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学术界关于中晚唐藩镇的研究多集中于河朔、中原、京西北等地区，江淮诸道因其特殊的财政地位也颇受史家青睐，至于剑南三川（西川、东川、山南西道）则少有人问津。事实上，在代、德、顺、宪四朝数十年中，西川地区动乱频频，表现出显著的“河朔化”倾向，唐朝中央曾为此大伤脑筋。不过，经元和初年的刘辟之乱，西川连续动乱的局面最终结束，并成为唐后期最为恭顺的藩镇之一。对此问题，一些学者已有关注，但研究的重点多局限于刘辟之乱，未能对代宗至宪宗时期西川的历次动乱做一全面分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代宗至宪宗时期西川动乱的背景、过程及其特点，并对动乱结束的原因做初步阐释。
一、安史之乱后西川节度使的武人化倾向
杜牧在《守论》中说大历、贞元之际“赵、魏、燕、齐卓起大倡，梁、蔡、吴、蜀蹑而和之。其余混源轩嚣，欲相效者，往往而是……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杜牧对“大历、贞元守邦之术”的评价正确与否可暂置不论，但他指出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跋扈局面的形成与“河朔故事”有密切关系是很有道理的。如大历十一年（776）汴宋留后田神玉死，都虞侯李希曜杀兵马使孟鉴，北结田承嗣，欲效河北藩镇；山南东道的梁崇义也与“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宝臣为辅车之势”，共同对抗朝廷。与上述藩镇的动乱背景不同，西川向来是一个安稳的大镇，又地处西南边陲，受安史之乱的影响远不如上述藩镇。然而，代宗至宪宗时期的西川却一直动乱不宁，特别是每当节度使更替之际，最易引发叛乱活动。究其原因，恐怕仍需从西川自身的内部组织中寻找答案。当然，本文无意否定杜牧所言“河朔故事”的影响，只是说在西川的多次动乱中，内部因素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对内忙于镇压叛军，对外又需抵御吐蕃的蚕食，中原与缘边节度使多由武人担任。叛乱平息后，由于河朔地区还掌握在安史旧部手中，西方吐蕃与南方南诏的威胁方炽，故上述局面依旧得以维系。西川地处唐朝西南隅，位于吐蕃与南诏之间，所面临的军事威胁自不待言。广德以后，吐蕃加强了对剑南地区的攻势，常常与南诏相呼应，表现出欲取成都为“东府”的态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川节度使的选任也出现了明显的武人化倾向。
从唐代宗宝应元年（761）到唐敬宗永贞元年（805），严武（两次坐镇成都，分别是761—762年，764—765年）、高适（762—763年）、郭英乂（765年）、袁滋（766年，未之任）、杜鸿渐（766-767年）、崔宁（767-779年）、张延赏（779-785年）、韦皋（785-805年）等先后担任西川节度使，其中杜鸿渐虽至成都但实际掌权的是崔宁，所以这段时期真正担任节度使的只有严武、高适、郭英乂、崔宁、张延赏、韦皋六人而已。在这六人中，高适为唐朝著名诗人，累次岀镇地方，“政存宽简，吏民便之”。张延赏以善于治理地方著称，在任期间能致蜀中富庶，正史极力称赞他在德宗南幸中的表现，但于军旅之事一字不提。张延赏在西川卸任后入朝为相，可谓文臣出镇的典范。崔宁以普通军士起家，后凭借弱水西山镇兵夺取西川节度使之位。郭英乂是唐玄宗时名将郭知运之子，曾在安史之乱中数与叛军作战。此二人均属武人无疑问。唯严武、韦皋二人先前曾属文人，但在出任西川节度使后却都表现出鲜明的武人化倾向。严武“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韦皋“治蜀二十一年，数出师，凡破吐蕃四十八万，擒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与前面提到的张延赏相比，严武、韦皋虽最初以文人的形象示人，最终却是以军功著称于世。总之，在8世纪后期到9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西川节度使多由武人或武人化的文人来担任。如果考虑到在任时间的长短，崔宁镇蜀十余年，韦皋镇蜀二十一年，那么这段时间内西川节度使的武人化倾向更加显著。
