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因素
将促使2021年的中美关系出现缓和
作者：陈定定
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
最近一段时期，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一系列全方位的攻击、制裁和遏制政策，使得很多评论家对未来中美关系走势判断非常悲观，似乎中美之间的冷战要真正到来了。这样的担忧不无一些道理，但是也忽略了中美关系走势的相关规律特别是其在历史大变局背景下的动态平衡性，因此也可能影响甚至误导实际操作中对中美合作的动力和可能性的掌控和利用。具体而言，明年中美关系会有一定的好转，三个理由如下：
01
特朗普对华压制政策未获成效，
中美间结构性矛盾尚未到达真正临界点
自2018年开始，唐纳德·特朗普领衔的本届美国政府以贸易战、科技封锁、意识形态攻击三管齐下为标志的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并未造成明显的影响。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来自于国内的供求结构的矛盾、尚未完全被社会所消化的土地财政带来的金融泡沫、以及长期反复于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刺激与货币学派的M2货币的过度发行带来的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周期的颠簸。2018年和201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分别为6.6%和6.1%，都超过了6%的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而无论是在投资端、消费端、还是物价端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并未显著受到来自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打压的冲击，各项经济指标均达到了国务院的预期，近期遇到的经济困难，更多源于新冠疫情在海外延烧导致的外部需求萎缩。可见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打击其实有限。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网）
目前来看，中美两国在实力上，尤其是在经济实力上，并没有悬殊的差距。因此，对于美国而言，贸然对华发动战争或者全面的军事对抗，也是不现实的。特朗普在其任期内也只能通过对中国的尖端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制裁和贸易打压、以及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的政治攻击等方式，企图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进行遏制。但是，在中美两国实力差距渐趋收窄的时候，不论是贸易战、科技战、还是意识形态之战，都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截至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并没有因为美国的打压而被拖慢。因此，特朗普政府当前对中国的压制政策，并无法真正有效遏制中国的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在对华压制政策失败的背景下，2020年的新冠疫情也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打击：曾经长期牛市的美股在三月份的10天内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连续四次熔断，道琼斯、标准普尔、纳斯达克三大指数也一度跌落至唐纳德·特朗普上任前的水平；尽管最近股市表现有所好转，但是特高失业率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可以说特朗普任美国总统3年来的经济成绩遭到了致命打击。在感染人数方面，截至6月4日，美国感染者超过113万人，累计确诊超过190万人，死亡超过10万人。在疫情带来的巨大国内经济冲击下，美国短期内难以有足够的底气对中国展开新一轮的大规模压制政策。
此外，中美于2019年12月份就贸易争端达成解决协议后，特朗普也难以短时间内再度违背协议内容，发起第二轮贸易战，将受到疫情冲击后元气大伤的美国国内的农民群体和跨国企业再度置于险恶的中美贸易环境之下。
美国COVID-19疫情数据（图片来源：百度实时疫情大数据报告）
美国近期道琼斯指数变化（图片来源：BING）
总的来说，中美目前的国力差距并不大，却也还没到真正实力齐平的临界点。中国在经济体量、科技实力、金融地位和军事力量等方面仍然与美国存在短期内难以企及的差距。而由于中国拥有体量庞大且可调控性极强的国内市场，美国对华的经济压制也难以真正伤及中国经济的命脉，仅仅只能够对中国的进出口产业和部分与美国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产业部门产生较大冲击。
因此，相信在第一任期对华压制政策失败之后，寻求连任的唐纳德·特朗普即使最终成功进入了第二任期，也必然会在对华政策上有所调整。尽管在以5G技术为首的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和教育部门的打压会变本加厉，中美间的科技竞争也会加剧，但是在总体方针上，唐纳德·特朗普一定会寻求对华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以便美国集中精力首先进行疫情后的恢复，而中美关系短期内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因此，即使小概率上唐纳德·特朗普成功连任了，中美关系也会在2021年出现相对的好转。
02
拜登胜选可能性极大，
其对华政策也将趋于理性与务实
