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法时代的明师郑三俊
郑素明
【摘要】郑三俊为东至县南原郑氏八十八世祖，官至吏部尚书，加封太子少保，位列三公。历经明末、清初两朝六代，治学严谨，为官清廉，被誉为至圣之人，毕生倡导新儒学，形成并创立了“影庵思想”和“南原学派”，被弟子门生称为“影庵先生”，《四库全书明史》有其《列传》。
佛曰：“末法时代，善知识难逢，明师难遇”。
那么，郑三俊就是明季末法时代的一缕光芒，照亮着无数的前行者。晚年的郑三俊筑一室名“影庵”，日抄性、理、史、鉴诸书于其中，自题《影庵》诗文“朝去扫白云，晚来卧明月。一心抱区区，冷如松间雪。欲拟老前峰，苍天不可说。谁是舞刘琨，空击唾壶缺。”自勉，被弟子门生尊崇为“影庵先生”。
为了纪念和缅怀郑三俊，其复社门生沈寿民撰写《祭影庵郑师文》（文略）并像赞曰：“范韩（范仲淹、韩愈）也勋名，文谢（文天祥、谢皋羽）也忠贞，鲁公（颜真卿）书法兮临池，靖节诗篇兮暮吟，戴纵垂绅兮千秋典型，硕望清修兮奕世恩荣，手有槐而心有地兮翼我后人，耀国史而辉家乘兮从祀庙廷！”刘城像赞曰：“少壮登朝，荐陟天乡，伟绩炳于钟鼎，正气灿为精英。斥奸折槛（指直言谏诤），丰骨峥嵘，遴贤纲士，蔚为国祯。卓哉！东林之钜望，巍然五朝（郑三俊历经明朝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南明）之老更（即三老五更，指受朝廷礼遇的致仕三公），旧德硕辅无从举名（不一一列举），请徵诸煌煌之天语，宠以一言曰此圣之清（达到圣人的境界，表现在于他为人清廉上）！”由此可以看出郑三俊在明末清初拥有崇高的社会声望，被当时文人士大夫誉为圣人，配享太庙。
据《归德府志》记载，河南商丘人为表彰郑三俊的功德，将他与晏殊、范仲淹、欧阳修齐名，列入名宦祠竖牌纪念。2017年6月22日《商丘日报》报道，商丘市又将郑三俊列为中华圣人文化传承者。
据《福建通志》卷二十九《名宦传》记载：“郑三俊，号元岳，建德人，万历戊戌（1598年）进士，督学入闽，奖防滞才，搜罗无遗，一切竿牍屏弗通，与刘宗周齐名。”刘宗周是蕺山学派的创始人，郑三俊被誉为“八闽文宗”，可谓两儒媲美，濯曜当代。
南明隆武皇帝朱聿键在给郑三俊的信《监国与郑三俊书》中写到“此中倪髦思慕先生，如师父母。”意思是说福建这里从小孩到老人都思念和仰慕先生，像敬重自己的父母一样敬重郑三俊。
黄道周在给老师郑三俊的信《与郑玄岳先生书》中写道“方新安未陷时，皆仰师云霓。”说明郑三俊具有极高的社会威望，连叛军都敬重其人格魅力，放弃攻打、侵扰郑三俊的家乡。
内阁次辅程国祥在《元岳公奏疏序》中写道：“太宰建德郑公所著《北疏草》一卷、《留计疏草》六卷、《南铨疏草》一卷，刻成之日，白下程生快读一过，而叹曰：其事则载两朝，其文则雄八代，其人则清且任而为百世师矣。” 又曰：“昔李绛之为户部也，不移西库以狥进奉，而版曹遂革羡余之故事；韩琦之监左藏也，请置会同司以相纠詧，而金帛遂无内攫之中官。范中淹第一流人也，引君当道，以志于仁，而经略陕西所请免关中支移赋税，转搬斛斗甚力。公在寺在部内汰极清，外核极密，上悦下誉，虽道犹厪诸非道，唐之绛、宋之琦也，乃其一疏再疏请宽芜税，丝商仁人之心久而弥著，则又先忧后乐之仲淹也。”
明末四公子中的侯方域的父亲侯恂、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贞述）都是郑三俊的学生，但都先与其辞世，他俩就代表各自的家族撰写诗文纪念郑三俊。侯方域题有《重建书院碑记》（文略）、方以智题诗《闻玄岳先生事作》，诗曰：“久厌公廷车履声，遂令狱吏绝冠缨。穿垣却赦恩何重，犯跸求加罪本轻。阙下悬梁谁击鼓，舍中有盎更无籝。归衣初褐休嫌冷，空感君怜两袖清。”