西川节度使的武人化倾向适应了安史之乱后西南地区的军事斗争需要，以严武、崔宁、韦皋等人为代表的武人（化）节度使在维护唐朝西南边疆安全方面也的确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武人（化）节度使也给蜀中带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与文人相比，武人更为“骄悍”、“跋扈”。上文提到严武擅杀章彝一事，章彝是朝廷派遣的命官，严武竟因小事立杀之。严武此举虽是要在蜀中树立威望，但难逃“跋扈”之责。严武死后，其母哭曰“而今而后，吾知免为官婢矣”，是其老母亦为严武的跋扈行为忧心忡忡。郭英乂残暴少恩，曾淫污部将妻妾，还私自将唐玄宗幸蜀时居住过的行宫霸占。崔宁以普通军士起家，凭借武力取得西川节度使之位（详见下文），“在蜀十余年，地险兵强，肆侈穷欲，将吏妻妾，多为所淫污，朝廷患之而不能诘”。韦皋出镇西川是唐德宗基于扭转对外战局的考虑，他在蜀中也确实执行了“北守南攻”的策略，并成功地将南诏重新争取到唐朝阵营一边。但韦皋在蜀中也做下了许多不法之事，“其从事累官稍崇者，则奏为属郡刺史，或又署在府幕，多不令还朝，盖不欲泄所为于阙下故也”。唐顺宗即位后，韦皋又派属官刘辟向朝中当权者王叔文求三川之地，扬言“若能致某都领剑南三川，必有以相酬；如不留意，亦有以奉报”，跋扈之状溢于言表。正史将稍后的刘辟之乱与韦皋求领三川之举联系起来，认为“刘辟因皋故态，图不轨以求三川。厉阶之作，盖有由然”。
西川节度使的武人化倾向虽然没有直接引起与中央的矛盾，却助长了蜀中军事力量的膨胀，成为安史之乱后西川政局动荡不安的根源。与安史之乱后的京西北诸镇常藉山东诸道“防秋兵”的支援不同，西川防务基本由本道镇兵承担，严武、崔宁、韦皋在蜀中所取得的战绩也是依靠本道军事力量，很少依赖外援。大历十四年（779）九月，吐蕃、南诏趁崔宁入朝之际大举进攻剑南，唐代宗在杨炎的建议下留崔宁不遣，令遣李晟率神策、范阳二军驰援蜀中，大败吐蕃、南诏联军。此役之后，李晟还朝，麾下神策、范阳诸军也相继撤出蜀中。韦皋出任西川节度使后多次出兵打击吐蕃，其中丝毫不见外来“客军”的踪影，所依靠的仍是西川镇兵与羌、蛮子弟。伴随着西川军本土化的同时，一些握有重兵的镇将也开始蠢蠢欲动，企图效仿“河朔故事”的不乏其人。像严武麾下的崔宁、韦皋手下的刘辟，日后都成为西川危机的制造者。
二、代宗至宪宗时期的西川节度使继任危机
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到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的半个世纪中，西川先后爆发了四次动乱：
（1）徐知道之乱。《新唐书·代宗纪》言宝应元年（762）七月“癸巳，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反。八月己未，知道伏诛”。徐知道的生平事迹今已不详，唯高适曾提到“徐知道，中官携养，莫知姓族”，说明徐知道曾与宦官有着密切的关系。《资治通鉴》将徐知道作乱系于朝廷任命严武为西川节度使后，但有学者研究，严武除西川节度使是在上元二年（761）十月，而徐知道起兵作乱是在宝应元年（762）六月严武卸任西川节度使之后。也就是说，徐知道起兵作乱并不针对严武，而是想继严武后岀任西川节度使。叛乱爆发后，彭州刺史高适联合川南将领声讨徐知道，并在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大破叛军。军事上的失利导致叛军内部分裂，徐知道为部将李忠厚所杀。这次叛乱仅持续了不足两月就被平息。
（2）崔宁之乱。崔宁，原名肝，历任利州刺史、汉州刺史，后在对吐蕃作战中屡建功绩，官升西山都知兵马使，成为坐拥一方势力的将领。永泰元年（765），严武暴死，都知兵马使郭英干与都虞候郭嘉琳在川南将领的支持下共请英干之兄郭英乂，崔宁则与西山众将共请剑南大将王崇俊。唐代宗为了防止蜀中武将势力坐大，断然拒绝了崔宁之请，命郭英乂为剑南道节度使。不料，郭英乂对崔宁请立王崇俊一事怀恨在心，到成都后不久就诬杀王崇俊，又召崔宁回成都，企图一举剪除西山一系势力。崔宁鉴于王崇俊之死，拒不赴命。郭英乂便以助崔宁防御吐蕃为名，亲率大军进攻西山，反为崔宁所败。崔宁随即乘胜进攻成都，杀郭英乂等人。川南诸将不满崔宁的行为，纷纷起兵，“邛州牙将柏茂琳、泸州牙将杨子琳、剑州牙将李昌乡各举兵讨肝，蜀中大乱”。大历元年（766）正月，唐代宗命宰相杜鸿渐为元帅，总山南西道、剑南东川之兵平定蜀乱。由于崔宁已控制了强大的西川镇兵，杜鸿渐一军难以取胜。大历二年（767），唐代宗不得不釆取“姑息”政策，分剑南道为东西两川，正式任命崔宁为西川节度使，从而结束了持续三年之久的叛乱活动。
