美人、鸦片罂粟和它的始祖植物刚毛罂粟三种。
虞美人别名丽春花，又名赛牡丹，原产欧洲，虽然略含吗啡，但是花开紫红色，且基部常有深紫色斑点。刚毛罂粟因其花梗和萼片覆有短而发硬的刚毛而得名，花开暗紫色，基部有深色斑点。可见，这两种植物与唐人描述不符。那么，答案只能是鸦片罂粟。因为只有它既含有吗啡又能开放红白两色的花朵。
虞美人
我们再对中国现有罂粟属植物加以排查，以为辅证。当前，该属有7种分布于我国东北和西北各地，除虞美人和鸦片罂粟外，还有野罂粟（Papaver nudicaule L.）、东方罂粟（也称鬼罂粟Papaver orientale L.）、黑环罂粟（Papaver pavoninum Fisch. et Mey.）、灰毛罂粟（也称天山罂粟Papaver canescens A. Tolm.）和长白山罂粟（Papaver radicatum Rottb.）。刚毛罂粟在我国没有分布。
野罂粟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和新疆，有两个变种分出四种变型，多生于海拔1000米—2500米的林下、林缘和山坡草地，有黄、白两种花色。东方罂粟原产地中海地区，花开红色或深红色，有时在爪上具紫蓝色斑点。黑环罂粟产于新疆、伊朗和中亚地区，亦有两个变型，生于低山多石地区或田边草地，虽有红白二色，但花瓣基部具有黑环纹。灰毛罂粟产于新疆，生于高寒地区，花开黄色或橘黄色。长白山罂粟产于东北吉林，生于高山冻原地带，花开淡黄绿色或淡黄色。综上所述，如果从中国现有罂粟中排查，花色为红白二色者也只有鸦片罂粟一种。
据此看来，鸦片罂粟确实是在唐代传入中国。既然如此，又何以在清代重新引进呢？我们只能在物种变迁的历史中探寻答案。
二、“晓看俄起五色霞”和“含烟带雨呈娇态”——以花色和花型来探寻变化
《米囊花》诗是中国关于鸦片罂粟（下文简称罂粟）的最早记载。作者郭震（656—713），魏州贵乡人（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咸亨四年（673）进士，长期在长安、凉州、安西（新疆）一带供职。《本草拾遗》的作者陈藏器（687—757）也长期生活在地处西北的陕西三原。鉴于这两人的生活轨迹都处于古“丝绸之路”带，再考虑到唐代气候处于我国第三个暖湿期，冬暖无冰，现今只能在淮河以南种植的柑橘在当时可植于长安，那么罂粟在野外也应当容易生存，很可能是沿着亚欧交通线传入中国。百年后，成都人雍陶（约789—873）在由长安返回四川的路上赋“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之句。既然以罂粟作为家乡的标志，足见其在四川分布之广，而在其他地区则依然较为罕见。此诗写作的具体时间“诗略难详”。据《唐才子传》记载，雍陶少时经蜀中之乱，播越羁旅，至大和八年（834）才进士及第，大中（847—860）六年入长安，授国子毛诗博士，大中末重回四川，先后任简州、雅州刺史。少年家贫羁旅之时，必不能纵马回川，此诗当作于公元834年以后，大中末年的可能性最大。此外，与雍陶同时代的南阳人张祜在公元851年寓居丹阳时写有《江南杂题》诗，诗中“碧抽书带草，红节米囊花”之句，说明罂粟在9世纪中叶时也已经传入江南。
清楊晉畫花鳥冊 米囊花
据“花有四叶”的描述和生于“马前”的位置，可以推断唐人传入的是一种半野生罂粟种。一般来讲，除个别植株的变异外，罂粟在野生状态下会长期保持“单瓣”特征。在人工栽培条件下，除非经过刻意的选育杂交使基因变异得以积累，这一特征也不会轻易改变。可惜的是，除文字记载外，唐人并没有留下罂粟花直观的视觉图像。
