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潮专栏作家

在1989年的中国大陆，央视春晚上有一首名叫《鲁冰花》的歌曲后来传遍大江南北，它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而这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则改编自一部能够打动人心的同名小说《鲁冰花》。

《鲁冰花》的作者，就是被称为“台湾文学之母”的钟肇政。5月16日19时，钟肇政与世长辞，享年96岁。

一、台湾战后第一部小说——可歌可泣的伟大民族史诗

当我们翻开《鲁冰花》这部小说，我们会读到这样清丽而又缠绕着哀愁的文字，会收获比同名歌曲和电影更多的感动——

“鲁冰花正盛开。一行行的茶树和一行行的鲁冰花，形成绿黄相间的整齐图案。”

“鲁冰花谢了，留下粒粒种子，明年又会开出一片黄色花朵点缀人间；而在这一开一谢之间，使茶园得到肥分。”

这些文字并不是廉价的无病呻吟，而是以鲁冰花为喻，写了一位有极高绘画天赋的少年，在旁人的不理解之下，不幸染病早逝的故事。

透过小说呈现的则是贫富差距、政治污染、学校教育等尖锐而深刻的社会问题。

这部语言与内涵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就出自“台湾文学之母”钟肇政的笔下。

它是台湾战后的第一部小说，也是钟肇政的第一部小说。

不过，《鲁冰花》却还不是钟肇政最优秀的作品。

他真正的代表作是《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部曲》这样厚重的大河小说。如在“台湾人三部曲”中，就描绘了台湾人民开发自己脚下的土地、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历史。

台湾的旖旎风光和淳朴民情，都被钟肇政细腻而生动地一一呈现出来，为甲午战争后台湾历史状况和社会生活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记录。以至于有学者称其为“一部可歌可泣的伟大民族史诗”。

写下大河小说的钟肇政一生也如一条大河，时而急速奔腾，时而缓慢流淌，乃至遇到巨大转折需要改道，需要重新融入新的河流……可以说，他一生创作的作品与他从事创作的一生，都充满了传奇色彩。

二、语言与身份的焦虑——从日语回归到汉语

在我们的认知里，能用汉语写出这样大部头巨著的作家，一定自幼精通汉语，然而事实上，钟肇政却是从二十岁才开始学习汉字，学习中文的。

他在采访中提到，在日据时期，他从七岁时就被迫学习日语，而且说：“到了进中学时，校内日常所用语言已全部是日语，迨至中学时代，读写不用说，连思考也全是日文”。

所以在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之后，钟肇政才开始正式学习中文。在经历过日语、英语的学习之后，在适应汉语这种新的语言系统时，就难免出现诸多困难——语序、词性，尤其是部分汉语和日语中同样的字形却在音、意上截然不同，都是需要一一克服的巨大难题。

更为艰难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钟肇政一开始接触的还不是白话文，而是《千字文》、韩愈散文这样的文言文，直到阅读到吴曼莎的《大地之春》，他才算真正接触到白话文。

汉语字形复杂，词语词性灵活多变，语音方面也是各个地域不尽相同，这使得钟肇政在掌握汉语发音之时又要面对更多的困惑。

光复之初，他和许多台湾人一样，分不清国语和北京话的区别，四处求学却依旧茫然。为了明白汉字的读音，他甚至寻找到《康熙字典》，从中摸索反切法，可切出来的读音却五花八门，正确的读音仍然无从知晓。

就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依然如饥似渴地探索着汉语，正如他在自传体小说《浊流三部曲》之三《流云》中所描写的：“先是饥不择食地四处找书，借《三字经》《千字文》《七言杂字》等书认字，继又专攻中文教科书”，而且“把不会读的字一个个抄下来，再翻汉和字典，注上切音……一篇文章用这方法读会了，就到户外去大声朗读，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直到能够背诵为止。”

他早年曾有一篇署名榕邨的小文《“仔“和“儿”—方言文学的一个小问题》，认真地探讨台湾方言里“仔和国语里儿的异同及其使用问题，可见其学习之用心。

从日语、英语到回归汉语，钟肇政已经错过了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段，可是他依旧如饥似渴地重新开始学中文，这种语言焦虑感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他对于身份认同的焦虑——属于哪里，是哪里人。

钟肇政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十二岁到二十岁是战争的年代，也是接受彻底的日本教育的年代，后期更有皇民化运动，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培养出不很浓厚的民族觉醒，嘴里说自己是日本人，内心则是有一种自觉：我们和日本人是不一样的，本岛人（台湾人）和内地人（日本人）的差别是很明显的。”

他还提到：“战争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离开台湾，这个历史事实为我们带来莫大的欢欣鼓舞，我们不必再被日本人欺负了，这是一种很切身的感觉。同时，我们有一个祖国——中国，台湾就要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也是很切身的感觉。”

语言，是人类最后的精神家园，当一个作家选择了一种语言，其实也就是选择了一种身份。他学习中文的过程，也就是在重新定位自己身份的过程。

终于，在六年以后，钟肇政学会了中文，开始用汉字写作。然而，他对自己和整个台湾人的身份定位的探索还没有结束，他还在思考，怎样用汉字写出具有台湾本地方特点的文学作品，怎样塑造出“台湾人”。

