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德国发动“法国战役”，迅速击败英法盟军，6月17日法国一战英雄贝当元帅组阁上台，宣布对德求和。6月18日，流亡海外的法国戴高乐将军在英国伦敦发表《告法国人民书》（又称“六一八宣言”，l’appel du 18 juin），号召法国本土及海外的军人加入他的麾下坚持抵抗，标志着“自由法国”运动兴起。面对贝当即将与德国“合作”的丧权辱国之举，戴高乐不甘失败，奋而号召法国人继续战斗。他的不屈声音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传遍全球，动员了许多有志之士继续抵抗法西斯侵略，其中包括万里之遥的广州湾。

二战初期广州湾仍是由法属印度支那管辖的租借地，这一租借地的命运与国际形势息息相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尤其是1938年10月至次年2月广州和海南岛相继沦陷之后，广州湾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面对日军威胁，法当局加强防卫和增加基建投入。另一方面，华南沿海许多难民取道广州湾逃入内地，或暂居赤坎和西营谋求生计，短期内迅速促进了广州湾的经济繁荣。在北部湾另一侧，中国政府通过海路联运的方式利用越南海防港和滇越铁路运输货物，抗衡日军对中国沿海的封锁。随着中日战事不断扩大，日本向法属印度支那施加更大压力，要求切断这条国际运输线。为了妥协求存，印度支那总督布雷维（Brévié）于1937年颁布禁运令，拦截中国政府的货物与军队；1939年上任的总督卡特鲁（Catroux）更于1940年6月允许日本派遣检查团进驻，宣布关闭中越边界，禁止货物经印度支那输入中国。不过位于广东西南部的广州湾尚能允许重庆当局和广东省政府人员在当地活动，与商人合作进出口各类物资。

日本和德国都是法西斯“轴心国”成员，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法国政府对德国投降，日本便乘机进一步觊觎法国的远东殖民地——印度支那。面临日本侵略逐渐迫近，广州湾法当局遵从法国本土和印度支那总督府的命令，对日本委曲求全。戴高乐领导的流亡政府只得到英国等少数国家和法属非洲殖民地承认，“自由法国”运动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然而，广州湾法当局内部暗涌潜流，驻守当地的法国军政人员分化为两派：支持维希政府或支持戴高乐流亡政府。

受爱国热情驱动的广州湾军医勒内·尼科尔（Réne Nicol）属于后者。1940年6月广州湾人心惶惶之际，他决意响应戴高乐号召。勒内·尼科尔向来有些与众不同，1938年他被派驻广州湾西营（Fort Bayard），在当地的法国人社群中引起不小轰动——因为他的妻子皮肤黝黑，是法国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的原住民。在种族歧视盛行的年代，他的妻子及混血孩子常常不受待见。此外，尼科尔除了服务军队，还定期带着助手到乡下，为平民诊治霍乱、疟疾等常见病。1939年9月英法向德国宣战，来自欧洲大陆的消息令广州湾的法国人深感不安。1940年5至6月法国节节战败，更使得这些法国人愈加分化。戴高乐的“六一八宣言”鼓舞了不愿向法西斯投降的法国海外军民，一些军人甚至回到法国本土或非洲参战，但是信息传播的过程也充满风险。

战后的勒内·尼科尔

让·马克·尼科尔供图

据尼科尔后来对家人回忆，他是间接听到戴高乐的六一八宣言。广州湾法当局在硇洲岛设有一个短波电台，传送来自印度支那和欧洲的远程广播。某日，负责管理电台的一名士官收听到BBC传来的六一八宣言。应该如何处理这一信息？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已表态效忠贝当，公开传播戴高乐的抵抗号召，很有可能被支持维希政府的掌权者军法处置。于是这名士官只好偷偷向尼科尔在内的几名法国人转述六一八宣言的内容。可是6月18日戴高乐演讲当天BBC并未录音，六一八宣言的传播范围有限。为此，四天后戴高乐再次通过BBC发表宣言，引起了法国本土和海外殖民地民众的广泛注意，“自由法国”运动得到发展。广州湾的法国人听到六一八宣言，似在6月22日以后。

虽然德军占领法国过半领土，日本对印度支那虎视眈眈，被“遗弃”在广州湾租借地的法国人在表面上仍享有太平，广州湾法当局试图在中日之间保持平衡。因此，担心全家安危的尼科尔不能公然寻找反法西斯战友。负责西营维多尔教堂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和为贵（Lebas）后来追忆战争初期的“幸福日子”，指出当时广州湾的法国人过着“大家庭式的社会生活”，他们在虔信的总公使普雷沃斯特（Jacques le Prévost，1937-41年在任）带领下参加宗教活动。尼科尔正是积极参与法国社群社交活动的一员——官方举办的宴会有效缓解了法国人的孤独感和忧虑，他们谈论营地和办公室流传的消息，询问有关“自由法国”运动的信息。尼科尔借机悄悄观察众人听到戴高乐六一八宣言后的反应，以此判断谁是可以争取的战友。尼科尔明白坚持抵抗很是危险，因此必须谨慎小心。