北宋时，苏颂（1020—1101）在《图经本草》中说：“罂子粟，旧不着所出州土，今处处有之，人家园庭多莳以为饰。花有红、白二种，微腥气。其实作瓶子，似嚆箭头，中有米极细，种之甚难。”从中可以发现，尽管“种之甚难”、尽管花色依旧是“红白二色”，但罂粟花已从“医家难见”变为“处处有之”、从“着生马前”变为“莳以为饰”，说明其已从半野生状态转向园艺饰花，种植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苏颂之后数十年，寇宗奭首次提到罂粟“其花亦有多叶者”，说明罂粟又在园艺技术的推动下开始出现瓣化现象。
至北宋末年，随着中国花鸟画逐渐形成独立画派，一幅《罂粟花图》记录了当时的罂粟（见图1）。图中有花三朵，虽然具有鸦片罂粟的一般特征，如：雄蕊白丝黄药，子房绿色，无花柱；花梗长；蒴果椭圆；叶片基部心形，掌状浅裂，叶脉明显且突起等，但是与唐人描述有明显不同：花已然是重瓣千叶，三花分别呈正红、浅紫、粉白三色。这些变化说明罂粟在人工选育和杂交技术的推动下，向着观赏性更强的方向持续发展，不仅花色日渐丰富，而且花型也从单叶到多叶、从多叶到千叶不断演进。
翻阅花卉史，罂粟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显而易见。我国有关花卉栽培的记载绵延数千年，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园圃”字样，《离骚》也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这样的千古佳句。不过，直到南北朝时期，农业生产还是社会关注的重点，“花草之流”仍然被斥为“匹诸浮伪，盖不足存”。“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这种看法在唐代发生了改变。当时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仓廪实而知礼节”，花卉市场随之发展。我们从“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和“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等文学作品中依稀可以看到当时花市的繁华。宋代时，花卉市场继续繁荣，栽培技术不断进步，盆景、瓶插等艺术形式异彩纷呈。花市交易折射出古人的审美情趣。古人在花卉鉴赏时常以千叶重瓣和颜色艳丽为美。如“唐始有闻”的单瓣牡丹，到宋代时便出现了许多“重瓣”品种。欧阳修说，在牡丹各品种中，“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罂粟之变，如出一辙。
宋代以后，罂粟的发展方向不改，发展势头更猛。明代诗人程本立曾被贬谪云南，在此见到千娇百媚的罂粟花，不禁赞叹：“滇阳二月，罂粟花盛开，皆千叶。红者、紫者、白者、微红者、半红者、傅粉而红者、白肤而绛唇者、丹衣而素纯者、殷如染茜者，一种而具数色，绝类丽春谱之所云。”稍后的王世懋对罂粟花的颜色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说“芍药之后，罂粟花最繁华。其物能变，加意灌植，妍好千态。曾有作黄色、绿色者，远视甚佳”。同时代的徐霞客在贵州白云山游白云庵时有僧人导引，得见“庐前艺地种蔬，有蓬蒿菜，黄花满畦；罂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也”。