（3）张朏之乱。大历十四年（779），崔宁入朝，唐代宗在杨炎的建议下改命荆南节度使张延赏担任西川节度使。张延赏至任后一改崔宁的武人作风，“薄赋约事，动遵法度”，由此引起了西川兵马使张朏的不满。建中四年（783）十一月，张朏率西山兵突袭成都，张延赏仓皇逃奔汉州。张朏夺得成都后以为得志，“酣乱不设备。延赏谍知之，遣将叱干遂捕斩朏，复成都”。同徐知道之乱一样，此次叛乱持续的时间也非常短暂。
（4）刘辟之乱。永贞元年（805）七月，西川节度使韦皋去世，支度副使刘辟自署西川节度留后，并联络成都将校向朝廷请节钺。刚即位的唐宪宗为了息事宁人，最初采取了妥协办法，正式授刘辟为西川节度使。刘辟非但不满足，反而进一步向朝廷求领三川，且发兵攻下东川之地，俘获节度使李康。刘辟进攻东川成为宪宗转变对西川政策的转折点，元和元年（806）正月，宪宗在杜黄裳的支持下派高崇文、李元奕率领神策军入蜀平乱。高崇文率军迅速收复了东川，又在汉州东北的鹿头关击溃了西川军主力。元和元年九月，高崇文攻入成都，刘辟被俘。至此，持续了一年之久的刘辟之乱被朝廷以武力镇压的手段彻底平定。
从以上分析来看，宝应元年到元和元年西川的数次动乱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一时期西川动乱频繁，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节度使继任方面。从宝应元年到元和元年，西川节度使总共有八人，除高适一严武、崔宁一张延赏、张延赏一韦皋过度之间没有出现波动，其余诸次均遇到不同程度的麻烦。从频率来看，西川的动乱要远远高于江淮藩镇，几乎可与河朔、中原藩镇相比。从动乱目的来看，除张朏之乱因史料不足，难以下结论外，其他徐知道、崔宁、刘辟三次叛乱都因节度使的继任问题而起，反映出这一时期西川的动乱活动带有明显的游离性与凌上性。值得一提的是，代宗至宪宗时期西川地区虽然屡屡发生叛乱活动，历任西川节度使的地位却比较稳固，凡是节度使在位期间，西川几乎未发生动乱，而且诸位西川节度使也能与朝廷保持良好的关系。即便是被视为跋扈典型的崔宁，也对朝廷毕恭毕敬，甚至在大历后期主动入朝。这是西川与其他藩镇叛乱的不同之处。
第二，与河朔藩镇动辄举军对抗朝廷不同，西川诸次动乱均未能得到本道的全力支持，反映出蜀中离心势力尚缺乏深厚的土壤。如徐知道为乱后，彭州刺史高适就联络蜀南诸将共同起兵平叛。徐知道又使裨将曹怀信游说绵州刺史杜济，被杜济“执以归朝”。崔宁在最初只控制弱水西山兵马，他所面对的是节度使府与川南镇将的联合进攻，其最后能取得胜利得益于代宗朝初期所面临的客观军事形势与崔宁本人优秀的军事素质。张朏之袭击张延赏更是如同一场闹剧，张延赏仅依靠鹿头关戍将就平息了叛乱。贞元、元和之际，刘辟虽然基本控制了西川地区，并与朝廷军队展开长达九个月的军事对抗，但仍遭到嘉州刺史崔佐时、邛州刺史崔从、西川镇将郝同美的反对。正因为如此，代宗至宪宗时期西川地区的叛乱活动虽多，但成功的却仅有崔宁一例。
第三，与河朔藩镇动乱中“牙兵”常居主导地位不同，“边兵”多次成为西川叛乱活动的主角，尤以“弱水西山”处兵马最为活跃。“弱水西山”是指今四川西北部岷江、大渡河（唐称之为“弱水”）上游诸山，是成都的西北门户，向来为唐蕃在西南地区争夺的焦点。唐朝为了加强对这里的控制，在此设置了松、茂等都督府，宿有重兵。此外，西山地区分布着众多的羌族部落，他们“好斗轻生易死，履绝壁陡崖若驰骤康庄”。早在严武镇蜀期间，西山的羌族子弟就达到了两万之多。所以，弱水西山“边兵”在唐代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西山兵马使如崔宁、张月岀等都曾在西川的动乱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后，李德裕坐镇成都时看到了西山“边兵”的潜在威胁，因而向朝廷建议裁削西川边兵，认为“边兵又不宜多，须力可临制。崔叶之杀郭英乂、张朏之逐张延赏，皆镇兵也”。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一针见血地指岀西山与成都的利害关系，说“剑南宿重兵于西山，以备吐蕃，崔宁以是兵杀郭英乂，张朏以是兵逐张延赏”。