三、“一股倔强的逆流”——选择台湾方言写作

学会汉字写作还远远达不到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标准，由于受日本教育时间过长，导致他即便用六年时间苦心学会一些汉语，写成文章后依旧语病百出。

他投稿也总是碰壁，他说：“投稿被退稿是常态，十投九退，几乎长达十年之久。”

普通人或许会就此放弃，但是钟肇政却没有，他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坚持学习汉语，用汉语写作。

他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我认定了写作之路是我唯一的路子，用全心全意来走，从不旁骛。”于是，除了他教书本职的工作之外，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写作。

在其他教员闲下来的寒暑假，正是他最苦、最忙的日子。

他会感到完整的时间在等着他去完成大部头的作品，于是更加努力写作。他说：“我是个没有假日，没有寒暑假的人。虽然这么苦，但是看到自己写的东西，明知是一堆堆破烂，依然觉得是可爱的……不为什么，只因那里头的一字一句，都是花过我的心血的啊！”

就这样的坚持直到1960年《鲁冰花》发表，他的写作之路才顺畅起来。然而这只是开始，《浊流》、《江山万里》、《流云》等一部部作品相继问世，他一直没有停下自己探索的脚步。

一个优秀的作家，终其一生都会探索属于自己的讲述方式和适合自己的语言，钟肇政也不例外，他学会了汉字，却最终选择用台湾客家方言建构起自己的文学世界，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用他独有的方式，保存下了客家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他这种选择和坚持用客家方言写作，又与当时推行普及国语的背景格格不入，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陆续公布学校、办公室必须使用国语的法令，甚至规定了广播、电视电影院使用方言的限制。

在官方扫荡方言的政策下，小学生讲方言被罚钱，罚站、挂狗牌等情况层出不穷，校园里学生纠察队甚至四处巡逻，查组不法，手中一本手册登记违法人员。

所以，当他发表自己有关台湾方言的看法时，支持他的人寥寥无几。

然而他依旧勇敢地站出来说：“方言在文学中的地位是不可一笔抹杀的”，而且提出“我们是台湾文学的开拓者，台湾文学有台湾文学的特色，而这特色一一方言应为其中重要一环一一唯赖我们的努力、研究，方能建立。”

他用他的作品践行了自己的主张，并且真正让台湾文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身份名片。

钟肇政就像一股倔强的逆流，因为他对用方言写作的坚持，更显得他在那个时代难能可贵。

四、身份建构——让台湾文学属于中国，更属于它自己

一个作家永远站在当权者一边，是很容易的事；而选择另外一条路，尤其是拒绝站在当权者一边时，就或多或少有了危险。而硬骨头的钟肇政仍然执著地选择了另一条路。

在民国四十六、四十七年，白色恐怖严重的年代，他依然坚持“台湾文学”，虽然“台湾文学”四个字本身已经成了一种禁忌。

他说：“我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事实上，我内心的台湾文学是独立的，刚开始，台湾文学有日文、中文和台湾话文等不同的文字所写的作品刊登在报纸、杂志上，那不是日本文学，也不是中国文学，自然就是台湾文学。”

由此，他不仅用自己的文字为台湾文学的建立打下基础，而且还广泛翻译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以此影响台湾文学，为台湾文学输入更为新鲜的血液。

从《金阁寺》、《阿信》到《歌德自传》、《史怀哲传记》等等，钟肇政在1950年到1990年的四十年间都笔耕不辍，致力于翻译写作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而这些外国作品，则是台湾年轻一代作家的精神给养。

当新的年轻的一代又一代台湾作家出现的时候，这位老人的脸上露出了慈祥的欣慰的笑容。

他已渐渐老去，却依然不肯停下脚步，他开始鼓励、扶持、培养这些能将台湾文学继续发展下去的年轻人。

李乔、郑清文、东方白、苏进强、吴锦发、王幼华等等一大批在台湾文坛被人熟知的作家，都无一没有受过钟肇政的呵护。甚至初涉文坛的钟铁民，还曾在暑假居住在钟肇政的家中读书写作过。

可以说，钟肇政的一生，都在为台湾文学的建构和发展而不知疲倦地努力着，为台湾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钟肇政说：“台湾文学是挣扎的文学，是血泪的文学，我以身在其中的一份子，觉得非常荣幸。我这一辈子，几乎把整个精力投注在文学方面，我也觉得有若干成果、若干收获，这是最感到荣耀的一件事。

台湾文学发展七十多年来，目前依然在挣扎之中，依然需要付出血泪，未来台湾文学的发展，希望有更多的人付出他们的血泪，做他们的挣扎，让我们台湾文学能够更欣欣向荣，更发展，有更多的作家，更好的作品出来，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钟肇政的话，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也为台湾文学的发展之路油然生发出一种感慨，生发出一种感动。

如今，“台湾文学之母”钟肇政先生已经逝世，他的精神与对台湾文学的希冀会被人们永远铭记。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它的成长，它的欣欣向荣也会让大陆文学枝繁叶茂，成为世界文学中独特的存在。

（作者介绍：胡慧，24岁。文学与电影艺术爱好者，自由撰稿人，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