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被后世奉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1017—1073）入蜀为官，出任川东军事要地合州（治今重庆合川）的签书军事判官厅公事，四年后离任。此时的周敦颐虽然还缺乏南宋以来的耀眼光芒，但在学术思想和气象上已展露出不寻常的一面。早在20多岁时，周敦颐出任洪州分宁县（治今江西修水）主簿，受命外出代管附近的袁州庐溪镇市征局时，就吸引了不少当地学子，所谓“袁之进士多来讲学于公斋”。30岁时，周敦颐为南安军（治今江西大余县）司理参军，受到代理南安军通判的程珦的特别赏识，以为“气貌非常人”、“果为学知道者”，并命二子程颢、程颐兄弟从其问学，奠定了他们后来成为理学名儒的根基。学养不凡的周敦颐入蜀后也很快与一批蜀地学者建立了联系，相互间进行学术的切磋砥磨和传承授受。据记载，当时与周敦颐有交往的蜀地学者中，有姓名可考者8人，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周氏的同事和属僚，即时任知合州的何涉、任铜梁县令的吕陶、赤水县令的费琦和石照县令的王梦易；二是当地和附近的部分士子，所知有合州人张宗范、何平仲和遂宁人傅耆；三是周氏的姻亲蒲宗孟。另外，后来周敦颐还与成都人李大临有过交往。周敦颐与这批蜀地学者的交流讲论，丰富了正在崛起的蜀学的内涵，特别是在南宋理学大发展的情势下，这一历史积淀更成为四川地区乃至全国理学发展的推动力量，影响深远。过去虽有一些学者（包括笔者）谈及这一问题，但限于资料，论说尚有不足。兹谨在深入发掘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草成本文，冀对此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最后笔者将搜得的三篇周敦颐佚诗也一并附上，希望有助于相关的研究。

一、周敦颐与同事何涉、属僚吕陶等人的交往

周氏初入蜀时，由何涉任知合州，二人曾有一年多的共事时间。何涉（生卒年不详）字济川，南充人，著有《济川集》等。其人并非俗吏，而是有相当的学术涵养。《宋史》本传谓其“泛览博古，上自‘六经’、诸子、百家，旁及山经、地志、医卜之术，无所不学。一过目不复再读，而终身不忘。人问书传中事，必指卷第册叶所在，验之果然”，“长厚有操行，事亲至孝，平居未尝谈人过恶。所至多建学馆，劝诲诸生，从之游者甚众。虽在军中，亦尝为诸将讲《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周氏与学养如此深厚之人相处，自然免不了学术的切磋。而且，周氏门人傅耆在给周氏（时在合州）的一信中写道：“唱和诗、《济川集》皆已写讫……即得拜纳也。”这又表明，周氏曾读过何氏的文集，二人还有诗歌的唱和。基于这些因素，我们似乎可以说，周敦颐与何涉交往的学术含量可能不低，说不定周氏还多少受到何氏思想的影响。

吕陶（1027—1103）字元钧，号净德，成都人，皇祐元年（1049）进士。他比周敦颐小10岁，时任合州铜梁县令。今存《贺周茂叔弄璋》和《送周茂叔殿丞并序》两篇诗文，反映出他们二人的交往情况。其中《送周茂叔殿丞并序》是为送别周氏离任所写，由一首五言律诗和一篇长序组成。其序对周氏学问、政事和人品都有很高的评价：

舂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学博，读《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简洁有制，其政抚而不柔。与人交，平居若泛爱。及其判忠谀、拯忧患，虽贲育之力，莫亢其勇。滀之深，流必长；趋之端，适必远。扩而充之，斯民有望焉。然而常自诵曰：“俯仰不怍，用舍惟道。行将遁去山林，以全吾思。”其信道笃而自知明欤！

这些评价在潘兴嗣的《濂溪先生墓志铭》、蒲宗孟的《濂溪先生墓碣铭》和清江孔延之的《邵州新迁州学记》中大体也能找到，除了说明吕陶对周氏确实相当了解外，不足为奇。

该文更为重要的信息是，吕陶对周氏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和未来的可能走向有独到的认识。他在序文的开头就说：“君子能信道，不能必信于人；能自知，不能必知于人。得乎中不夺于外，环视天下而轻重在己，死生贵贱，否泰休戚，未尝少迁其思索，以戾其趋向，故能也。”接着在列举了一些古人的例证后又说：“君子之道，虽晦必明，虽屈必伸。盖圣人之待天下，必推之以至公而教存焉。”后文又有“或知之，或不知之，其君子之所不能欤！以君子之所不能，于君子何损益焉？惟知者可与言其然，惟不知者亦可与辨其不然”，最后的诗篇中还有“未易泛沧浪，时平斯道尊”之语。综括这些语言来看，无非是说，周敦颐属于“信道”、“自知”一类的“君子”，具有坚定的道学操守，精神风貌不同凡响；其人其学虽然在当时不易为人所知，但作为“君子之道”，“虽晦必明，虽屈必伸”，终有大放光彩、“时平斯道尊”的一天。联系到周氏在生前与身后、北宋和南宋迥然不同的地位，吕陶的这一说法无疑带有很强的预见性，而这恰是当时其他学者没有意识到的。