三、西川动乱局面的终结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代宗至宪宗时期西川的动乱虽然频繁，但历任节度使都能与中央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而且，西川的动乱也没有引起周围藩镇的连锁效应，完全不能与河朔、淮西等镇的叛乱活动相比。不过，即便如此，唐朝仍不能允许西川动乱局面的存在。这不仅因为西川向来是一个稳定的大镇，更因为安史之乱后西川已成为唐朝的战略大后方，战略地位比往昔更加重要。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已有较多的讨论，本文只稍作论述。首先，自玄宗幸蜀后，西川凭借特有的地缘优势与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唐朝名副其实的“后院”。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先后有四位皇帝岀奔，玄宗、僖宗都南逃成都，德宗虽驻牌汉中，仍“倚剑南蜀川为根本”。只有代宗因躲避吐蕃之故，东奔陕州。晚唐人多将长安一成都的这种格局比作室与奥的关系，如高适《谢上剑南节度使表》云“况全蜀奥区，非贤勿守；方面重寄，择善而从”。武元衡受命为西川节度使，其制词中说“地有西蜀，国之奥区”。明人于慎行将长安一成都的这种室奥格局分析得最为透彻：“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长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土处其间闻，辟如室之有奥，风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盖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矣。”其次，安史之乱以后，西川成为唐朝的两大财税来源地之一。川西平原经济富庶，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中唐以后又有“扬一益二”的说法，谓西川的富庶程度可与江淮相媲美。不过，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最主要的财税来源地是河南道与河北道，西川的财税地位并不突出。安史之乱以后，“河南河北，贡赋未入；江淮转输，异于曩时。惟独剑南自用兵以来，税敛则殷，部领不绝。琼林诸库，仰给最多”。时在蜀中的杜甫就说“蜀之土地膏腴，物产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西川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而本道屡屡发生的动乱活动却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如崔宁在蜀中十余年，西川“货利之厚，适中奉给，贡赋所入，与无地同”。所以，对于西川的这种离心倾向，唐朝肯定不会置之不理。但代、德两朝一直穷于应对吐蕃的军事威胁与铲除安史余部，无暇顾及西川的动乱。故而在元和以前，唐朝除了将剑南道析置为东、西两川，从整体上削弱西川的军事实力外，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加强对西川的控制。
西川的动乱局面随着唐宪宗的继位发生了彻底扭转。唐宪宗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继位后一改前朝“姑息”作风，立志平定各处强藩。与代、德时期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贞元后期吐蕃在连年的征战中逐渐衰落，对唐朝的威胁大大降低。唐朝的另一个对手——南诏，也在贞元之际重新回归唐朝的怀抱。外部军事威胁的消除，为唐宪宗削减西川军备、改变武人专政提供了契机。恰在此时，西川发生了刘辟之乱，在叛乱中西川公然与朝廷走向武力对抗的道路。刘辟之乱让唐宪宗君臣意识到，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化解蜀中的离心势力，西川的动乱活动很有可能继续下去。有鉴于此，唐宪宗在用军事手段坚决地平定刘辟之乱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最终实现了西川的长治久安。
