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看见湖北”专栏已陆续推出多期，分别从专家学者、枢纽组织、社工机构的视角，多维度解析湖北公益生态。近日，我们又特别专访了原武汉市民政局副巡视员、武汉市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李中辉，作为一位资深民政工作者，他兼具政府和社会两种视角，对武汉市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较为全面的观察。看完这篇专访，或许您对武汉市公益生态会有新的认识。
▲本文经作者确认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特别预告：
要点速读
1、多数社会组织缺钱缺人又没根据地，在武汉市登记的社会组织中曾经一度存在三分之一比较兴旺，三分之一维持现状，三分之一自生自亡的情况。
2、这次疫情中，武汉社会组织经受了严厉考验。一批有愿景、有目标且服务业务过硬的专业社会组织，在疫情中既能独立作战，又能协同作战，还能灵活转战，表现出特有的风采和形象，不愧是一支拉得出、打得响的英雄团队。
3、鉴于有指定的捐赠收发机构或渠道，这次疫情中其他基金会只是自发地做了些工作。在武汉市民政局通报表扬抗击疫情表现突出的167家市级社会组织名单里，只有1家基金会。
4、这次疫情给社会组织发展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但参与缓解社会灾难，共克时艰，又是社会组织责无旁贷的事情。向何处用力、有没有力、怎么借力，都是摆在社会组织面前的大问题。
5、公益生态有一个内生力量和外来力量整合的问题。建议政府把一线社会组织复工复产纳入整体复工复产一起布局安排；官方慈善组织以项目方式费随事走，启动一线社会组织服务；省内外基金会以合作方式有重点介入，帮助解决难点热点问题；省内一线社会组织通过改革，比如地摊经济、社会企业等探索壮大实力，解燃眉之急。
6、短时间内政府对社会组织扶持力度会有放缓，但从长远来看，政府必然会加大对社会组织支持力度，因为未来国家治理趋势中，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替代作用不会变，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变。
7、体制上要扩面，社会治理为国之大事，大事大家抓，大家抓大事，民政一家力量不够。机制上要问责，把社会组织建设纳入各级各部门目标绩效考核，责任到人，服务才能到位。管理上要松绑，放权于民，放政于社会，把该给的空间归位给社会组织。
*注：图片来源@IC Photo
访谈全文
提问：您之前在部队做政治工作，转业后到武汉市民政局分管社会工作和社区事务，如今退休后进入基金会行业专门从事公益慈善工作。这三类工作的跨度很大，前面的工作是否为后面的工作积累了独特的思维方式或办事经验？分别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三种经验，您会用哪几个词，为什么？
李中辉：之前我在部队做政治工作也好，后来转业到民政做社会管理也好，现在做公益慈善也好，虽然职场不同，对象不同，但都是在做人的服务，做人的改变或改善。当然，隔行如隔山，部队、政府、社会这三者之间的跨度应该是蛮大的，跨度大了就容易形成思维定势或犯经验主义。但你要明白这世上的东西不是为你量身定制的，你要适应它就得多几个备份，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样转换起来就比较容易些。
如果要用简短几个字来表达的话，那部队工作的规律是服从为本，地方工作的规律是政策为本，公益慈善工作的规律是问题为本。为什么这样说？部队是打仗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步调一致打胜仗；民政工作是政府行政工作，运行正不正常，就看你依法依规做得怎么样；而公益慈善工作就不一样了，它不像部队也不像政府凡事都按照上面的要求自上而下来，而是反过来按基层民众的需求自下而上来。总之，我很庆幸自己能有这些经历，因为这些经历都很有意义，它们帮我在实现梦想。
提问：作为资深民政工作者，您长期在武汉市民政局担任领导职务，从主管部门管理者的角度，您如何看待近十年来武汉市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情况？有哪些进步和特点？又有哪些缺陷？
李中辉：我是1993年转业来武汉市民政局的，那时管社会组织的业务处叫社团处，随着社会组织种类扩充，后来改名叫民间组织管理处，现在又改名叫行政审批处。名称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组织对象的变化。这十年，武汉社会组织经历了发展、整顿、再发展、再整顿的过程，经过发展和整顿，武汉市社会组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升。
从特征上看，一是增幅较快，2009年全市社会组织登记数3700多个，2019年登记数达到6200多个，十年增幅达59.6%。二是布局合理，市级登记1200多个，区级包括开发区登记4900多个，同时还有城乡社区备案的草根组织（没有法人地位）6000个左右。三是门类齐全，市级登记管理的社会组织，其中社团679个，基金会14个，社会服务机构473个，省厅下放下来的社会服务机构126个。四是作用明显，体现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优化社区治理、助推经济发展等方面。但比起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武汉社会组织还存在数量不足、资金短缺、专业不强、效率不高等问题，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仅为5.2个。