吕陶为文反对“侈词夸说”，主张“资治理之用”，治学则“以简易为宗”，实与周敦颐为文简洁、主张“文以载道”的思想相通。结合周、吕二人的交往经历，说吕陶接受了周氏思想的一些影响，或许并不过分。

周敦颐与成都人费琦（1027—1080）的交往也值得注意。费琦时任合州赤水县令，与吕陶“同郡又同为皇祐中进士”，“家甚贫，能力学，为辞章，声名闻闾里，举乡进士，在第一”，可见是有学术水平的。他与周敦颐曾一起游龙多山，有唱和诗篇8首。其中《喜同费君长官游》两篇唱和诗意在抒发各自的志趣爱好，颇可玩味。周氏云：

寻山寻水侣尤难，爱利爱名心少闲。此亦有君吾甚乐，不辞高远共跻攀。

费琦和诗云：

平生癖爱林泉趣，名利萦人未许闲。不是儒流霁风采，登山游骑恐难攀。

这两篇唱和诗反映出二人具有共同的淡薄名利、喜爱山水的志趣，他们一生主要都任官州县，沉沦下僚，似乎与此不无关系。其中费琦对周敦颐“儒流霁风采”的评价，与后来常被引用的黄庭坚“光风霁月”的论评也有相近之处。

另外费琦对周敦颐的才思敏捷也叹赏不已，曾将其与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并提，有诗为证：“夫君落笔尽珠玑，不比相如意思迟。从此合阳须纸贵，夜来新有爱山诗。”其中在“不比相如意思迟”一句下自注：“君只于肩舆往还，遂成三章，其俊敏如此。”

至于荣县人、合州石照县令王梦易（？—1086），曾为周敦颐所写、刻于温泉寺的《彭推官诗序》“题额”，二人也必有交往。只是岁月荒远，已不见有更多记载了。

二、周敦颐与当地及附近士子傅耆等人

的学术交往

傅耆（生卒年不详）字伯成，遂宁人，嘉祐六年（1061）进士，累官至知汉州。他“尝从周子游而接其议论”，现存有傅耆写给周氏的书信5封、与周氏唱和的诗篇2首，周氏写给傅耆的书信1封、手谒1件，从中反映出二人有较密切的学术交往。傅耆“少有俊才，年十四，荐于乡”，深得时任遂宁府小溪县县令陆氏（周敦颐妻党）的赏识。陆氏在“解官东归”、路过合州时特地向周敦颐作了推荐，周氏遂主动致书与其联系，傅耆也特地到合州面见了周氏。虽是初次谋面，但傅耆却为周氏所展现的渊深学识大为折服，自称“曩接高论，固多余意，行思坐诵，默有所得。俾不遂溺于时习，而失于古道也”，并表示“必待再卜言侍，以卒其业焉”。这里的“时习”，当是致力科举。我们知道，早在庆历年间，当十五六岁的二程问学于周氏之后，即“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可知傅氏之说反映了周氏一贯的重求道轻科举的教化思想。不过，正如二程没有即刻放弃科举一样，傅氏也没有完全脱除“时习”，自称“不得已”而“为时事所役，不克专一于道。日来复多作雕刻无益之词，以混吾常习”。尽管如此，周氏还是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寄给傅耆学习，注意对傅氏的“开发”诱导，傅在回信中有“屡得观雄文，以为模范”之语。其中对周氏写于合州的《说姤》一文深为佩服，称其“意远而不迂，词简而有法”，认为堪与唐朝大文学家元结（字次山，719—772）的文章媲美，“以之杂于元次山集中，能文之士观之，亦不能辨其孰周而孰元也”。即便是离开四川后，周氏仍然将自己的一些文章寄给傅耆。如在邵州（治今湖南邵阳）为官时，就把新近改过的《同人说》一文寄给时在嘉州（治今四川乐山）任官的傅耆。傅耆读后很受启发，认为“较以旧本，改易数字，皆人意所不到处”，并发出“宜乎使人宗师仰慕之不暇也”的感叹。《说姤》又作《姤说》，与《同人说》一样，都是属于解《易》之作。这些作品或认为是周氏散佚的《易说》部分，或认为是其《易通》（即《通书》）的部分内容。不管怎样，“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的周氏是以自己最擅长的《易》学授与傅氏，这就不能不说明他对傅氏的看重，也表明傅氏所得乃是周氏学术的精髓所在。