“殷”为赤黑色，殷红表明花色深红。王象晋在《群芳谱诠释》中对罂粟花的花色、花型都有描述，“青茎高一二尺，如茼蒿。花有大红、桃红、红紫、纯白。一种而具数色，又有千叶单叶，一花而具二类，艳丽可玩”。凡此种种，被《遵生八笺》的作者高濂总结为“千瓣五色”四个字。至清代，画家恽寿平和郎世宁都留下了罂粟画作。与宋人画作相比，两幅画都增加了下垂的花蕾。恽寿平在画中题有“何用红泉摘瑶草，满囊金粟是仙粮”的赞美诗句。郎世宁的画中出现了黄色和紫色的花朵。总之，明清时期的罂粟在人类不断驯化之下，各色皆备，形态多变，已为观赏花卉中的极品。
清代康熙年间还有三幅所谓的“单瓣罂粟”图（其中两幅见图2）：上睿的“罂粟蛱蝶图扇”、文点的“罂粟图册”和恽寿平的另一幅“罂粟花图”。首先，恽寿平此图所画必不是罂粟科植物。画中有花六朵，其中五朵开花，花瓣三片，离生，一朵含苞待放但花梗向上，叶片小且羽状深裂，且图中无罂粟相关字样，图名疑为后人所加。其次，文点图采用墨青色颜料，难以辨别原花颜色。图中有花两朵：一朵含苞待放，枝头向下，符合罂粟特征；另一朵花开硕大，花单瓣，却有萼片两枚宿存，不符合罂粟花特征，或许是作者主观意象的反映，也未可知。再次，上睿画粉色重瓣一朵；红色花苞一朵但枝头上挑；红色四片单瓣一朵，但基部有深色斑点，类似东方罂粟。总之，此三图所画花卉均不能被确认为鸦片罂粟。不过，这并不能否定单瓣罂粟的存在。王象晋就讲，“八月中秋夜或重阳月下子，下毕以扫帚扫匀，花乃千叶。两手交换撒子，则花重台……若土瘦种迟，则变为单叶”。可见，明清时期的单瓣罂粟并非常态，而是栽培技术不得法导致的“劣”产品。
综上所述，唐代以降的鸦片罂粟始终被作为观赏花卉而加以栽培，花色不断丰富而艳丽，花型逐渐瓣化而层叠。这不可避免导致植物品性的变化。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的孟德尔曾说：“多数观赏植物之花色，乃为极易变化之形质”，品种的“安定性”“经栽培致其紊乱，或完全破灭”，“就移植庭院立论，而植物体竟有彻底且永久之改革”。以“梅”为例，其原产我国西南，后引入中原。最初以食果为主，“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后渐以观赏为主，从“单瓣”的“果梅”中分化出“重瓣”的“花梅”，又至“台阁”“跳枝”，有些品种甚至到最后只开花而不结果。对于罂粟而言，所谓“单叶者粟必满，千叶者粟多空”，其“籽种”数量与“鸦片”产量的下降当在情理之中，这与“花梅”演进大体一致。
那些继续流落野外的鸦片罂粟命运如何呢？一般而言，这是一种“容易生长成活的植物”，但在温度、湿度和光照三个方面要求苛刻，需要“温暖而湿度较低”和“长日照”的生长环境。唐代至宋初，我国气候温暖而湿润，即使现今干旱的西北地区也适于罂粟生存。宋雍熙二年（985）以后，气候急剧转冷，第三个小冰河期来临，江淮一带漫天冰雪，长安、洛阳一带柑橘果树尽皆冻死；长江太湖时有冰封，甚至车马可行。南宋初，不仅天气寒冷，且降水大增，长江流域尤其明显。这样寒冷且多降雨的气候对罂粟生长极其不利，在没有人力遮雨排水的条件下，罂粟在野外很难存活。这一“在自然界中势将泯灭之变种”，或许只能“嗣因栽培得法”，“依人力而获存”吧。
罂粟观赏化的发展趋势造成了“千叶者粟多空”的结果，那么，鸦片产量不足是否就是嘉道年间罂粟替换的唯一原因呢？
三、“满囊金粟是仙粮”或“毒哉此物真蜂虿”——以成分和药方来推断因果