纵观以上各个方面的记载，郑三俊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公认的一代宗师。
一、一生推崇范仲淹的新儒学
郑三俊一生极力于推崇范仲淹的新儒学，把范仲淹的“儒者自有名教，何事用兵？”作为座右铭，一生致力于经学研究，以仁爱德政治世；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一生的追求目标，取儒释道精华，结合时代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儒学派系“影庵思想”，并创立了“南原学派”，为国家和民族服务。
1610年初，郑三俊刚一任命为河南归德知府，就重建了范文正公书院（即应天书院，侯方域题写了《重建书院碑记》），并创办了雪园书社，选拔优秀学子并亲自授课，先后有六十多人登科入仕，为汉明王朝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最为著名的有侯恂、侯恪。他极力倡导社会形成崇儒重教风气，使商丘文风渐盛，人文蔚然。
书院建成后，郑三俊引经据典撰写了《范文正公从祀议》，全面评价了范仲淹治学、理政、为官、做人的丰功伟绩，并首开先河下令归德孔庙从祀范仲淹，比清朝康熙五十一年（1715年）正式诏令范仲淹为先贤，进孔庙从祀孔子早了一百多年。
首先，郑三俊向全社会发出了范仲淹为何没有进孔庙从祀孔子的疑问，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议曰：“照得礼莫重于祀典，祀莫重于孔庙，盖以崇功报德、范世淑人甚盛事也！明兴以来，祀典所载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则黜杨雄而进董仲舒。嘉靖九年（1530年），则黜公伯寮以下十三人，进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陆九渊五人。有所黜以重其事务，求慊与情；有所进以补其遗，不妨溢前。额意尤善而例固在也，乃有宋名臣如范文正公仲淹者，其贞心粹行，谠论鸿功，炳炳载在史册，真大贤以上人品，而历年会议未有及之者，诚不知其何故？”
紧接着就提出了范仲淹应该进孔庙从祀孔子的理由，并提出了具体要求。议曰：“又考《宋史》，庆历四年（1044年），公建议兴学育才，始诏令各州县创设学校，祀先圣先贤，终宋之世礼教大典，元亦因之不敢废，及国朝（明朝）畿辅大小省，分府、州、县俱倣宋制，各立庙学，即边方军卫亦立学造士，二百余年济济青衿、比迹青莪之风，是公之建议立学，开万世首功也，而今祀典独遗，则在庙之大圣大贤亦有所不安。”
二、创立了自己的“影庵思想”和“南原学派”。
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的郑三俊，卒于清朝顺治十三年（1656年），经历了明末、清初的两朝六代，明朝灭亡后以遗民自居，婉拒了洪承畴的说请，不事夷朝（满清政府），民族气节堪称典范！其实他所处的时代是宦官擅权、皇权沦丧、朝纲崩塌、政权跌宕的时期，加上外族入侵、内部动乱、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人们为了生计，生杀予夺，人伦殆尽，法理尽丧，是一个典型的末法时代。