*注：2020年5月5日，武汉市蓝天救援队对武汉剧院一楼观众厅进行全面消杀。图片来自中国新闻图片网。
提问：如今您转战武汉市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从一家基金会管理者的视角，您对武汉市社会组织发展情况有哪些新的认识和观察？假设给您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重回民政部门领导岗位工作，您会推动哪些方面的社会组织发展政策？
李中辉：从我们基金会成立起，我就入了这个行业，已有八九年。我们基金会能够扛起全市这么多社会组织的促进发展任务，而且自身还有发展，我的感受有三个东西比较过硬。第一，有一个核心团队，原市老领导袁善腊出任基金会理事长，他是个很有情怀的旗手。我们驻会的虽然只有三人，虽然清苦、辛苦又艰苦，但团结精进，奉献为先，跟着理事长走，一个也没有跳槽。第二，有一笔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得益于市民政局重视和支持，争取到市财政预算连续八年购买基金会服务，带着社会组织做项目，还拉动企业等社会力量往基金会注水，使基金池多多少少一直有水。第三，有一处相对稳定的办公场地，虽说我们搬了几次家，但都是民政局安排的，免除房屋水电费使用，这给了我们很好的安身之所。
这三条最基本的东西，其他多数社会组织是不具备的或不够具备的。因为缺钱缺人又没有根据地，在武汉市登记的社会组织中就曾经一度存在三分之一比较兴旺，三分之一维持现状，三分之一自生自亡的情况。
有鉴于此，如果放手让我主导在一个地方做社会组织推动的话，我会改变现在通行的孵化办法，一揽子解决好被孵化登记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公益慈善、科技文教和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破壳、出栏、发展问题。即建好一个公益地标楼，对入驻者提供专业培训→功能孵化→登记注册→对接购买服务→对接减免税政策→筹划办公场所→招募服务对象→链接合作客户→机构运作监管→服务能力督导→工作成效评估→产品成果展销→表彰宣传等一条龙服务和管理。唯此才能克服当下存在的孵化与使用脱节、重复孵化、信息不对称、发展不平衡等弊端，可以使培育和监督、管理和服务、政府和社会、买方和卖方边界清楚，有序融入，助推社会组织蓬勃健康发展。
提问：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或是从社会组织评估专家的角度，您如何看待基金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官办基金会、企业基金会、高校基金会等角色？您如何评价武汉本地这些基金会在这次战疫中发挥的作用？
李中辉：我认为从功能属性看，基金会在我国虽然起步稍晚、数量偏少，但相对于社团和社会服务机构更具整合性、开放性、利他性，基金会没有互益，募集的资金全部利他。
从运作载体看，基金会的载体是“钱”，基金会没有了基金就像船没有了水；社团的载体是“人”，社团没有了会员，别人不跟你玩，就不成其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的载体是“事”，这是社会服务机构的特色业务和看家本领。从相互关系看，三者是合作共赢关系，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事出项目。当社团和社会服务机构在初创期遇到困难时，或创新发展期需要优化项目时，基金会往往会给予资金扶持和项目推进。
基金会的角色是因背景而异的，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旨在为政府填补空白，满足政府诉求，解决社会问题。企业背景的基金会多投在定向使用，宗旨是尽社会责任，扩大社会影响，争取更大的赚钱市场。高校背景的基金会主要围绕教育开展，在吸纳资金资源的同时，也彰显了往日人才培养的辉煌。
这次疫情中缘于上面有指定的捐赠收发机构或渠道，其他基金会只是自发地做了些工作，或者是以志愿者个人身份参与了社区一些辅助工作。市民政局在通报表扬抗击疫情表现突出的市级社会组织名单里，167家只有1家基金会（武汉凡谷公益基金会），有企业商业和专业技术背景的居多。我们基金会在整个疫情中始终以既有的20个购买项目为抓手，通过线上管理、心理咨询、网上督导、群里沟通等策略的改变，做了大量弥补性的工作。
*注：武汉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参赛项目之一，关爱社区老人送慰问物资。图片由武汉市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提供。
提问：疫情爆发初期，社会捐赠呈井喷状态，捐赠物资数量尤其庞大，给武汉市慈善组织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表现出人手不够、能力不足的问题，个别组织一度受到质疑。从“战时”和“平时”两个维度，您认为这场突击“考试”给武汉市社会组织带来了哪些启发？您有没有政策方面的具体建议？