首先，相比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唐纳德·特朗普，作为在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副总统和经验丰富的职业政治家，约瑟夫·拜登的个人风格比较温和理性。而在未来的施政方针上，拜登也并不像特朗普这般单边主义。与特朗普对待盟友的苛刻态度相反，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更加强调通过与美国的合作伙伴与传统盟友，在北约、G7以及其他印太等多边框架下，通过更加紧密的政治协调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相比于特朗普的鹰派团队，拜登的对华政策团队在政治能力上更加成熟。尽管目前拜登还没完成对自己的对华政策团队的组建，也未对国家安全顾问、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等具体对外事务官员的人选作讨论，但是作为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奥巴马时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参与者，也长期与布鲁金斯学会等的知华派外交智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也不难预测拜登未来对华政策团队的基本框架。倘若拜登最终入主白宫，那么在奥巴马时期受到重用的一些“中国通”——理性务实的中国事务专家——将极有可能取代彼得·纳瓦罗和史蒂夫·班农等倡导强硬对华战略的鹰派团队，成为新时期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参与者。对于中美两国而言，这一点对于缓和近两年来逐步升温的中美紧张关系是有利的，因为更加务实的白宫战略团队将会使得中美关系保持在一个理性且合乎外交规范的基本框架内，而不是像特朗普时期那样反复无常、剑拔弩张。
另外，在与中国的交往和沟通方面，拜登和民主党相对而言拥有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姿态，这也有利于使得中美两国在精英对话层面上的渠道能够更加宽阔与通畅，两国在高层与民间的相互认知和相互了解也能够随之得到良好的推进。反观从唐纳德·特朗普上任至今的四年间，美国在对华沟通方面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各种夸大中国威胁、鼓吹中国强权扩张等不实声音常会起到极大地误导美国的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的效果，这也是中美间的对立伴随着贸易摩擦持续升温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拜登能够在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胜出，那么于2021年上台的拜登将会首先面对包括气候变化问题、美国国内的种族间关系问题、白人至上主义的存在带来的社会正义问题，以及疫情后国内经济的复苏问题等一系列美国内政议题。而对于拜登的团队来说，矛盾重重的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将会极大牵扯其政治精力。
因此，出于兑现竞选承诺、满足国内选民诉求的需要，拜登的政治团队将首先把施政重点聚焦于国内。而在对华政策上，虽然拜登和民主党也有自己的对华遏制方案，但是在优先应对美国国内问题的需要下，美国对中国在经济和科技上的打压力度必然会出现相当大的程度上的削弱。尽管在拜登正式上任后，中美间仍然会有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与外交角逐，在高科技领域方面甚至可能激烈态势不减，但是总体而言，未来短期内中美关系的总体氛围还是会出现一定的好转。
03
未来各国政策都将以恢复经济和整顿内政为核心，美国对华遏制难觅盟友
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在今明两年，全球各国政府的主要任务都是恢复受到疫情大肆破坏的国民经济，包括解决国内的失业率问题、重振国内第三产业、以及恢复国内各行各业的产业链。除了经济问题之外，以欧盟成员为首的许多美国的传统盟友与合作伙伴，都会在今明两年面临国内的政党轮替。而以欧盟为例，以意大利和奥地利为首的多个欧盟成员国都在政党政治上陷入了民粹政党和精英政党间的路线之争，频繁的执政党轮替也使得这些国家在政策上难以保持连贯性和持续性。
因此，不仅仅是美国，全球大部分国家都需要在未来的后疫情时代中致力于缓和国内的政治矛盾并重振国民经济，同时应对愈加严峻的气候问题。而在外交领域上，减少国家间摩擦与冲突，专注于重新整顿本国的国内问题，也是大多数国家将会采取的符合本国国民利益的选择。而在此宏观背景下，即使希望继续对中国进行遏制，也难以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到愿意花费机会成本与国家资源与美国联手对抗中国的一线盟友，也就无法短期内在地缘政治和全球政治层面上，构筑起遏制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
04
总结：未来中美间关系仍然是基于竞合之下的周期性波动
2017年美国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被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以及“需要被压制的政权”。到了2020年5月，美国白宫再度发布了16页的《美国对华战略方针》，其内容相比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而言并无太多新意，既没有主动将中国定义为更加严重的威胁，也没有明显的强调缓解对华态度的措辞。可见自2018年到2020年，美国对华的压制政策也并未从本质上改变中美关系。美国一方面无法真正做到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脱钩”，另一方面也并未放弃对压制政策的尝试，所以说，短期来看，未来几年间中美间的对立与摩擦仍然会层出不穷，但是两国并未进入真正的全面对抗状态，美国出于对本国经济的保护，也忌惮于真正在经济上对华大动手脚。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的竞争合作关系，将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继续并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比较结构实力论视角下，中美两国间在综合国力上尚未到达基本一致的水平，中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教育实力、金融实力以及全球政治权力方面追赶美国的地位还需要花费至少十年以上的时间。与此同时，处于单边主义状态和新冠疫情打击下的美国，也没有力量去发动国际统一战线联合对付中国，而为期两年的贸易战未获实质性成果也表明美国自身也并不具备独自遏制和压垮中国的能力。所以说，未来中美两国间的对抗，会成为一个相对僵持的态势，而这个僵局也会在一定幅度内上下浮动，如同经济周期中的波动规律一般，时而紧张时而温和。
中美两国GDP总量对比（图片来源：世界银行公开数据）
因此，鉴于长达两年的贸易摩擦和2020年的全球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同时基于上述三大因素，我们谨慎且乐观地看好中美在今年大选年之后迎来一段关系相对缓和的窗口期，这种情形同时符合中美两国领导人恢复与整顿受疫情影响的国内经济与政治秩序的需求，而竞争合作关系下的调和、僵持与周期性波动，则是极有可能出现的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