他在《题复兴金洪龙庵序》中写道：“郑子（郑三俊）昔从灵上人游，五十年再来，亲见其盛衰隆替之由，尝叹世界沉冥，人胥鬼魅。天之所欲生者，人故促之。人之所欲倾者，神又阴翊之。致人与鬼争权，而天终不远于神，神亦终佐天，以全其所欲生之人，则信乎！天人鬼神之间，有必不可夺者，天不壤神，亦不灭财狼鸺鹠之属，有时而尽天之所兴，又孰能败之。”其天理人道之论，饱含哲理。并作诗释其意境曰：“避世来空谷，寻源得旧游。一弓藏小芃，半月隐丹邱。磵石古衣瘦，山深鸟语幽。支头看气爽，天地冷然秋。”
青年时期的郑三俊因在家乡东至县唐山寺听金养初讲学，受到寺庙住持照公的关照，免费提供一间精舍供其读书学习，因此与佛结缘。受此影响，逐渐形成了崇佛扬道的儒释道融合的“影庵思想”。
他在《石舟载道记》中写道：“今夫两闲皆斯道之所充周，万物皆至道之所扬诩，时者山山，即道之敦良也；流者水水，即道之沦浃也。时而天光云影，徘徊与共，则道在源头。时而鸟语花香，天机目发，则道在枝头。他若晨钟暮鼓，倡兴梵音，响杂木鱼，发人猛省，虽非吾儒之要道，亦道其所道也。是故智者见之谓之智，仁者见之谓之仁，学者苟会心不远，则目击道存，文何必濂溪（周敦颐），图横渠（张载），铭邵子（邵雍），皇极沾沾焉。据幽抉奥，而后谓之载道也哉！”其道在物中的思想既通俗易懂，又深入浅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南原学派”。
自1598年登科进士、入朝为官后，又极力推崇范仲淹的新儒学思想，并创造性将儒释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加上自幼深受南原郑氏家族文化的熏陶，最终形成了以关注国家命运，以天下为己任的充满家国情怀的“南原学派”，成为一代宗师，吸引了孔贞运、黄道周、刘中藻、沈寿民、刘城、吴应箕、侯方域、方以智、江杏、江恒、江桐等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来南原游学、讲经，并雅集赋诗曰：“朝看瀑布如飞雪，暮听雷声自眉睫。栖鹘时鸣涧草边，四山凛凛风飕烈。凄切常闻夜雨声，光怪欲发青粼血。曈曚日出已三竿，山中犹自云雾结。云深那识隐苍虬，雾散方知豹彩别。何时结社三池间，清心日远尘氛绝。”
因此，郑三俊先后被誉为“八闽文宗”、中华圣人文化传承人。
（一）以尚书树德做人
据东至县南原郑氏紫溪《尚树堂碑记》记载，1643年郑三俊为焕公祠题额“尚树堂”，并联曰：“通德蔼流风门第欲高还树德，尚书绵世泽履声思继在攻书”。取《论语》“不学礼，无以立。”之意，故南原郑氏四房在宗祠“尚树堂”立有遗训、祖训和家规，倡导子孙后代读书明礼，传承祖先青松之气节，家国之情怀。并励之曰：“积善读书行孝义，光宗耀祖赖文章”。
今之人登此堂，祭拜列祖列宗之灵位，无不怀肃穆之情；读其文，感先祖之功德，无不兴仰止之心；而后人读斯文，犹如今人之思先人，可传千世万世！
（二）以惇礼睦族继世
据江西省浮梁县锦江《锦江惇礼堂记》记载，1645年郑三俊为锦江郑氏汉四公祠堂题额“惇礼堂”，并联曰：“祖功宗德表里河山萃衣冠，人物之盛贻谋燕翼历百代”。以为昭嘉言懿行，焜耀史册；会诗书礼乐之原，节义文章；灿中天而若揭，煌煌翰藻。盖以礼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恰逢乱世，郑三俊用意明显，足以教育当时、警示后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起义，满族人入侵，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今北京市景山公园），古今未懼之变，三纲蠧矣，五常绝矣，而郑三俊是以明农退老之四朝重臣，无日不廑其忠君爱国之忱，当他来到祖居地浮梁锦江的尊宗敬祖之祠，遂不觉触其明伦饬纪之思，以为是惟礼之不惇，故至此。于是郑三俊把宗祠做为教育族人之地，物直与咨宗，命契同一，有礼教天下之意，而岂仅礼失而求诸也，犹有先王遗风之说。