李中辉：这次疫情来势之猛，危害之大，人们始料不及，公益慈善人也始料不及，武汉社会组织从中经受了严厉考验。一批有愿景、有目标且服务业务过硬的专业社会组织，在疫情中既能独立作战，又能协同作战，还能灵活转战，表现出特有的风采和形象，不愧是一支拉得出、打得响的英雄团队。
但也有一些社会组织则相形见绌，没能交出应有的考卷。有的社会组织专业价值、专业服务产品、专业技术力量储备有限，大祸临头，不知所措；有的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社会资本掌握不准，对“三社联动”用得不活，危难关头拿不出方案，找不准位置；受社区同化影响，有的专业社会组织及社工只顾做物资搬运工，却忽略了社会链接、社会恢复，社区居民组织化自救不够；有的社会服务机构手里头没线，后头没人跟，平时混日子，战时用不上；有个别社会服务机构行政化色彩较浓，主动作为不够，为社会所诟病。等等这些社会组织失灵的现象值得反思。
对此我的几点建议：一是进一步整合政社资源，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合、社会参与的治理体系。理顺各方关系，坚持平战结合，做到从事后处置、被动应付向事前预防、主动掌控转变。二是进一步加大政府购买力度，让社会组织关键时刻有钱装备自己，有钱服务社会。同时补齐政策短板，鼓励社会组织学习社会企业，在市场化运营和自由竞争中壮大自己。三是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扩大社会组织知名度和公信力，为社会组织赢得各方支持营造氛围。四是进一步清理整顿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去空壳化，使社会组织平时有投入，战时有产出，平时有人管，战时用得上。
提问：根据您的观察，武汉市在疫后恢复方面会有哪些社会需求？
李中辉：武汉作为这次疫情的重灾区，随着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的重大胜利，武汉的疫情防控已由非常态化防控转为常态化防控，社会力量参与工作也由抗疫斗争转为疫后重建与恢复。就社会层面而言，武汉疫后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
首先是社区弱势群体方面。武汉是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就当前来说，既有刚性的社区老年幸福食堂的启动开业急需，也有一对一的个性化日间照料与陪护。同时还有青少儿至今尚未开学如何有效成长教育、残障人康复培训就业等社会诉求问题。
其次是社区治理方面。疫情对社会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阻断或撕裂。长期的封城封小区封门，使原本新型社区就陌生的居民更为各隔一方。疫后重建，重在社区社会资源，如何尽快有效地链接与整合人的关系，以组织化方式动员社区群众参与社区治理，从而培育一大批社区自组织。这不仅仅是政府之急需，也是民众之期盼。
第三是社会心理方面。心理恐惧及情绪不安是武汉市民普通存在的问题。在当前复工复产复商复学的情形下，心理的疏导与慰藉是一切秩序重建的人文社会基础，更是从疫情中走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
第四是卫生习惯方面。疫情过后，痛定思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中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倡导的出门带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垃圾分类投放、推行分餐公筷和看病网上预约这五种良好的生活方式，深得民心，武汉饮食协会一马当先实行分餐公筷。如何引导人们从点滴做起，以行动共建武汉美好家园，还任重道远。
*注：图片来自网络
提问：从长远来看，您认为存在哪些掣肘武汉市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难点？如何去化解这些难点？
李中辉：整体来说，武汉市社会组织发展趋势是良性向好的，前面我已介绍。当然由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所限，还是面临一些困境。大体上：一是法律法规不完善，有些社会组织尤其是基层社区自组织不能取得法人地位；二是社会组织公信力不足，得不到政府或公众或媒体的认可及支持；三是独立性不强，过分依赖政府机构及社区；四是硬件条件特别是办公与活动场所短缺，不便开展活动；五是内部治理结构自律机制不健全，影响效能发挥；六是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影响专业能力发挥和发展后劲。
要补齐短板，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生态，还是应该从创新管理、搭建平台、强化主体利益、推动职能承接、优化治理结构、构建法律政策扶持环境入手，把社会组织建设融入到武汉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建设的进程中来。
可喜的是，武汉市政府已着手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一是通过简化审批，推进社会组织扩容增量，具体措施是改革管理体制、减少审批程序、降低准入门槛。二是通过优化治理，改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具体措施是政社分开、购买服务、完善监管。三是通过细化服务，保障社会组织规范运行，具体措施是党建引领、政策扶持、年检评估、培养人才。四是通过强化创新，畅通社会组织服务产品供给，具体措施是管理创新、孵化创新、项目创新、活动创新等。