傅氏多次面谒周氏，又长期通过书信往来讨论学术、交流思想，故自感收获很大。他在《和周茂叔席上酬孟翱太博》一诗中这样写道：“升堂听高论，惟愁日景促。经义许叩击，诗章容往复。荷公引重语，玞珉变良玉。……清谈已忘倦，佳篇又相勖。毕力为徒弟，强勉攀高躅。”师生切磋共进的生动图景可谓跃然纸上。傅氏并表示愿意追随周氏的“行道”实践：“异时公行道，其势不可独。首愿策疲蹇，助公施蕴蓄。舒张太平策，散作苍生福。此心答此惠，庶几不忝辱。”尽管傅氏的学术探求并没有达到一流的水准，但还是名声在外，以至引起了侍父入蜀的理学家程颐的关注，程颐特地拜见了傅耆，并“手刺谒谢，为礼亦恭”。通过傅氏，二程对周氏的学术特别是《易》学可能有更多的了解，而这一点还是研究周程授受之说的学者迄今尚未注意到的。

除了傅耆以外，合州也有一些士子从游周氏，所谓“先生在合，士之从之者众矣”。今所知有张宗范和何平仲。其中张氏较为突出，周氏称其“有行有文”，名其所居之亭曰“养心”，并作《养心亭说》，对张氏进行劝勉。其说为：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致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此说“大抵与《通书·圣学章》相表里”，符合理学家“修养至圣”的思想，对张氏及当地其他士子均有教育感化作用。当时与周敦颐过从甚密的当地士子何平仲写有《题张氏养心亭诗》《留题养心亭诗》《和刘职方游张氏园亭诗》（已佚），说明此亭在当时是有影响的。

何平仲还写有《赠周茂叔诗》《闻周茂叔中年有子以诗贺之》和《题茂叔拙赋》三首诗篇。其中《赠周茂叔诗》有云，“智深大《易》知幽赜，乐本咸池得正声”、“几年天下闻名久，今日逢君眼倍明”，反映出对周氏学问特别是其《易》学的推崇。而《题茂叔拙赋》云：“伪者劳其心，关机有时阙。诚者任其真，安知拙为拙。舍伪以存诚，何须俟词说。”则意在发挥周氏《拙赋》宁拙勿巧、以拙为美、崇尚真诚的思想。

三、周敦颐与姻亲蒲宗孟的学术交往

蒲宗孟（1028—1093）字传正，阆州新井（治今四川南充）人。皇祐五年（1053）进士，官至尚书左丞。其父蒲师道为天圣八年（1030）进士，家中藏书甚富。嘉祐四年（1059），蒲宗孟有事路过合州，“与周君语，三日三夜。退而叹曰：世有斯人欤！”对周氏一见推服。其时周氏刚刚丧偶，蒲氏遂在次年以其妹嫁之。因有这层姻亲关系，他们的交往当更密切。但现存资料不多，在他们的诗章往复中，仅存蒲氏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正月写寄给周氏的10首诗篇。当时周敦颐赴任永州（今属湖南）通判，路过武昌时作书给蒲宗孟，并以一轴新诗相寄，蒲氏得书后写下了这10首诗篇。其中第三首说周氏“喜静心长在，耽诗性最欢”、第七首说周氏“山水平生好，尝来说退居”，反映出周氏主静、喜诗、好山水之乐等一贯的生活情趣。第十首涉及学术：“诗社久零落，所传毛、郑余。先生守章句，后辈老虫鱼。大义谁窥觑，微言尚阔疏。烦君来就索，但恨未成书。”反映出蒲氏鄙弃章句训诂、注重微言大义的经学思想，而且说明他当时正在致力于《诗经》的研究，并与周氏有所交流。蒲氏的《诗经》学后来似有成书，时人冯山（遂宁人）《与蒲宗孟传正察推》诗载：“十篇《诗总解》，金玉自磨戞。往时草草读，恨不见本末。全编使我尽，万漏都一括。诸君好诗学，论议每相轧。破碎失本源，十尝见七八。圣途久荒废，怜君力锄鏺。”这里的《诗总解》，似指蒲氏作品，冯山对其评价颇高。

蒲宗孟还为周敦颐撰写有《墓碣铭》。此文虽然受到南宋朱熹的批评与删改，认为其中谈及的周氏支持变法、喜好山水、喜好与方外人士交往等情况有损周氏的纯儒角色，但实际上却真实地记录了周氏的生平事迹，也反映出二人交往相知之深，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另外，周敦颐晚年在寓居江西时曾与成都人李大临有交往。李大临（1010—1085）字才元，嘉祐二年（1057）进士，官至知制诰。为官“清整有守”，直言敢谏，是著名的“熙宁三舍人”之一。他在出任江南西路转运使时，曾“以诗谒先生于濂溪书堂”。诗云：“簷前翠霭逼庐山，门掩寒流尽日闲。我亦忘机淡荣利，喜君高躅到松关。”展现了他们淡泊名利的共同志趣。周氏很重这份友情，在李母过世时专作《慰李大临才元疏》，表达哀思。至于他们是否还有学问的相互探讨，则未见记载。