罂粟观赏化还造成了另外一个可能的结果，那就是其生物碱组成的改变。生物碱是蕴藏于生物界的一类特殊含氮有机化合物的总称，是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财富，也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有力武器。从现有的医学理论和实践来看，每种生物碱都有着相对独特的生理活性。因此，我们虽然不能确指观赏罂粟中生物碱变化的范围和程度，但可以通过比较中外罂粟治疗疾病的差异来感受这种变化的存在。
鸦片是切割罂粟蒴果后流出的汁液凝固而成的物质。通常情况下，鸦片罂粟中所提取的“鸦片”多与袂康酸结合成盐而存在，分别为：（一）吗啡生物碱：吗啡、β-可待因、可待因、蒂巴因；（二）丽春花碱生物碱：粉绿罂粟碱、罂粟红碱E、罂粟红碱C、罂粟红碱D、罂粟红碱B；（三）原阿片碱生物碱：β-别隐品碱、隐品碱、延胡索丙素；（四）原小檗碱型生物碱：异种荷苞牡丹碱、斯氏紫堇碱；（五）苄基异喹啉生物碱：罂粟碱、网叶番荔枝碱、半日花酚碱甲醚、半日花酚碱、可旦民碱、亚美罂粟碱、杷拉乌定碱；（六）苯酞异喹啉生物碱：罂粟壳碱、α-那可汀、β-那可汀；（七）异喹啉生物碱：四氢非洲防己碱、氢化可他宁碱；（八）那碎因生物碱：那碎因；（九）阿朴啡生物碱：异波尔定碱；（十）原阿朴生物碱：（S）-光千金藤定碱。其中，吗啡被认为是反映鸦片特性的最重要的生物碱，占总重量的4—20%；可待因占总重量的0.5%—3.5%；蒂巴因占0.2%—2%；罂粟碱占1%—2.5%；α-那可汀占2%—13%。不过，罂粟品种差异，甚至是不同的采集存储方法及土壤、气候等因素，都会使鸦片成分发生变化。如印度东部巴特那产的鸦片中吗啡含量为3.98%，α-那可汀含量为6.36%；印度西部麻洼产的鸦片中吗啡含量为4.61%，α-那可汀含量为5.14%；土耳其士麦那产的鸦片中吗啡含量为8.27%，α-那可汀含量为1.94%。
在这些生物碱当中，吗啡具有镇静、镇咳、镇痛、麻醉作用，还能够抑制肠胃蠕动而导致便秘，从而可以止泻；同为吗啡类生物碱的可待因也具有镇咳和镇痛作用。因此，在治疗疼痛、腹泻、痢疾、哮喘、慢性咳嗽等疾病时，吗啡和可待因起着重要作用。α-那可汀和罂粟碱具有抗菌、酶抑制和抗布氏锥虫等原生动物作用。因此，在治疗疟疾等虫菌感染疾病时，则主要是靠α-那可汀、罂粟碱等异喹啉生物碱的力量。生活在潮湿地带的印度人和生活在剑桥郡、林肯郡、拉姆尼沼泽等地的东英格兰人都将鸦片酊作为家庭必备药品来预防疟疾，就是因为α-那可汀的存在。在19世纪，英国人发现了这一秘密，开始提取α-那可汀来验证它的疗效。1838年，英印医学部的奥少尼萨医生用α-那可汀治疗32例间歇性疟疾发热病人，治愈31人；1857—1859年间，帕莫医生在甘孜波尔再次用α-那可汀治疗546例疟疾发热病人，治愈541人、死亡5人。
在印度，鸦片被用来治疗疟疾、腹泻、痢疾、风寒感冒、周期性发热、哮喘、慢性咳嗽、风湿病、糖尿病及各种疼痛，甚至当小孩子长牙时因疼痛而哭喊，父母也会给其服用鸦片以使其保持安静。以此观之，吗啡、可待因、α-那可汀和罂粟碱等几种重要的生物碱悉数含于印度鸦片之中。