法国战败消息传来，总公使普雷沃斯特一度疏散广州湾的法国人和越南人眷属。但随着形势稳定，日军暂时无意占领广州湾，10月法当局又将他们从越南接了回来。东方汇理银行西营支行行长法法和（Fafart）夫妇是少数与尼科尔一家往来的法国人，法法和先生向银行上级提交的报告指出，“合法的商业活动，以及非法的地下走私活动”促进广州湾商业持续繁荣。广州湾法当局对日“阳奉阴违”，实际上有利于广州湾发挥中国西南国际通道的作用，让大量人员和物资进出大后方，支援前线抗战。当年11月印度支那总督德古（Decoux）访问广州湾，为西营海边的安菲特里特号纪念碑揭幕，试图向日本人宣示法国统治广州湾的“历史渊源”——1701-02年法国商船安菲特里特号第二次来华贸易驶往广州途中，因风暴搁浅广州湾。由此可见，印度支那高层对于广州湾的态度颇为复杂：既要保住这一租借地和法国人的利益，加强法当局的“存在感”；又要执行维希政府的政策，服从日本人的命令。

正是在这对矛盾中，让“自由法国”运动有着细小而隐秘的发展空间。1942年2月，日军允许滞留香港的法国人乘船前往印度支那，船中有一名年迈的贝尚医生（Georges Béchamp）。贝尚乘着轮船中途停泊广州湾期间，悄然落船在西营住下。贝尚曾在中国工作多年，是“自由法国”运动的最早响应者之一，代表“自由法国”与重庆政府和港英政府接洽。贝尚在广州湾之目的在于吸收戴高乐的支持者加入抵抗运动，继而取道广州湾前往重庆。然而总督德古手下的情报机构得知贝尚行踪后，竟命令广州湾法当局于3月24日将其逮捕。

尼科尔正是与贝尚医生合作的法国同胞，他们在当地驻军中建立一个“自由法国”的分支，尼科尔撰写多首歌颂自由和号召人们加入戴高乐阵营的诗歌，以此鼓舞士气和动员同胞。但贝尚被捕后，尼科尔也遭人告发。广州湾军警逮捕了尼科尔，军事法庭甚至以“叛国”为由判处他死刑。幸运的是，广州湾驻军有一名同姓的上校坚持“不能向尼科尔开枪”，将勒内·尼科尔保了下来。于是法当局决定将尼科尔驱逐离境，据其回忆，他和贝尚医生以及卸职的总公使马迪（Louis Marty）同船前往越南西贡。抵达西贡后，尼科尔和贝尚医生被日本人关押，尼科尔直到战后才重获自由，而年迈体弱的贝尚医生却不幸于1944年病死狱中。

尽管尼科尔和贝尚在广州湾组织的“自由法国”秘密活动很快遭到破坏，未对战时局势产生有效影响，但正如上海师范大学蒋杰副教授所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个整体，远东战场与欧洲战场相隔万里，两者却是紧密相连，相互作用。（蒋杰：《“自由法国”运动在上海（1940-1942）》）法国外侨在上海法租界和广州湾租借地以及重庆等地的抗争，加上同盟国对轴心国的反攻，最终促使中国政府于1943年8月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共同谋划对日作战。此后，中方外交人员与戴高乐的代表进行谈判，于1945年8月签约收回广州湾。

让·马克·尼科尔是勒内·尼科尔的第三子，1940年4月在广州湾西营出生，是曾在广州湾生活过、当今在世的少数法国人之一。让·马克2017年和2018年两度重返出生地，讲述其父昔日参与反法西斯抗争的故事，并推动湛江市与法国尼斯市建立友好往来关系，得到有关市领导接见。

让·马克·尼科尔与夫人第二次中国之旅

2018年4月,吴子祺摄

今年6月18日时值《告法国人民书》发表八十周年，法国报纸《尼斯晨报》登载了尼科尔父子事迹，赞扬让·马克在华分享有关二战期间同盟国共同战斗的历史记忆。对于我们而言，勒内·尼科尔及其战友在广州湾投身“自由法国”运动和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努力是广州湾历史的一个片段，可喜的是，历史记忆通过让·马克继续传承，为中法友谊作出贡献。

2020年6月18日《尼斯晨报》

校对：钱源初

编辑：大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