综上考述，周敦颐在四川虽然只有四年多的居官生涯，但却结识了不少有学问的蜀中之士，有的还保持了长期的学术交往，从而与蜀学发生了初步的联系。同事何涉“泛览博古”、“无所不学”，“从之游者甚众”；属僚吕陶、费琦也是“力学”之人；姻亲蒲宗孟出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也很有学问。他们与周氏过从往还，自然或受周氏学术之惠，或对周氏学术有增益之功，同时也丰富了蜀学的内容。而周氏又依靠其渊深的学识吸引了一些蜀中弟子，如“少有俊才”的傅耆、“有行有文”的张宗范，周氏或通过面谈、或通过书信文章来“开发”劝勉他们，促使他们学更精进，从而有助于蜀学的向前发展。而且，从周氏的交往面来看，这些学者的籍贯散布于川东、川西和川北各地，通过他们，周氏的学术思想也开始在四川零星地传播，并成为南宋四川理学更大发展的基础。当然，由于此时理学才逐渐兴起，周氏的学术取径和学术成就还不大为人所知，所以周氏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很低，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学者加以抉发和宣扬，故而周氏对北宋蜀学的影响十分有限。况且当时蜀学还处于草创阶段，眉山三苏尚未崛起，整个四川地区的学术文化发展水平还比较有限，反映到周敦颐这些讲友、弟子们身上，就是成就不高，没有跻身一流，有些后来甚至默默无名，所以周氏对北宋蜀学的影响基本上没有明显的扩展和延续，当时一些有关周氏行迹的文字和实物甚至也逐渐消伏。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低估周氏入蜀为官这一历史事实。南宋时期，伴随理学的迅猛发展，周敦颐的学术影响不断扩大，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不断上扬，终至升格为理学的开山祖师，其所开创的理学也由民间的社会思潮而升格为官方“正学”，并在全国形成扩展普及之势。在这一潮流中，一些蜀地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动力就有周氏在合州任官这一事实。譬如曾广泛搜集整理周氏遗文遗事而编纂周氏《文集》和《年表》的理学家度正（1167—1235），就是合州人。他在《书文集目录后》曾有这样一段自述：“正往在富沙（时为福建一县，度正1197年从朱熹所学之地），先生（指朱熹）语及周子在吾乡时，遂宁傅耆伯成从之游，其后尝以《姤说》《同人说》寄之。先生乃属合寻访，后书又及之。正于是遍求周子之姻族，与夫当时从游于其门者之子孙……”后又在《书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后》说：“正少时得明道、伊川之书读之，始知推尊先生。而先生仕吾乡时，已以文章闻于当世。遂搜求其当时遗文、石刻……”可见度正最终能完成周氏《文集》和《年表》的编纂，是与周氏曾在其家乡合州任官这一事实的激励分不开的。著名理学家、蒲江人魏了翁（1178—1237）在任潼川府路提点刑狱公事兼权转运判官时，汲汲于周敦颐政治地位的提升，曾专门上书为周氏请谥并获得成功。他之所以上书，就因为周敦颐任官的合州恰在其管辖范围，正如他自己所说：“臣曩者本为周［敦］颐尝仕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请。”瑐瑡显然，度正、魏了翁的这些活动，受到了周氏为官合州的直接影响，且是以蜀人的身份并主要是在蜀地进行的，因此不但显著地提高了周氏的地位，也丰富了蜀学的内涵，特别是促进了蜀中理学的向前发展。

最后，笔者将搜得的周敦颐三首佚诗抄录于下。这三首诗不见于历代周敦颐文集，也为新出的《全宋诗》（包括《订补》）失收，是否确为周敦颐所作，笔者不敢妄断。希望有关学者加以研究，并辨其真伪。

天池

清和天气年能几，短葛轻纱近水涯。风似相知偏到袖，鱼如通信不惊槎。

笑凭山色倾新瓮，醉傍汀阴数落花。啸傲不妨明月上，一行归路起栖鸦。

观巴岳木莲

仙姿元是华巅栽，不向东林沼上开。嫩蕊晓随梅雨放，清香时傍竹风来。

枝悬缟带垂金弹，瓣落苍苔坠玉杯。若使耶溪少年见，定抛兰桨到岩隈。

冠鳌亭（绵竹）

紫宵峰上读书堂，深锁云中久不开。为爱此山真酷似，冠鳌他日我重来。

作者简介：粟品孝，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宋史、巴蜀历史文化。

文//来自于《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5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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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

睹乔木而思故家

考文献而爱旧邦