吾人诚能因其名而思其义，玩其文而究其实，若何而为礼，若何而为惇，必使无一人之不由于礼，无一事之不合于礼，且无一时、一人、一事之不哀于礼，然后斯堂之题始无愧，行见人心正而风俗淳，凌竞泯而僭乱消，大之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小亦可以序人民、利后嗣，而天经地义之。典礼举不越，人纪之肇修得之矣，礼不废堂亦不废，不如殷因夏、周因殷而为百世，其可遵欤！
（三）以仁爱教化风尚
1603年冬，郑三俊在即将离任真定县令时撰写了《南正村起集碑记》，记述了他从政六年以来真定地区的百姓生活和风土人情。记曰：“我等共处此，不鲜衣肉食，不赌不盗，春而植果，夏而艺瓜。瓜熟以时出贸，粟布计口而衣食，稍余，买牛羊孳牧之，岁有生息，以充徭役，先时而输，追呼里胥不一及闾。拾薪供炊，断木为炭，婚姻无缛礼，白首不相争讼，故虽深山穷谷之间，生计亦未尝诎也。”可以看出他执政期间，始终以民生为计，使一方百姓富足安康，社会稳定，民风淳朴。
据《元氏县志》记载，魏克顽在《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中记述“吾观郑公（郑三俊）于元氏士民而窃有感焉！公自万历戊戌（1598年）冬出宰元氏，当是适值均徭，悬鉴持衡，锱铢不爽，福造三年，而颂声殆遍乎槐野。抚台廉公筮仕，而新政已觇其异矣。越明年乙亥（1600年），公大张教养之典，穿井开河渠以便灌溉，增社仓、预备仓房贮谷以备荒歉，垦荒芜田以收地余利，栽树万有三千余株以储章材。注意寒儒，或议赈，或助婚娶，或助丧，而被暖者忘寒。乡邑立社学四十余所有奇，选知书有行谊者群，俊秀童蒙教之，而蒙养者胥正栋儒林，向上士训其勤举子业，面命耳提，文风日见其兴。立乡约一百余区，俾群黎祗遵。”从官伊始就把教书育人、振兴士风、倡导社会风尚放在第一位。
清代侯方域在《重修书院碑记》（代宋太保作）记载“归（商丘市）有范文正公（范仲淹）书院，先太守郑公（郑三俊），尝沿其意而创大之，从储归之材，居有号舍，赡有田，课试有约。行之既久，归之名公钜卿，接踵其间，出为当世用不绝，而士风因群感动淬厉，烝烝以变。今虽废，而人之讴吟思慕郑公之泽者，数十年不衰。窃以为佐朝廷兴道育贤，郡国之政，宜莫此为大。”
黄景昉《宦梦录》记载“太宰郑公三俊为余督学师，乡举后同林选部传给谏晋谒，色严冷，不假一辞也。其后见之京师，乃温蔼家人。不啻闽数十年督学，竞推公第一，鲜继者。”
（四）以报效国家立志
郑三俊曾作《石门四松并序》，序曰：“余七世祖才公，笃行好义，乡称善士。尝作训语诫子孙曰：‘善似青松恶似花，松常冷落不如花。忽然一日严霜至，只见青松不见花。’语载郡邑善人志中。夫华态易歇，强梁难久，惟善可永恃。汉昭烈有言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心无不善者，若使父兄有教训，耳目有观感，非甚下愚，当知兴起。余缅怀祖德，因以青松名桥，又以名庵，将令往来观者，羹墙如见，或亦风教之一，助云石门四干挺异，人以为瑞效子美，作《四松》咏纪之。子美夙称诗，草木留家句。四松每不忘，时复见题署。岂其忧斧斤，尝怀千秋懼。忆昔吾先公，善行标邑志。列植松与花，善恶俨相配。悠然冷落姿，夐与众芳异。迨其岁寒时，朝槿何足恃。天道昭休清，男儿重志气。节坚道俞贞，高下罕可俪。吾宗敬桑梓，训言誓无悖。结意在青松，时时交相励。崛哉石门西，老松何苍翠。一本合几围，四枝挺奇瑞。南北与西东，亭亭良可贵。鹳鹤栖应止，众禽纷自避。人仰青松歌，里怀通德义。名桥亦名庵，来往书襟佩。触目拟参前，勿俾先懿坠。”希望男儿有青松气节，立志报效祖国。