首先，以分割属州的办法来削弱西川，使东、西两川实力更加趋于均衡。有学者指出，“裂地分镇”是中晚唐建置藩镇方面最显著的特征。早在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时，剑南道就被分为东、西两川。从经济方面来看，东川除绵、梓二州较为富庶外，其余诸州经济水平均较落后。相反，以川西平原为核心的西川经济富饶，人口几乎是东川的二倍还多。从军事方面来看，原剑南道的兵马主要分布在西、南两个方面，基本在西川境内，东川属州均在内地，管内兵力甚少。即使析置东川节度使后，其所管军队数量与战斗力均远逊于西川。因此，一旦两川交恶，东川常败于西川。刘辟之乱时，东川就因实力不济迅速为刘辟攻破，若非严励率山南兵奋力夺回剑州以及朝廷事先将阖州划入山南道，则官军能否顺利入蜀都将成为问题。有鉴于此，元和元年（806）十月唐宪宗借平定刘辟之机，再析“西川所管资、简、陵、荣、昌、泸等六州隶东川”。重新调整后的东川版图大增，完全囊括了原剑南道的东部地区，一举摆脱了狭处剑南东北一隅的窘境。相反，西川版图大大缩小，仅统辖以川西平原为核心的狭长地带。不仅如此，东川所领资、简、陵、荣四州就像楔子一样深深地楔入西川，这种犬牙交错的安排显然是出于防范西川的考虑。但这种政区划分毕竟带来了许多不便，元和四年（809）正月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就以“东川所部跨制太远”为理由，奏请将资、简二州划归西川，得到了唐宪宗的许可。此后，东西两川所领州府未再出现大的变动，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唐朝末年。
其次，长期派遣高级文臣出任西川节度使，扭转武人专权跋扈的局面。刘辟之乱后，如何扭转西川的武人专权局面成为唐朝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早在决策出兵之前，唐宪宗就已对乱后西川节度使的人选问题表示过担忧。在唐宪宗看来，西川节度使需“硕德名臣，方可寄任”。但高崇文有平蜀之功，唐宪宗也不得不暂且任命他为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不通文字，厌大府案牍谄禀之繁，且以优富之地，无所陈力，乞居塞上以打边戍，恳疏累上”。高崇文自请移镇正好为唐宪宗扭转西川武人专权局面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元和二年（807）十月，唐宪宗以门下侍郞同平章事武元衡代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由此揭开了唐朝后期派遣高级文臣出镇西川的序幕。从武元衡出镇西川到田令孜乱蜀（888年）的80余年中，西川节度使几乎全由文臣出任。其中以宰相出镇或入朝为相者比比皆是，以宰相出镇者前后有武元衡（807-813年）、段文昌（821-823年）、杜元颖（823—829年）、李固言（837—841年）、李回（847—848年）、魏暮（857—858年）、夏侯孜（860-862年）、路岩（871-873年）、韦昭度（888-889年，未至任）等，由西川节度使入为宰相者有武元衡、李夷简、李德裕、杜惊等，至于身为藩帅而兼使相者更是不胜枚举。因此，西川成为晚唐人眼中的“宰相回翔之地”。与武人节度使相比，文臣出镇自然不容易产生跋扈、割据的倾向。李夷简在西川就将韦皋所作《奉圣乐》废除，“谓礼乐非诸侯可擅制，语其属曰：‘我欲盖前人非，以诒戒后来。’”此外，唐朝以宰相等高级文官出镇西川也是利用了他们的“恋阙”心理。历代王朝品别较高的京官总不愿出任地方官，这种情况在唐朝也普遍存在。如以“习逸见适”著称的李泌在被任命为楚州刺史时，就“具陈恋阙”，不愿至任。李绅为李逢吉所排挤，被任命为江西观察使，曾对中使泣言“恋阙之情无已”。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的“恋阙”情节也非常典型，他虽数次出镇大藩，也在地方上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内心一直渴望在朝为官，因此史书称他“恋阙，不愿出藩”。同李德裕一样，王播在西川期间“累表求还京师”，终于在长庆元年（821）七月征还，拜刑部尚书。从郁贤皓所撰《唐刺史考全编》的益州部分来看，元和以后西川节度使再次入朝为官的占了绝大多数。在这种强烈的“恋阙”心理支配下，西川是不可能再度出现藩帅跋扈现象的。