在中国，宋代开始将罂粟入药，主要是罂粟壳和罂粟籽，明以后增加了鸦片。在用作药材之前，五代十国时南唐《食医方》提出以罂粟米、人参末、山芋煮粥，用于食疗，可以“疗反胃不下饮食”。北宋开宝六年（973）编成的《开宝本草》首次将罂粟纳入药材之列，书中记载“罂子粟：味甘，平，无毒，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本草衍义》《证类本草》等医学著作对此予以认可。稍后，苏颂在《本草图经》中提到了罂粟的副作用，认为其“主行风气，驱逐邪热，治反胃，胸中痰滞及丹石发动，亦可合竹沥作粥，大佳。然性寒，利大小肠，不宜多食，食过度则动膀胱气耳。”其后，罂粟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展：方勺的《泊宅编》出现了“古方未闻”的罂粟治痢方；王贶的《全生指迷方》提出罂粟可以治“肌肉濡渍、痹而不仁”的肉痿。宋金对峙时期，南宋的谢采伯发现罂粟可以用于痔疮；金朝的刘完素将其与乌梅肉、桑白皮等配成“罂粟神圣散”治疗“久新日夜咳嗽不止”。元代王珪又以罂粟壳与干葛、黑豆、当归等药材配成“斗门散”，治“八肿毒痢，脏腑撮疼，脓血赤白或有五色相杂，日夜频并”等疾。明代李时珍是古代中医集大成者，他全面总结了罂粟的药用价值并分述其各部分的药性和功效。他认为罂粟米“甘平无毒，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还可“治反胃胸中痰滞，治泻痢，润燥”；罂粟壳“微寒无毒”，能“止泻痢，固脱肛，治遗精久咳，敛肺涩肠，止心腹筋骨诸痛”；罂粟苗“甘平无毒”，可“除热润燥，开胃厚肠”；从罂粟中提取的鸦片“酸涩温微毒，主治泻痢脱肛不止，能涩丈夫精气”。总体来看，中医主要用罂粟来治疗痢疾、咳嗽和积食三类疾病。
对比鸦片罂粟在中印两国的药用价值，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中国罂粟镇痛效果差，且生物碱分布异常。在正常情况下，罂粟壳、罂粟籽和果实中均含有吗啡等与植株自身所产鸦片成分类似的生物碱，因而具有麻醉作用。这一点应当显而易见，欧洲人甚至就是为了感受“醉意”才驯化了这种作物，或者作为镇痛剂，或者用于宗教仪式。印度人也在接触罂粟后不久就知道了这一功效。但在中国，直到明代医家才提到其“止心腹筋骨诸痛”的作用，而且还仅限于罂粟壳。中医常用止痛药主要是川穹、延胡索、姜黄、防风、桂枝、三七、细辛、冰片等，另有一些外用药物，如汉椒、巴豆、乌头、青盐、白僵蚕、芫花、荆芥等，所利用的镇痛活性成分主要是生物碱类（延胡索乙素、乌头类生物碱、马钱子碱、青藤碱等）、黄酮类和皂苷类三种。罂粟一直不是中医麻醉镇痛的主要药物，说明吗啡和可待因的含量并不高。此外，如果仔细对比《本草纲目》中罂粟各部分的主要疗效（见表1），还会发现问题。首先，罂粟籽是唯一可以治疗积食的部分，这属于正常情况。因为罂粟籽中含有大量的2,4-壬二烯醛、庚酮等挥发油，这些挥发油能刺激胆汁和胃液分泌，从而有助消化。这类挥发油在罂粟壳和鸦片中是没有的，这也应当是各类文献中没有提到印度鸦片可以治疗积食的原因。其次，罂粟壳可以止痢、镇咳和镇痛，而鸦片和罂粟籽却只能“止痢”而已，这就不正常了。在正常的情况下，三者均含吗啡，均能实现此三种功效才对。其生物碱分布异常，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鸦片罂粟中的α-那可汀等异喹啉生物碱具有治疟功效，但在中国却从未用其来治疗疟疾。疟疾是我国的一种多发病，该病是经蚊虫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临床主要表现为发热、发冷、多汗，经长期多次周期性发作后，可引起贫血和脾肿大。我国古籍称之为“疟”或“瘴疟”，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流行，以南方各省发病较多。早在《素问》中就有《疟论》、《刺疟论》等专篇。