此外，我认为应当继续按照“放管服”的取向，用力抓好三个层面的事情。首先是体制上要扩面，解决“管”的问题。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会治理为国之大事，大事大家抓，大家抓大事，民政一家力量不够，民政内设机构几个人更不够。在管理力量上还要扩大部门，增加编制，庞大的社会组织必须要有庞大开放的体制和足够的人力来管理，如果我们体制有局限，人力不够，管不过来，就会出现脚重头轻，社会组织失管和多而无用的局面。其次是机制上要问责，解决“服”的问题。把社会组织建设纳入各级各部门目标绩效考核，责任到了人，服务才能到位。最后是管理上要松绑，解决“放”的问题。在党的领导和法规监查的前提之下，放权于民，放政于社会，把该给的空间归位给社会组织，真正做到路跟党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提问：为了更好地支持湖北省一线组织发展，您对政府、官办慈善组织、省内外基金会和省内一线组织自身分别有哪些具体期待？
李中辉：这次疫情给社会组织发展造成的影响也是灾难性的。但参与缓解社会灾难，共克时艰，又是社会组织责无旁贷的事情。社会组织向何处用力，有没有力，怎么借力，都是摆在社会组织面前的大问题。
现在湖北武汉的社会组织特别是一线社会组织面临的诸多困难包括：由于经济压力，政府投向社会组织的经费会相对减缓，公益项目难以为继；由于社区出于防控，有的小区尚未解封或没完全解封，公益活动无场所开展；由于市民不便外出，不便与人接触，既使项目在手，仅停留网上服务，也影响到参与度、认可度；由于很多特殊对象原本已从社工服务中获到成长和改变，现在不能上门继续提供服务，会使往日的努力毁于一旦，中断服务会给对象造成更大伤害，等等这些现有公益生态都亟待支持解决。
我认为，既然是生态问题，就有个内生力量和外来力量整合问题。首先，当地政府把一线社会组织复工复产纳入整体复工复产一起布局和安排，在政策、场地上予以协调支持。其次，官方慈善组织以项目方式费随事走，启动一线社会组织服务。其三，省内外基金会以合作方式有重点介入，甚至派出督导，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帮助解决难点热点问题。其四，省内一线社会组织通过改革，比如地摊经济、社会企业等探索壮大自己的实力，以解燃眉之急。
*注：图片来自网络
提问：根据您的观察，湖北省各级政府对社会组织资源投入的现状如何？政府购买服务的趋势如何？未来政府是否会对社会组织增加扶持力度？
李中辉：这些年湖北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对社会组织的资源投入和购买服务在逐年追加。譬如武汉，政府每年以我们基金会为平台扶持一批社会组织做项目，连续八年每年增加预算，从2013年的150万元，追加到2019年的350万元，累计投入2100多万元。同时市区两级匹配资金，多年举办项目创投、组织孵化、服务购买、人才培训、专业督导、机构评估、党建引领、人才评选等活动，有力推动了社会组织发展。
由于经济压力和疫情原因，短时间内政府对社会组织扶持力度会有放缓，但从长远来看，我们有理由坚信政府必然会对社会组织加大支持力度，因为未来国家治理趋势中，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替代作用不会变，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变。就当前而言，政府的支持应该会侧重那些擅长扶贫攻坚、环境保护、社区服务、心理疏导等社会组织，撒胡椒面的照顾做法不会再有了。
提问：6月10日举行的湖北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了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您所领导的武汉市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未来在推进湖北省域治理现代化和武汉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价值和作用？
李中辉：我们基金会作为支持型枢纽型机构，应带头响应省委、市委号召，在推动区域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充分发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促进发展作用。具体思路：一是加强资金募集力度，为区域治理现代化扶持更多的社会组织。二是加强项目开发力度，为区域治理现代化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三是加强手段创新力度，实行信息、人员、财务、事务管理数字化，组织孵化、工作联动、成果呈现社区化，项目设计、实施、督导、评估一体化，为区域治理现代化搭建更好的平台。四是加强产品推广复制力度，在国家和地方政策体系之下研究制订服务标准及模式，为区域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好的专业价值。
*李中辉，原武汉市民政局副巡视员、武汉市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