再次，从其他地区征调大量“客军”入蜀驻防，削弱西川“土军”的力量。自唐文宗太和年间起，南诏看到唐朝南疆防御空虚，大肆起兵侵扰。《新唐书·南蛮传》言南诏凡“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为了稳固南疆，唐朝不得不增调大量的北方“客军”南下驻防。对此，学术界已有许多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赘述。所可议者，在元和以前西川仅仅依靠本道的军事力量就足以“西抗吐蕃，南抚蛮僚”。元和以后，吐蕃中衰，不复成为唐朝的威胁。但西川反在南诏的进攻下一败涂地，乃至需要从其他地区征调大批“客军”入蜀驻防。对于这一显著变化，恐怕很难以李德裕所谓“蜀兵脆弱”的说法来解释。胡三省就说“兵之强弱，在将不在兵……自唐以来，蜀兵号为懦怯，然韦皋用以制吐蕃而有余，未尝借工于他道也。至李德裕始募工于他道以治器械”。事实上，元和以后西川军事力量的衰弱是唐朝统治者一手造成的。刘辟之乱中，西川军在与朝廷军队的多次对抗中损失颇大。叛乱平定后，西川节度使一直由朝廷派遣文臣出任，他们虽然善于治理地方，却不习军旅之事，导致西川的军事力量非但没有得到恢复，反而进一步松弛下去。杜元颖出任西川节度使后“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被迫到南诏境内掳掠。因此，在杜元颖出任西川节度使的期间里，西川军几乎已到趋于瓦解的地步。西川军本土化的局面在太和三年（829）终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是年十一月，南诏大举北上进攻西川，许多驻守边境的蜀兵非但不组织抵抗，反为其充当“向导”。结果南诏大军顺利攻下街、戎、邛等川南州县，兵锋直指成都。面对南诏的凌厉攻势，唐朝连续征调东川、兴元、荆南、鄂岳、襄邓、陈许、神策、太原、凤翔、河中、郑滑等处兵马入援西川。此役之后，西川军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唐朝所釆取的措施不是重整西川军备，而是将河中、陈许等处“客军”留于蜀中。唐朝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鉴于西川军力的过于孱弱，文人节度使难以完成重整西川军备的大任。更为重要的是，削弱西川的镇兵实力是唐朝后期的一贯做法。与“土军”相比，“客军”只是羁旅在他乡，如果西川发生叛乱活动，他们参与其中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土、客军杂相驻防也能进一步防止蜀兵叛乱活动的发生。杜元颖之后，李德裕出任西川节度使，他在蜀中曾试图重整本道军备，但又认为“蜀兵脆弱”，“不堪征戍”，仍向朝廷请求将“郑滑五百人、陈许千人”留驻西川。此后，“客军”远戍西川等地成为惯例。因南方多瘴气，南诏一般会选择瘴气较轻的冬天进攻唐朝，所以这些远戍西川、岭南的“客军”也被称为“防冬兵”。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十一月，南诏再次进攻西川，与唐军大战于大渡河沿岸。是役，唐军参战的主要是兖海、忠武、徐宿三军，外来“客军”完全成为边防主力。
四、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代宗至宪宗时期西川的四次动乱活动，指出安史之乱后西川节度使的武人化倾向是动乱的根源。西川的动乱大都发生于节度使更替之际，但节度使在任期间基本保持稳定，并且能与朝廷保持良好关系，这是西川动乱与其他藩镇最大的不同之处。由于安史之乱后西川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所以唐宪宗在平定刘辟之乱后，又釆取分割属州、文官出镇与削弱西川军备等措施，最终实现了西川长达80余年的稳定局面。这些措施导致了西南防御的空虚，从而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南疆危机，成为唐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唐朝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作者简介：陈乐保，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来自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02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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