《疟论》提出疟疾的病因是“得之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皆荣气之所舍也”。托名神农氏著述、成于汉代之前的《神农本草经》首先提出蜀漆（即常山）“主疟及咳逆寒热”。东汉张仲景在《素问》的基础上补充了“疟母”症候，并提出“白虎桂枝汤”“鳖甲煎丸”和“蜀漆散”三种治疟方案。东晋葛洪补充了鼠妇、豆豉、青蒿、巴豆、甘草、知母等多种药材用于治疗疟疾。唐代孙思邈又增加“柴胡栝蒌根汤”“牡蛎汤”“栀子汤”和“麻黄汤”等数种汤剂和针灸疗法。宋人王璆以白附子、陈皮治疟，并用巴豆、官桂、干姜、蜀漆、青罗面等药材分别配伍，制成“碧霞丹”“黑虎散”“祛邪丹”和“大效疟丹”等合方制剂用于临床。宋以后医家对疟疾的致病机理和临床表现讨论颇多，新增若干辅助调理性药材，但亦无罂粟或鸦片。据此推论，观赏罂粟中很可能没有或只含极微量α-那可汀等异喹啉生物碱。
综上所述，我们虽然不能确指其生物碱变化的范围和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罂粟的生物碱组成已经改变。
1785年前后，中国的瘾君子发明了单纯吸食鸦片的方法。在吸食过程中，吗啡虽然是能够产生愉悦感的主要生物碱，但含量过高会使吸食者感到十分刺鼻。相反，吗啡含量较低的鸦片会使α-那可汀、可待因等相对较弱的生物碱作用增强，吸食起来更加醇美。因此，中国吸食者更加偏爱吗啡含量约为4%而α-那可汀含量高达6%的印度巴特那鸦片而不是土耳其鸦片。这样，无论中国罂粟中吗啡含量如何，单凭其缺少了α-那可汀，就不是中国瘾君子喜爱的品种。
结语：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罂粟科植物是被子植物中较原始科之一，在白垩纪前就在古地中海沿岸开始分化。其中的蓟罂粟属分化出绿绒蒿属，又从绿绒蒿属中分化出罂粟属。罂粟属共约100种植物，于南北温带间断分布，主产于中南欧和亚洲。
鸦片罂粟种原产于莱茵河流域，由野生的刚毛罂粟驯化而来，最迟在公元前14世纪时，已经传遍包括西亚在内的环地中海沿岸地区。塞浦路斯人首先发明了鸦片采集技术，而埃及人发现了鸦片的药用价值，这些知识随后又传回欧洲。从古希腊时代起，欧洲人就将鸦片作为药品来使用。近代以来，提炼罂粟籽油用于烹调或者作为花卉观赏才逐渐成为欧洲罂粟种植的主要目的，因而也培育出有着“锯齿状花瓣的重瓣花和专供观赏的专门性花……其中最精致的是罂粟的两个变种‘粉纱’（the Pink Chiffon）和芍药花状混合品种”。
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促成“丝绸之路”的畅通，欧亚大陆的两极开始发生联系。唐代，东西交流更加频繁，西域九姓胡甚至还把东罗马的水精、波斯的玛瑙和印度的毾登毛运到长安。在大唐帝国臻于鼎盛的同时，阿拉伯人也开始横扫西亚和北非。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军队越过伊朗高原，于715年征服了锡尔河以西的中亚地区，并进入印度河流域。阿拉伯人把鸦片称为“阿芙蓉”（af-yum）。因为伊斯兰教禁止饮酒，所以他们更多地依赖鸦片，很可能是最早将鸦片用于欢娱目的的亚洲民族。于是，他们喜爱的罂粟随着兵锋所指而迅速传播。以中亚为跳板，罂粟向南传入印度，同时又向东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7世纪、8世纪之交，郭震写下《米囊花》，留下了中国关于罂粟的最早记录。6世纪还不产鸦片的印度，在8世纪出现了关于鸦片的医学著作。最可能的情况是，罂粟在7世纪时同时传入了中印两国。在印度，人们为了取得鸦片而选育罂粟；在中国，人们为了观赏花卉而选育罂粟。在人为干预下，同种罂粟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基因变异代代积累。
