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在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前夕，全国人大做出国家安全法入港的重大决定，如何深化“一国两制”伟大实践和新时期香港治理，引人注目。恰逢此时，6月28日，浙江外国语学院依托中文学院等成立港澳研究中心，并邀请多位专家学者献计献策，提出视角多元且富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

南开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李晓兵在题为《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创造性实践及其展开》的发言中强调，“一国两制”是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进入新时代，世界形势面临多种变化和深度整合，香港特区需要转换角色和发挥作用。“一国两制”是具有重大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安排，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的宪制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展开香港特区治理和“一国两制”发展与转型更需要创造性的实践。因此，无论是“一国两制”从构想到现实、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还是完成香港宪制秩序的重塑与重大历史转变、把既有成就和解决问题相结合等，都需要展开创造性实践从而将其推向新阶段和更高层次。

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英津从四个视角分析了香港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首先，从国际视角看，中美战略对抗博弈是长期的，美国必然会长期打“香港牌”以牵制中国崛起的速度。其次，从两岸视角看，目前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拒统，为了凝聚民意、抗拒大陆促统，台湾也会打“香港牌”。再次，从中央与香港关系的视角看，中央与香港之间的有些问题在短期内还很难得到彻底解决。最后，从香港内部的视角看，社会撕裂为建制派和反对派两个阵营，民粹主义蔓延，等等，这些问题短期内也难以完全解决。基于以上，他认为，我们不能对香港问题的解决期之以骤。他建议新成立的浙外港澳中心今后要重视研究香港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发表题为《香港国家安全法：全面管治权的一种制度模式》的讲话，认为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制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回应及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相关要求的重大立法措施。他从安全漏洞与自治困境、安全规制与全面管治权、保护香港的典范立法等三方面展开论述，指出香港国家安全法与一切香港爱国者、和平守法居民以及全球在港合法人士同行同在，而仅仅以极端本土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为法律规制和惩罚为唯一对象。香港国家安全法，不仅是中央依法治港在国家安全事务上的具体作为，更是“全面管治权”法理激活与制度化的一种创新模式。香港再出发，香港国家安全法是一个显著而有力的起点和契机。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钟厚涛则剖析了近期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所谓《香港自治法案》，认为其为此前出笼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加强版和升级版，旨在反中乱港，试图通过干预香港特区内部事务，误导舆论并对个人财产及签证造成影响，带来执法“寒蝉效应”。钟厚涛指出，美国对香港打出组合拳，以1997年生效的《美国-香港政策法》为核心，美国国会在2019-2020年通过有关香港问题的多项决议，试图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应该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伍俐斌就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前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今年5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2020年香港政策法报告》，声称香港已无足够自治来继续享有美国法律规定的差别待遇，针对美国打出的这张牌，需要准确研判美国取消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后香港和内地可能受到的影响，做好各种预案并防止其他西方国家在香港单独关税区问题上效仿美国。

浙江外国语学院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何习尧针对浙江与香港贸易和投资关系十分密切的现实，分析了美国涉港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冲击和潜在风险，并指出浙江应加深与亚太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加大科技攻关和产业创新升级力度。

香港铁路公司有限公司首席顾问易珉指出，香港在湾区和城市化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内地粤港澳、杭州湾和京津冀等主要城市群建设借鉴和参考，特别是城市化、环保、居住、交通等发展中的一般瓶颈，香港都曾提前遭遇并形成了独特的发展理念，比如以轨道交通先行（TOD）为导向，强调高发展密度、多元化土地利用和强调优质小区设计等。

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院副教授马建福以多年直观考察的香港“博爱社”为对象，分析了香港同胞在历史不同阶段，用不同的慈善捐赠方式表达爱国情怀，建议今后内地应积极主动、准确客观地认识香港社会、文化与同胞，同时也要掌握话语权，全貌整体地向香港同胞展示祖国大陆，让他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润物细无声地完成民族和国家认同。

曾在香港读书和工作过7年的前凤凰卫视新闻制作人王鲁婴，通过自己拍摄一部纪录片的亲历，指出香港与内地“对彼此的好奇和尊重”非常重要，也是促使两者相互“了解和接纳”的坚实基础。

（通讯员 邵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