1624年5月，他不顾魏忠贤的威逼利诱，上书天启皇帝《平众愤消隐祸疏》，疏曰：“奏为恶珰（太监魏忠贤）罪状已彰，圣明斧断宜速，恳乞立赐处分，以平众愤，以消隐祸。”结果反被魏忠贤以东林党人褫职闲居。
1638年2月，因户部尚书侯恂的屯豆事件，以东林党之名弹劾郑三俊，被罢免了刑部尚书的职务，闲居归乡期间与刘城泛舟池州齐山湖，作《月夜泛齐山湖》“月明天在水，四山渺一色。涵虚动清影，波光碎流月。前江渔火乱，櫂歌时一阕。我意欲何如，为击唾壶缺。”铭志，用“我意欲何如，为击唾壶缺”来表达自己坚贞不渝的志向，以牺牲个人报效国家和民族为荣，其踌躇满志、壮心不已令人敬佩！
为此，他曾作诗 “甲子不记年曾看两度蛟龙起，青山如旧日一任千峰鸟雀呼”自勉。
（五）以天下太平立命
1642年郑三俊从刑部尚书转任任职吏部尚书，其时的明王朝已是内忧外患，濒临灭亡的边缘，郑三俊为了挽救明朝危局，立即向崇祯皇帝上书《微臣赓飏疏》、《直臣可惜疏》，不惜以自己的政治生命做担保，力求江山稳固，天下太平，百姓安康。
他在《微臣赓飏疏》说，“故臣所趦趄嗫嚅、濒行欲吐者，不过曰：‘保皇躬以保天下，收人心以收封疆’两言而已。皇躬保，则德业日新，虽民困未甦，天下自定。人心收，则人才日奋，虽流移未复，封疆自安。”
紧着着又上《直臣可惜疏》曰：“尚恳皇上召还宗周，图勉圣恩于万一也。拟臣更有请者，正人去留关气运盛衰，刘宗周气质虽偏，学术甚正，使正人在国，以其孤介之气吹累群动，槖籥人伦风自蒸，为廉耻俗自著于忠劝，有忽不知其所以然者矣。况六察之纪势若建瓴，群望所归，力如偃草者乎。皇上试留之一年而不效，臣请受妄言之诛。此臣所以深惜宗周之去，而敢以召还，渎皇上听也，亦深思熟计求所以代宗周者而不得也。至金光宸忠孝性成，担当甚力，日与宗周左提右挈，修明纪纲，外饬巡方之吏，内振触邪之班，正气凛如，贪风一变，遇事慷慨，忠爱自其天性，而实不如有失于恭谨也。并愿皇上俯赐优容，令与宗周一同赐还，以观后效，不然荟蔚朝隮，贿赂日炽，大计伊迩，谁有执法如山、嫉恶如仇若二臣者。”建议得到崇祯皇帝的恩准，并迅速组建了以郑三俊为吏部尚书、刘宗周为都察院都御史、金光宸为刑部尚书的“人、法、司”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抗衡于政治无能、党派林立的内阁，决心从治理朝政、清除腐败入手，以德育人，以民为本，试图走出一条民富国强的道路，挽明末大厦于倾倒之时。令人遗憾的是他的改革遭到了利益集团的强有力的抵制和反对，最终以选调礼部仪制司郎中荐吴昌时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加上外放四名御史、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纪检组长），再次以东林党名义遭到了弹劾，遂请辞终养，归乡隐居，直至1656年6月去世。
1644年至1646年，郑三俊以祭祖的名义发布了《锦江祭祖文》、《购置饗堂祀田记》抗清驱夷的檄文，指挥金声、吴应箕采取具体军事行动，直至南明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