10世纪起，阿拉伯人开始经营印度的鸦片贸易。13世纪，很多阿拉伯医生沿着蒙古帝国的商路，来到了遥远的东方。自此，中国人知道了“阿芙蓉”，“阿芙蓉”也流入了中国。但中国人只是知其名、用其药，尚不知其制法。
明初厉行海禁，商旅断绝，鸦片输入有限。至成化年间，王玺等医家虽已知其制法，但土产鸦片不能尽如人意，且采集之法传播未广，加之国内过分夸大“阿芙蓉”“兴助阳事、壮精益气”的功效，达官显贵竞相购于海外，以致“价若黄金”。
“地理大发现”后，葡萄牙人开始在东方构筑商业帝国，并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印度麻洼鸦片的贸易主导权。“隆庆开海”以后，中国市场的鸦片价格逐渐与国际接轨。至万历年间，鸦片已是一种常见的进口商品，价格长期保持在每斤1—2两银上下。因为土产鸦片药效不佳且产量低下，大规模罂粟种植未能形成。在供求平衡而价格适中的背景下，民间也缺少引进罂粟品种的热情。
也是在万历年间，西班牙人把烟草引入南洋。明末，爪哇人受此启发而发明“鸦片烟”，并于康熙末年传入中国。18世纪80年代，中国人弃烟草而单吸鸦片，引起进口激增；而已经控制孟加拉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方面采取“限产增利”政策，紧缩孟加拉鸦片生产，另一方面采取“封锁麻洼”政策，阻止麻洼鸦片出口。供求关系的骤然紧张导致鸦片价格一路狂飙，数年间连续翻番，1805年时接近每斤10两银。暴利引诱之下，亡命之徒置嘉庆元年禁烟条例于不顾，试图自制鸦片。但他们却发现中国罂粟在历经以观赏为目的的人工选育之后，生物碱构成并不适合吸食，且因“千叶者粟多空”，费时费力依然产量不高。在弄明白“华种攒瓣，如芍药；惟夷种单瓣，故结实尤大”的道理之后，他们纷纷放弃中国为观赏培植的千叶罂粟种，转而引进印度为取膏培植的单瓣罂粟种。先是在1805年，清政府发现浙江台州、云南等地“有种罂粟取膏者”。随后，川南地区由云南引入“夷种”罂粟；川东地区则是在道光中由涪陵“客粤者购罂粟籽种，归如其法试之”。接着，罂粟传入陕西，又有甘肃人“购种于陕”。到鸦片战争前夕，初步形成了以浙江为中心的东南各省和以云南为中心的西南各省两大鸦片产区。至此，罂粟替换过程基本完成。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中国那些生于野外的鸦片罂粟为什么没有保持特性而顽强地生存至清代呢？可能的答案是，它们即使熬过了小冰期和暴雨冲刷的痛苦，也很可能退化了原来的品质。
时至今日，无论是野生的还是观赏的土产罂粟都已不见了身影。在当前的观赏花卉中，罂粟属植物只有东方罂粟和新引进的冰岛罂粟两种而已。背负着毒品的标签，观赏性的土产罂粟也早已不容于园圃。即使有非法之徒，也只会为了鸦片去种植“夷种”罂粟。或许，我们只能在古代画师的笔下领略中国观赏罂粟的昔日繁华，它们自身也许已经湮灭在历史长河中200年前的那个漩涡之中了。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作者：连东，系山西工程技术学院社科系副教授。]
编辑：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