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角形玉杯，我国首批64件永久禁止出国（境）文物之一。据国家文物局统计，中国现存的文物大概有1亿件左右，角形玉杯被列为首批，足见其极高的文物价值。
1983年，角形玉杯出土于位于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的西汉初年南越王赵眜墓内。它由一整块青玉雕琢而成，独特的犀牛角状造型，上口椭圆，往下渐收束，近底处成卷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腹中空。杯身自口沿处起为一立姿夔龙向后展开，绕着器身回环卷缠，逐渐高起，由浅浮雕至高浮雕，及底成为圆雕；空白处用单线的勾连雷纹填空，工艺巧妙精湛、抛光俱佳，是我国西汉时期玉器的代表作。
在南越王赵眜墓内出土的大量陪葬品中，仅玉器就多达244件。角形玉杯被发现时，外面包裹着上等丝绢，放置于墓主赵眜棺椁之间的“头箱”内，显然是其生前的珍爱之物。
赵眛为何喜爱玉杯？
赵眛，史料多作赵胡，西汉诸侯国南越国第二任君主，史称“南越文王”。关于他为何喜爱玉杯？先从南越武王赵佗说起。
赵佗是赵眛的爷爷，原为秦朝将领。秦统一岭南后，在岭南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等三郡，赵佗任南海郡龙川县县令。做地方官期间，赵佗发现岭南地区文明低下、生产水平不高，为推动当地发展，他引进了中原的文化、农业、手工业等先进技术。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赵佗趁机兼并了桂林郡、象郡，将整个岭南归其统治之下，建立南越国，自立为王。
建国后，赵佗为促进民族融合、实现长治久安，实施了更为灵活的“和辑百越”政策，让越人参加政权管理，鼓励汉越通婚，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岭南古越文化的融合；为加强军事防御，除绝道封关自守外，又立即扩展了番禺城为都城。
番禺处于珠江三角洲的腹地和东、西、北三江交汇处。这里河道纵横，内河航运可通广西、贵州；海道更可通闽越、吴越等地，并穿过浩瀚的南海，和东南亚诸国进行海上交通贸易。从考古新发现来看，在南越国时期，番禺已开始海上贸易，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番禺逐渐成为汇集许多奇珍异宝和中原产品的交换市场。
公元前196年，南越国成为大汉王朝的一个诸侯国，赵佗享有诸侯王礼遇。对于礼遇，他自己曾说汉朝廷“赐老夫者厚甚”，在大量的赏物中自然也包括有象征地位的重要赏赐品——玉器。
而且，南越国已有了制作玉器的宫廷玉作，对此，有学者认为，在建国时，当地并不具备大规模生产玉器的条件，是赵佗在秦国宫廷造办处招募了很多下岗技师，也许还购买了秦国宫廷的剩余玉料。
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赵眜因父亲早亡，在群臣拥立下成为了西汉诸侯国南越国的新君主。但他与赵佗的励精图治、“和辑百越”相比似乎较为平庸，在位16年期间，生活中贪图享乐、酷爱饮酒。
赵昧时期，南越国的玉器制作技艺在传承前代的基础上，玉器设计和玉雕工艺已达到很高水平。同时，赵昧受汉代玉文化的影响，大概也非常喜欢玉器。精美的角形玉杯，没有底座、无法直立的设计，酒一但倒入，必须一饮而尽，也正与赵眜的嗜好息息相关。
西汉角形玉杯（局部）
玉杯精美的夔龙纹
夔龙，一种单足的神怪动物，在神话《山海经•大荒东经》传说中记有，“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
西汉角形玉杯（局部）
夔龙纹，是中国汉族典型的图案纹饰。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青铜器、玉器装饰夔龙纹是主要纹饰之一，象征王权和神权，而且饰有夔龙纹的青铜礼器或兵器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与尊贵。商代前期的夔龙形象为单层的线刻花纹，到商代后期发展为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纹饰。至汉代早期，以龙为题材的纹饰，雕刻工艺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已经达到了传神的境界。
西汉角形玉杯的“S”形夔龙纹，体型修长、动感十足，雕刻拙中见巧、简中有繁，不仅体现出南越国玉匠雕刻的高超技艺，还体现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
玉杯的犀牛角造型
在古老的西方，有一种用犀牛角制作的杯子十分流行。当时的人们相信，犀牛角是圣物，如果酒中掺有毒药，犀角杯会将毒药溶解，可以保护饮酒人的生命，故广泛应用于上流社会，人们给它取名为“来通”，希腊语Rhyton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后来这种器物在中亚、西亚一带也相续出现，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见。
波斯国银来通杯
南越王墓被发现以后，在出土的大量随葬品中，有一些圆形银盒和金花泡饰等，颇具异域风格，还有同时出土的船模，也反映当时较为先进的造船技术，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的岭南越人与海外已有了贸易往来。因此有学者推测，玉杯的犀牛角造型，很可能借鉴了西方来通杯最初的形态。而后，南越国玉匠又借题发挥，就着玉石的形状施刀，综合运用玉雕的各种工艺方法，在器身上巧妙布局各层纹饰，再经过细致的打磨，终于打造出形似犀牛角的玉杯创新品了。
现如今，收藏于广州市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的西汉角形玉杯，历经两千多年，光泽依旧莹澈、质地依旧温润。它的纹饰、工艺，代表了汉代玉雕文化和艺术的卓越成就；它的造型、设计展现了百越文化、中原文化、海外文化相融合的多彩内涵，同时也传递出文化何所来、何所去的重要现实意义。
编辑：温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